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文化-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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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朝以来，历代帝王都非常热衷、重视泰山封禅，先后有秦始皇、秦二世、汉武帝、汉光武帝、汉章帝、汉安帝、隋文帝、唐高宗、唐玄宗、宋真宗、清代康熙、乾隆等帝王朝拜泰山。
秦始皇于公元前219年举行泰山封禅的活动。他先到峄山（今山东邹城市境内）立石歌颂自己的功德，后到泰山脚下召集齐鲁儒生商议封禅大典的具体仪式。因儒生们众说纷纭，刚愎自用的秦始皇一气之下贬退了众儒士，带领文武大臣按照自己设想的仪式登上泰山封禅：开辟山路，登上山顶刻石记述自己的赫赫功业；采用秦国在雍祭祀天帝的形式完成“封礼”；然后下山“禅于梁父”，完成“禅礼”。事实上，秦始皇的封禅活动是将原始、简朴的齐地封禅说改造成政教合一的受命就职典礼，提高了封禅大典的神圣性，扩大了封禅的社会影响，促进了齐鲁文化的传播。
汉武帝刘彻是到泰山封禅次数最多的帝王，曾进行过八次泰山封禅活动，其中正规、高规格的封禅就有五次。封禅之前，汉武帝明确提出了封禅的三个条件：必须一统天下；必须天下太平、长治久安；必须有祥瑞不断显现。至今，泰山仍然保存着汉武帝封禅的遗迹：明堂遗址、手植柏和无字碑。
唐高宗是唐朝第一位泰山封禅的皇帝。公元665年，皇后武则天为了提高自己的声望，向唐高宗提出泰山封禅。当年十月，唐高宗和武后率领文武百官及其他各国的使节、酋长等前往泰山，历经两个月的长途跋涉终于到达泰山脚下。第二年元月三日，唐高宗和武则天一同举行了历史上唯一的一次皇帝、皇后共同封禅的仪式。
宋真宗赵恒是中国历史上泰山封禅规模最大的皇帝。公元1008年10月，他率文武百官从京都汴梁出发，经过17天的跋涉终于抵达泰山。当月24日，在泰山极顶以隆重的仪式封祭昊天上帝和五方诸神，下山后又以同样隆重的仪式在社首山禅祭地祗神，从而完成封禅大礼。此次封禅活动也是帝王的最后一次封禅泰山。此后的历代皇帝或派人到泰山代祭，或至泰山致祭，但都已不再具有泰山封禅的仪制与规模。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三章 齐文化与鲁文化（15）
历代帝王通过封禅、朝拜、祭祀泰山，树立了自己的至尊地位，巩固了自己的统治，泰山也在这个过程中逐渐被抬升到无比神圣的高度。
一座自然的山岳，由于政治的需要，受到中国古代历代最高统治者的亲临封禅和祭祀，并延续了数千年，这乃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文化现象。
第五节齐鲁商业文化
齐鲁商业文化兴起于商周，成型于春秋战国年间，两汉时基本成熟，且在此后的各个朝代进一步发展与完善，并在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繁荣、工商管理政策的制定与完善、经营之道及商业经济思想的形成与发展等方面，对中国古代商业文化的形成有着显著影响，成为中国古代商业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先秦时期，齐鲁的商品经济就已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至秦汉时期一直没有动摇。这种局面的形成既与齐鲁的地理环境、人口因素有关，也与国君的工商管理政策相联。
对齐鲁之地的开发很早就已开始，但境内多丘陵，而且土壤为沙质，发展农业难度很大，而桑麻、渔盐等却较为适合。此外，齐鲁地处交通要道，是商贾的必经之地，“吾国（齐国）者衢处之国也，远秸之所道，游客蓄商之所道，财物之所遵”，便利的地理环境为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再者，齐国在建国初期“人民寡”，为了弥补农业“少五谷”的不足，只能因地制宜，扩大商品生产的规模。地广人稀的“国情”无疑对扩大桑麻等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极为有利，于是有了齐地“膏壤千里，宜桑麻”之说。而鲁国由于封土面积较小，随着人口的繁衍增殖，至西汉时已出现“地小人众”的窘境。为了生存，人们除了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外，只得从事工商业。
