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是老北京-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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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不懂得故国，就不懂得今天的来之不易。把今天的一切看得太容易太简单了，就写不出有厚度并能历时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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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锋一转说花鸟（1）
引录文字业已结束，从现在起，我开始自己的叙述。我谈北京，自然会说到它各种的重要的项目，但在这开篇之际，却要话锋一转，先要说业已消失了的一花一鸟，说一说两件被消灭了的北京风物：中山公园里的牡丹，隔壁太庙中的灰鹤。它们确实不大，但都曾是饱含文化意味的活物儿，因此就格外让人缅怀不已。应该承认，这两件活物儿，也就是北京这个“故国”时期活的象征。
有些奇怪么？上一节引录的那许多前辈，有许多还应该是我父母的前辈，他们回忆北京的文字，他们抒写对北京的感情，大多直接与国计民生紧紧挂钩，有很强烈的时代精神。可作为一名小小后辈的我，为什么话锋一转，就要谈什么一花一鸟了呢？我是否也太无聊太软弱了呢？
容我申辩。第一，我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我从小就没听见过枪炮声。第二，这篇要谈及的一花一鸟，确实又是老北京极其重要的两桩风物。它们本来很和平地留存、衍生于北京，是近代各式各样的炮火枪声干扰并驱赶了它们，让它们无法继续生存。从这个意义上，故国无端的炮火是有罪的，而这些活的风物是无辜的。我，作为众多后辈青年中的一个，阴错阳差地赶上了它们的余脉，就赶上那么一点点，但也就是这样的一点点，就让我终生难忘了。这次写书写到了这里，终于有机会让我一吐为快了。
先说牡丹。说一说生长于中山公园里的牡丹。中山公园，原址为明清故宫的社稷坛，位于天安门与端门之右，乃明、清两代帝王祭祀社（土神）和稷（谷神）的处所。民国初年，北京政府“辟新华门为敷政布令之地”，禁地既除，“遂不得不亟营公园为都人士休息之所”。（引文为朱启钤著《中央公园记》）1913年，时任交通总长的朱启钤视察社稷坛，看到历经世变后坛内已是“古柏参天，废置既逾期年，遍地榛莽”，“以如此名地废弃可惜”，欲辟为公园。第二年，朱启钤改任内务总长兼京都市政公所督办，“辟坛为公园之议”遂得到落实。1914年秋，段祺瑞、朱启钤等六十余人发起筹办公园的募捐，不及半年得募款四万余元，其中个人捐款以徐世昌、张勋、黎元洪和朱启钤为最多，每人捐款在一千至一千五百元间。董事会由此产生（凡北京市民每年捐款五十元即为董事），朱启钤被推为董事长。董事会负责为公园的经营拟订了《公园开放章程》，并以公园“地当九衢之中”，命名为“中央公园”。1914年9月，公园对公众试开放。10月10日国庆纪念日，公园正式开放，“是为北平公园之始”。（此说据陈宗蕃《燕都丛考》，北京古籍出版社1991版）1928年7月，“中央公园”奉北平市政府令改称“中山公园”，1937年10月因日据原因又恢复“中央公园”原名，抗战结束后复改称“中山公园”，其名沿用至今。