这里是老北京-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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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锋一转说花鸟（3）
时间忽然来到数年之前，北京某报邀我写一篇介绍台湾饮食文化作家唐鲁孙的稿子。为此我翻阅了他的几本文集。这位老先生实在是位“旗人中的奇人”。他是光绪皇帝珍、瑾二妃娘家的族孙，幼时生活自然是优裕的，成年之后又讨到一份美差，经常可以到各省去吃饭，吃饭是他的副业，而正业是邮政上的视察。他正业一般，而副业极其出色。然而再出色也只是“记在心里”，从没向外边宣扬。这大约也是他旗人的见识，觉得吃饭乃人生的小道，不值得宣扬，自己又不能继续祖先“马上”的功业，甚至因此还有些悲哀。他在1946年到了台湾，一直工作到退休，这才发觉以撰写文章打发“有涯之生”是个好方法。于是信笔写来，一发而不可收，洋洋洒洒写了十二本书，在海外华人界内赢得了极大名声。还没等这名声扬至最高点，唐老先生就驾鹤西去。我这次读他的集子，又有了意外的大发现。原来他很早就写过灰鹤，是说它先飞到山东孟子的老家，在其门前的数排高树上住下，每日都从门前河中捉小鱼去喂养幼鹤。有一段话特别生动，因该书不在手边，我只能述其大意：那大的灰鹤把小鱼带回到树上，幼鹤匆忙从窝里出来，扑棱着幼小的翅膀“要吃的”。大灰鹤心说“小东西们呀且别急，你们得等我从胃里边往外‘咳’啊‘咳’”——那些先期吞下胃袋的小鱼，就随着大灰鹤翅膀猛劲地拍打，有些被“咳”出来掉在窝里，小灰鹤扑上前就分而食之，也有些被“咳”出并颠出了窝外，不巧，有些就掉在大树的树杈上了。当地老乡看见，就用竹竿从树干上“梆”这些鱼，等它们掉落于地上，就捡起来煮着吃了。此后，凡是有“噎嗝”毛病而久治不愈的人，只要吃了这样的小鱼，就百分百能够痊愈。我非常看重这段传说，灰鹤不仅是北平城中“能飞的帝王风景”，而且还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密切相连，何况它还能帮助孟夫子故乡的人医疗古怪之病呢。有了这几桩优点，灰鹤难道还不值得纪念么？从20世纪30年代之后，它们飞临北平就渐渐稀疏了。为什么？多少年连续的兵荒马乱，北平城里城外经常高耸着的枪口，真让它们感到不安全了。但就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它们还偶然出没于故宫某些没公开开放的区域的上空。当时朱家溍先生正在故宫供职，他曾多次看到灰鹤在昔日慈禧做寿的翊坤宫翊坤宫在明代时为西宫皇后的住处。清代慈禧住储秀宫时；每逢节日就在这里接受妃嫔们的朝拜。据说翊坤宫是故宫最早用电的宫殿，廊子上方的两个铁环据说是婉容皇后拴秋千的地方。想来昔日里阳光明媚的春日，也会有轻衫绿袖少不经事的宫人嬉戏吧。的松柏树枝桠上飞起飞落。再往后，灰鹤似乎就断了踪影。这需要从它的实际遭遇着想：昔日北飞的途程中，湿地越来越少，高楼大厦也冲天而起，它们哪还敢乱飞呢？一些小型飞禽误打误撞飞进北京的公园中，最后被猎枪索命的事，也让这些善良的禽鸟吓破了胆……
这几年，我不断忆念着这些灰鹤，它们与太庙的松树合组成一幅幅的“松鹤延年”图景，属于吉祥的象征。我们为什么不能在大量楼盘的开发中，给灰鹤的重新进出北京，“让”出一条安全的通道呢？为什么不能沿途再开出一条湿地的路线，让它们在往返中能够自由栖息呢？
千万别小看这牡丹与灰鹤，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们是上千年的北京的“市魂”。相信今后的外国友人听到这些故事，肯定对牡丹与灰鹤的激情，会超过我们许多倍的。
谈到这里暂告一段。至于如何整治环境，如何使牡丹与灰鹤再生，我将放到后边再讲。真正对北京市有大作用的活动与实践，我将在随后的正文第十章中去谈。第
放眼水系与城垣（1）