先秦时期，齐国统治者实行较为宽松的工商管理政策，为工商业的迅速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根据《史记·齐太公世家》等史书的记载：吕尚（姜子牙）被封为齐侯后，在治国时充分利用山东半岛的自然资源优势，“劝女工，极技巧，通渔盐”，以致“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齐桓公时，为了增强“国力”，采取“毋忘宾旅”的优惠政策鼓励贸易，招引外商。公元前651年，齐桓公与其他各路诸侯会盟于蔡丘，约定诸侯国之间的贸易，内容之一就是要为商贾提供食宿方便。比如：齐国为外来商人提供宾旅与货栈交易的场所，对外商货车一乘的提供本人伙食、三乘的兼供给饲料、五乘的并供给厮养人，由此出现“天下之商贾归齐若流水”的局面。管仲担任齐国丞相后，整顿士、农、工、商的户籍，加强对工商业的控制与管理，还实行“官山海”政策，由国家控制山海之利（主要是盐、铁），以照顾到各方的利益。比如：民营盐铁生产需要上缴国家实物税，并统一收购销售，实行专卖，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增强了国家的综合实力，为齐国“一匡天下”、“九合诸侯”奠定了基础。晏婴担任齐国丞相时，为了巩固统治采取“工商不变”政策，即工商业坚守其业，搞好商品生产与流通，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及至战国年间，齐国的工商业依然十分发达。
齐鲁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繁荣，主要表现在商品种类众多、货币通行、商业繁荣、商贾众多等方面。齐鲁自然资源丰富，鱼、漆、布、盐、帛等都增加了商业市场的物资品种。至战国时，各国间的贩运业大为发展，各地特产都能在齐鲁市场上买到，如北方的“走马吠犬”、南方的“羽翮齿革”、西方的“皮革文旄”等。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三章 齐文化与鲁文化（16）
商品经济的繁荣客观上促进了货币的流通。春秋战国时，齐国的刀币基本成为“国际性”货币，流通于齐、燕、赵等国。自齐献公始，在此后数百年的时间里，齐国的统治者们都非常重视工商业。比如：丞相管仲为了使外来商人到国都临淄经商，加大了旅邸设施的建设，甚至在临淄设“女闾三百”。到战国年间，临淄已成为工商业非常集中的大都市，有居民7万余户，其中有6千余户经营商业与贩运业。据《史记·苏秦列传》记载：苏秦在齐宣王面前称：“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如雨。”这虽是夸张之语，但并未与事实相去甚远，否则就无法达到游说之目的。西汉时，临淄人口增至10万余户，以每户5口人计算，仅临淄城中就有50万人，时人称其为“人众殷富，巨于长安”。王莽时，临淄被称为东市，与长安、洛阳、邯郸、成都等大都市齐名。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到齐鲁经商的人不断增加，出现了不同类型的商人，其中既有从事“坐列贩卖”类小本生意的中小商人，也有史书有所记叙的大商人。比如：《史记·货殖列传》等史籍中记载的经营盐业的大商贾鲁人猗顿；“逐渔盐商贾之利”的齐国人刁间；经营铁业、贩运业而“富至巨万”的曹邴氏等。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如果放任私营工商业发展，很容易使富商大贾大量分割国家与百姓的财富，减少国家的财政收入。同时，其对农民的疯狂盘剥还将严重损害新兴封建政治的统治基础。此外，经营商业能获得较好收益的诱惑还会使农民弃农经商，从而影响农业经济的正常发展，这些因素都不利于当时的扩张战争。可以说，战国以前的工商管理政策使齐国逐渐走向富强，而战国时期的工商管理政策却极大地削弱了齐国的综合国力，使齐国逐渐衰退。这也从侧面说明，商业文化对历史发展的进程有着深远的影响。