牡丹是中国的国花，它的花、叶、茎、根，到底怎么美都无须我细说，我只讲讲对它的认识过程。我祖父住家在和平门里的绒线胡同，步行到中山公园是很方便的。就在临近新中国成立与新中国刚刚成立之间的那几年，我时常由大人带着，步行到“公园”（它是中山公园的简称）看牡丹。就在一进门的西侧，有“很大很大”的几个花坛。我去的时候当然在花期，花谢了之后，又有学画的人专门画它的茎与根。我这时才发现，牡丹全身确实都很美。牡丹花苑旁边有一大片的金鱼木盆缸，它们露天摆放着，一个个大绿色木盆中，都有不同品种的龙睛鱼在自由地游荡。牡丹与金鱼（只是硕大的龙睛鱼）是相得益彰的，缺了谁也不行，但其中领衔的还是牡丹。我曾盛赞“公园”的牡丹，但大人摇头，说更好的牡丹在南城的崇效寺，那儿的品种更多，花的植株更高，花朵也更大。邓云乡《鲁迅与北京风土》宣南二寺中有记：1913年5月5日，先生“下午同许季士往崇效寺观牡丹，已颇阑珊，又见恶客纵酒，寺僧又时来周旋，皆极可厌”。显见心情不是太好的了。5月5日，恰是鲁迅到京城一周年的纪念日，时方谷雨，恰好节令，正是赏花观景的绝妙时节，而鲁迅却乘兴而去，扫兴而归，确是让人遗憾。鲁迅先生当时住在城南南半截胡同山会邑馆，距枣林前街斜行过去的崇效寺山门前，只有区区的三里之遥。崇效寺不大，只不过是一座佛院而已。其规模和名气的由来，主要因为花事。20世纪30年代每到花期时，北平的电车汽车厂子都开设专线，由内城直达那里。传说在它的花期中，整个北京全都“游人如织”。还传说新中国成立时，朱德总司令专程驱车去崇效寺看过墨牡丹呢！可惜后来南城要盖工厂，就把崇效寺给拆了。拆除之前，分三批把那儿的牡丹移栽到了公园。牡丹生性最怕移栽，结果死了不少，能活下来的，花朵少了，同时也小了。后来我看到的牡丹，就是这“朵少了也小了”的。再往后，中山公园也不栽牡丹了，牡丹又移栽到了颐和园，就在东宫门刚进去的那块地方，花的植株矮了，朵也更加“少了和小了”。 电子书 分享网站
话锋一转说花鸟（2）
新时期中，经张恨水作序的《北平游览指南》得以再版，书前有一组模糊的照片，其中就有崇效寺的牡丹。植株高与人齐，花朵有脸盆大小，这都是我绝没想到的。再后来，我购到《北京工商史话》一书，最后一篇文章是《牡丹之特点及培养方法》，作者佚名。其中说道：牡丹寿命长短，以地理为主，如其托根得所，其寿命即长；如是地脉不良，再加以人工不良之剪裁，使植物全体不得休养，其寿命即难永久。笔记所载，有千年以上者甚多。即从近代实践中，如甘肃某地山中，解放后伐森林，发现古庙一处，地势广大，建筑如新。庙内有大牡丹数十棵，独本者干径多在三十公分以上。丛生者多，皆高达十米，花开极繁，开辟以后设为公园，管理人马国瑞曾在五三、五四年两次来到北京，因会谈得知。又，北通县东二十里，有三义庙后殿阁宇七间，前有大牡丹花树四棵，高在十米以上，开花极多，可在楼阁之上赏花。余年十二岁时，同塾师往观一次，清庚子年，被八国联军焚毁。北京市东郊，东岳庙方丈院内，有唐花牡丹四株，高有三米，每株开花都在三百朵以上，解放后改为学校；又白纸坊崇效寺牡丹清人洪亮吉《卷葹阁诗文集》中有记崇效寺观花。邓云乡说：“门前见树尤绝奇，屋畔无枝不娟好……海棠无言压桃杏，莺声不来空昼永。寻廊万点白参差，恍若银河泻星影。闲心爱看日午花，采色讵似残春葩。”这是两百年前的崇效寺的花事图景，当时是以丁香、海棠著称的，所以诗中有“万点白参差”的描绘。可是后来崇效寺丁香凋零，牡丹葱茂，独以牡丹著称。洪亮吉诗中的旧景，就剩下那句“门前见树尤绝奇”的”故国乔木楸树了”。既多，在北京市是最著名的。解放后建为工厂，将全部牡丹移植中山公园，因为地势关系，移动了两次，合为三迁之荣。不数年死者不计外，勉强活者，寥若晨星矣。可惜佳种一失，即山东菏泽亦难寻觅。可见移植关系，甚宜研求之。请注意最后的五个字“甚宜研求之”，说得何等委婉，其内心早就在流血了。