说起北京的定都，不能忘记三个人。第一个是元朝的君主忽必烈。早在元朝定都北京前，他带兵从北部南下，来和占据北京的金王朝打仗。金王朝当时在北京设立了“中都”，中心位置在今天广安门附近。而忽必烈下榻的位置，则在今天北海公园一带，那里有山有水有树还有很好看的石头，忽必烈就记住了这个美丽的地方。等他后来把金王朝打败了，忽必烈下令定都北京，这就是元王朝的大都了。第二个人就是忽必烈的臣子，是汉人，叫刘秉忠，大概还是个部长级的官员。忽必烈很信任他，把平地建造北京元大都的任务全权交给了他，据说他们君臣之间还有过几次推心置腹的谈话，刘秉忠这才全力以赴地干起来。刘在学问上是多面手，但难能可贵的是他很懂哲学。他三下五除二，就把未来的大都勾勒出一个大轮廓：最中心就是言菊朋说的“黄圈圈”——皇帝的宫殿，外边一些则有大一些的皇城“小圈圈”，然后最外边才是那最大的“大圈圈”。大都当时还没有“凸”字形的外城，所以内城城墙就是城墙的全部，也就不分内外了。
以上说的是最简约的北京建城经过。现立于广安门立交桥东北一侧的滨河绿地上建起的“蓟城纪念柱”，作为代表宣武区的一座城市雕塑，侯仁之教授所撰《北京建城记》一文也镌刻在柱前石碑上。“北京建城之始；其名曰蓟。《礼记·乐记》载，孔子授徒曰：‘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史记·燕召公世家》称：‘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燕在蓟之西南约百里。春秋时期，燕并蓟，移治蓟城。蓟城核心部位在今宣武区；地近华北大平原北端，系中原与塞上来往交通之枢纽。蓟之得名源于蓟丘。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有记曰：‘今城内西北隅有蓟丘，因丘以名邑也，犹鲁之曲阜，齐之营丘矣。’证以同书所记蓟城之河湖水系；其中心位置适在今宣武区广安门内外。蓟城四界，初见于《太平寰宇记》所引《郡国志》，其书不晚于唐代，所记蓟城‘南北九里，东西七里’，呈长方形。有可资考证者，即其西南两墙外，为今莲花河故道所经。其东墙内有唐代悯忠寺，即今法源寺。历唐至辽，初设五京，以蓟城为南京，实系陪都。今之天宁寺塔，即当时城中巨构。金朝继起，扩建其东西南三面，改称中都，是为北京正式建都之始。惜其宫阙苑囿湮废已久，残留至今者惟鱼藻池一处，即今宣武区之青年湖。金元易代之际，于中都东北郊外更建大都。明初缩减大都北部，改称北平，其后展筑南墙，始称北京；及至中叶，加筑外城，乃将古代蓟城之东部纳入城中。历明及清，相沿至今，遂为我人民首都之规划建设奠定基础。综上所述，今日北京城起源于蓟，蓟城之中心在宣武区。其地承前启后，源远流长。立石为记，永志不忘。时在纪念北京建城之三千又四十年。”后来，我有一次在侯仁之前辈家中与他闲聊，倒是闲聊中他的一个说法，我以为更实际。他大致是这样说的：“但凡一个城市，总得是位于几条来往大路的交叉点。北京呢，自古就处在三条大路的交叉点上，一条是东北来的，一条是西北来的，再一条呢，就是从北京向西南延伸，穿过了永定河（古时叫芦沟河），一直延伸到山西。最初，三条大路会合在芦沟河的北岸，按常规说在北岸建立城市是合适的。可这样的造城运动刚刚开始，人们就发现不成，因为每年夏天芦沟河总要发大水。大水一来，整个城市顿时就汪洋恣肆，人民的生命财产就会全都被吞没。最后人们被迫把建城地点向着东北迁移，于是才有了今天的北京城……”两者相比，我觉得是侯老的叙述更生活化，也更实际。
放眼水系与城垣（2）
下边，咱们就从忽必烈下令建设北京的时候往下讲。
但凡地球上的重要城市，总需要在临近水系的地方建立。水，是养育生命所必需的，更是维持一个城垣的基本条件。在我国的北京小平原的这一块土地上，曾经有过丰富的水资源，既包括河流，也包括各样的湖泊、沼泽与湿地。当北京的原始人出现后，最早居住的地点是小河旁的台地——就在河的近旁，有着连续几个小小的台阶，每个台阶相距不远，一旦洪水来临，当淹没了低一级的台阶时，人们便早登上了高一级的台地上躲避。躲避过几次，人们也认识了自然的规律，究竟应该在哪个台地上建立永久的居住地，心里也就有了底。最早的北京人，在经历过几次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的洪水之后，他们才猛然意识到：必须后退！于是他们在距今八百五十年之前，在如今北京广安门的西南，建立起第一个有史可查的城垣——蓟。