战国、秦、汉时期，齐鲁商人在长期的商业经营活动中逐渐形成了一套包括预测分析、经营谋略、业务作风等在内的较为完善的经营之道。这些行之有效的经营方法，不仅为“当世”与后世的人们从事商业经营提供了参考与指导，还为我国古代商业经营管理理论的初步形成奠定了基础，成为我国古代商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社会经济，特别是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繁荣，必然会在思想领域有所反映，促使各种经济思想的产生。先秦和秦汉时期，齐鲁商品经济的飞速发展为经济思想的产生提供了可能，产生了儒家贱利贵义的义利思想、足食足兵的富国思想、轻薄税敛的赋税思想、黜奢崇俭的奢俭思想等。这些都为我国古代经济思想的构建作出了重大贡献，使得古代齐鲁商业文化具有更加丰富的内涵，成为中国古代经济文化中的一份宝贵遗产，对我国经济思想以至古代经济本身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六节齐鲁文化的深远影响
齐鲁文化作为春秋战国时期的一种地域文化，究竟对中国的历史文化进程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是一个很难用寥寥数语说清楚的问题。但是由于种种机缘巧合，齐鲁文化在中国历史的进展中逐渐成为中坚和主体，给中国文化打上了深深的齐鲁烙印……
一、齐鲁文化与汉代经学
关于汉代经学与齐鲁文化的关系，班固认为：汉代繁盛一时的经学是阴阳五行化的儒学，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因为自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学确实与阴阳五行学说相融合了，且这种融合后的学说还为后来的儒者所效法。
第三章 齐文化与鲁文化（17）
所谓阴阳五行化的儒学，其实质是齐、鲁文化一体化的产物。在先秦，齐文化和鲁文化是两个既有联系又相互独立的文化系统。后来，随着战国时期齐鲁地区政治统一进程的发展，齐、鲁两大文化系统逐渐融为一体，在学术上的主要表现就是阴阳五行学说与儒学的融合。
从学术角度来说，战国时期的邹衍是汉代经学的先祖，因为他曾经将“阴阳说”与“五行说”融为一体，并以“阴阳消息”论宇宙的变化原因，以“五德终始”为宇宙的变化模式，目的就在于论证“天象”与“人事”之间的互动关系，建立无所不包的宏大体系。汉代经学的创立者董仲舒就在这个基础上，以阴阳五行说为其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填充儒家传统的政治伦理主张，从而完成了汉代经学的理论奠基和改造工作。
所以，汉代经学的发展壮大与齐鲁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甚至可以说没有齐鲁文化，也就不会有后来的汉代经学。
二、从经学到理学
汉代经学注重制度名物的训诂考证，宋代经学则注重经书的义理研求，也就是所谓的“经义”，所以宋代的经学还被称为理学。
朱熹塑像
有学者曾经指出：理学的兴起主要是为了重振士人的“道统”，也就是认为自家哲学接续了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的“道统”，主要代表人物是程朱陆王（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王守仁）。他们最为重视的儒家经典是《周易》和《四书》。
理学家从建立儒家心性哲学着眼，注重理、心、性、气等心性论范畴的阐释。他们讲“体认天理”、“发明本心”、“致良知”，本意都在指示意义的源头，以便实现一种内在的超越。
对理学的发展与完善，贡献最大的当属南宋时期的朱熹。他对儒学的突出贡献不在于创造，而在于总结和综合，使儒学真正完成了从经学到理学的转变，其理学的思想体系才得以真正建立起来。
朱熹（1130—1200年），字符晦，又字仲晦，号晦庵，又号云谷老人，别称紫阳，微州婺源（今江西婺源）人，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哲学家，是继孔子、孟子之后的又一代儒学大师，其思想学说对南宋至清代700多年的历史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朱熹认为“理”是世界的本体，是产生物质世界的基础。在人性论上，他强调“天理”，以达到缓解社会矛盾的目的。可以说，这是朱熹学说的核心命题。据说朱熹非常推崇尧舜禹时代，认为尧舜禹是实行“天理”的，为王道政治，而汉唐以后的帝王则行人欲，是霸道政治。
纵观朱熹的一生，可以发现他对经学、教育学、史学、文学、乐律和自然科学等都作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在训诂、考证、整理文献资料、注释古籍等方面更是取得了很大成就。他的注释简明扼要、通俗易懂，对儒家经典古籍，尤其是儒家经典的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