在我近年研究京城文化之际，这牡丹就越来越给予我一种心象：在中轴线西侧社稷坛“五色土”的四围，同时也是在辛亥革命后的五色旗映照之下，还幸运地环绕着姚黄魏紫一族。它们十分安然又欣欣向荣地生长着，正反映出20世纪初年中华民族的一种延续或凝聚。
说过了中轴线的西边，再去看它的东边。那里是太庙邓云乡《燕京乡土记》中记：太庙旧时还有一样奇物；就是灰鹤。这是一种在参天柏林中营巢的候鸟，春来秋去，浅灰色，比丹顶鹤小。北京只在太庙中有。《旧都文物略》也记云：“其东林木幽邃，有灰鹤巢其上者千百成群，为它处所罕觏。”太庙进门后东南一大片柏林，旧时四周有栏杆，人不能进去，小立栏杆边，静静地望着林中灰鹤来去，上下飞翔，是充满了寂静的生趣的。我曾多少次和先父来这里，在露椅下静静地坐着，望着那柏树林深处浮动着的阳光、轻雾，从那柏枝密处突然飞起的灰鹤，再过去那高大的红墙外面，就是丁丁当当响着有轨电车的闹市，而这里却那么静，静得似乎那远处灰鹤起飞，拍打翅膀的声音都能听到，我不禁想起《庄子》上的话，“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息以相吹也。”在这静中，似乎清晰地听着生命的、历史的脚步声……，高大的殿宇前，是有*百年的松柏树林，最古老的柏树要数辽代的了。每年春三月，总会从南边飞来一些灰鹤，它们从江苏北部的湿地起飞，一路左顾右盼，最后飞到华北平原，几经选择，总是在北京太庙上空转几个圈，最后选择松柏树丛降落。它们栖息于此。每天成年仙鹤要飞到中海和南海去“捕”鱼，然后衔回到太庙的树上喂他们的孩子。等感受到秋凉，它们又依照原路飞回苏北……这样的行程不知起于何时，我只知道苏北的那许多湿地是仙鹤家族的祖居之地。有丹顶鹤，有乌羽鹤，也有灰鹤。在北宋的时候，它们是飞向都城汴梁的，宋徽宗画的《瑞鹤图》的下部，是宫殿的屋脊，其檐角高高向天空挑起，虽然国运不济了，但建筑上的气势还在。至于那鹤，似乎不是丹顶鹤，也不是灰鹤。但鹤类喜欢“故国”是有传统的，最近的证据就是《瑞鹤图》。鹤类为什么后来舍弃了汴梁一线，恐怕还是和生态有关。灰鹤选择了北上，同时又一定要栖息太庙，这不知是否是历史的巧合，但作为一种“天象”或“天意”，就已经让民国时期的北平人士感到满足了。这，似乎是上天的一种赐予，好好善待灰鹤，应该是分内之事。于是，每年在灰鹤降临之后，刚刚变成公园而开放的太庙，工作人员便在灰鹤活动的四围用绳子在松柏树的腰间围绕一圈，游人也自觉不再进入。为了更好地欣赏灰鹤的行止姿态，太庙在绳子外设置了茶座，有雅兴的游人索性坐下来，慢慢地品，悠悠地看。这样，北平便又多了一道新的景观。后来成为文学大家的梁实秋，其时正在清华大学读书。与他谈恋爱的程季淑，则在一所女子中学任教。梁每次去看女友时，都不能直接进入女子中学，而只能在学校的传达室等待季淑出来。对谈之际，又常因窗外有偷听的女生，他俩觉得尴尬，最后索性“挣扎”出来，一起奔向太庙，因为那是灰鹤到来的季节，季淑又是最爱看灰鹤的。他俩公然在茶座边坐下，这举动在当时是极大胆和极奔放的，引得其他游人频频回望。我猜想，这些人的回望，让梁实秋充满了自豪。我甚至认为，梁实秋后来小品文章之所以写得那么好，跟他这段生活也不无关系。
话锋一转说花鸟（3）
时间忽然来到数年之前，北京某报邀我写一篇介绍台湾饮食文化作家唐鲁孙的稿子。为此我翻阅了他的几本文集。这位老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