再一点，中国古来的集市贸易要有两个条件：一是“日午”，二是“井边”。前者是天气要温暖，后者要使得交易者能够随时喝水。等集市逐步发展到乡镇和城市时，“井边”就势必要变成临近“水系”了。等乡镇扩大到一定程度，自身就要具备一定的形状，一旦拥有足够的人群，在众多分散住宅的四周，就要筑城保护自身。城垣一出现就是有形状的。中国古老哲学提倡“天圆地方”，最早周王朝的城垣就是一个匀称的四方形。城垣里的最小单位，是统治者的院子，要有等级不同的住房，以及登高瞭望的堡垒。这两样一结合再扩大，就变成城垣的城墙与城楼。在此后的漫长时期中，城垣的形状都是正方形的。其后的秦朝一变，依照地势起伏建造了连绵几百里的阿房宫。到了唐朝，又恢复了周王朝的正方形。到元代大都建立时，采取了“三城相套”的格局。最核心处是宫城，外围些是皇城，最外围才是正方形的大都城。东、西、南三面都各开了三个城门，唯独北边只有两个，在北边的正中没有城门。这大约是中国都城成熟的标志：皇帝要面南背北，所以他背后不能开门，恐怕王气因此而泄漏。这更可以打一个比方，《三国演义》写诸葛亮防止自己死后魏延叛乱，就把一幅密令交给了自己“文臣”方面的继承人姜维。等到后来魏延果然不服将令的时候，大臣杨仪要魏连喊三声“谁敢杀我”，相约等第三声叫过再没动静，杨仪就向魏交权。结果等魏踌躇自得地喊到第三声时，在其身后果然就有人应声：“我敢杀你！”说话者乃汉将马岱，他手起刀落，杀了魏延，完成了诸葛临终前之托付。大概后世帝王从中借鉴，要防止身后有不轨之人埋伏，这或许也是“身后（也即是北方）不能开门（站人）”的深层道理。
试问人类为什么要建造城市？城市的本质是什么？不妨这样回答：当人群具有了足够数量之后，他们需要获得一种安全感，于是就自己“画地为牢”，用一道城墙把自己封闭起来。所以从本质上说，城墙的本质是自我封闭，但城中和城郊的市场，却又与城墙本身相辅相成，市场的本质是开放和搞活。但是，人们有了城墙，就又得设立城门，以供人群的出进。再，一道城门或许还嫌不够坚固，于是又创造出在城门外再设立一道箭楼，并在箭楼与城门之间围绕起两道弧形的瓮城。不仅便于保卫，而且还可以把少量敌人引进来“关门打狗”。这一套城门、箭楼、瓮城本来都是为实用而产生的，后来慢慢“军转民”——北京各个城门在市民生活中派上了不同用场。明人史玄《旧京遗事》有记：“京师九门，皆有税课，而统于崇文一司。原额岁九万余两，今加至十万余两，例加也。各门课钱，俱有小内使经管收纳。凡男子囊袱骑驴，例须有课，轮车则计囊袱多少以为算榷。至于菜茄入城，乡民亦须于鬓边插钱二文，以凭经税小内使径行摘之，彼此不须相问，甚可粲也。鸡豚必察，不知何年经始历阶，今遂为司农正赋耳。又长安大城内宰猪，例于诸门外屠割入城，每猪税二十五文。终朝之入，坊巷闲民暗计用猪多少以占市事，垄断之用术不在商而在朝也。”此例沿袭到清朝，这种逢人纳税、遇路留钱的“世相”仍然盛行。清人查嗣瑮曾有诗云：“九门征课一门（按：崇文门）专，马迹车尘互接连。内使自取花担税，朝朝插鬓掠双钱。”至于这些零星盘削的税赋，多少用做了王宫内室的珍馐和胭脂钱，只有那些尽职尽责的税官们清楚了。比如说，处在北京正中心位置的前门，主要用于商业；崇文门连着旧日海关，供商人随时出入；宣武门外是宣南文化的发祥地，赶考之人出入比较多；西直门主要是为皇宫运送西郊的泉水；朝阳门担负从通州运粮食的功能；德胜门是军队出征的经由之地，等军队回归，则就要进安定门了。如此种种，日久天长，实用基础上又增添了审美价值。刘秉忠的贡献还在于，他为元大都设立了城市的中轴线，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