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那些事儿 当年明月-第2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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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使者回去后没多久，日军便派出专人，在沈惟敬划定的地域树立了地标，确定分界线。

　　柳成龙的嘴都合不上了，他想破脑袋也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只有沈惟敬，知道这一切的答案。

　　一直以来，他不过是个冒险者，他的镇定，他的直言不讳，他的狮子大开口，其实全都建立在一个基础上——大明。如果没有后面的那只老虎，他这头狐狸根本就没有威风的资本。

　　而作为一个清醒的指挥官，小西行长很清楚，大明是一台沉睡的战争机器，如果在目前的局势下，贸贸然与明朝开战，后果不堪设想，必须稳固现有的战果，至于大明……，那是迟早的事。

　　万历二十年（1592）十一月二十八日，沈惟敬再次来到朝鲜，这一回，小西行长终于亮出了他的议和条件：

　　“以朝鲜大同江为界，平壤以西全部归还朝鲜。”

　　为表示自己和谈的诚意，他还补充道：

　　“平壤城亦交还朝鲜，我军只占据大同江以东足矣。”

　　最后，他又顺便拍了拍明朝的马屁：

　　“幸好天朝（指明朝）还没有派兵来，和平已经实现，我们不久之后就回去啦。”

　　跑到人家的家里，抢了人，放了火，抢了东西，然后从抢来的东西里挑一些不值钱的，还给原先的主人，再告诉他：其实我要的并不多。

　　这是一个很不要脸的人，也是一个很不要脸的逻辑。

　　但沈惟敬似乎并没有这样的觉悟，他本来就是个混事的，又不能拍板，于是他连夜赶回去，通报了日军的和平条件。

　　照这位沈先生的想法，所谓谈判就是商量着办事，有商有量，和买菜差不多，你说一斤，我要八两，最后九两成交。虽然日本人的条件过分了点，但只要谈，还是有成功的可能。

　　但当他见到宋应昌的时候，才知道自己错了。

　　因为还没等他开口，宋侍郎就说了这样一段话：

　　“你去告诉那些倭奴，如果全部撤出朝鲜，回到日本，讲和是可以的（不妨），但如果占据朝鲜土地，哪怕是一县、一村，都绝不能和！”

　　完了，既不是半斤，也不是八两，原来人家压根就没想过要给钱。

　　虽然沈惟敬胆子大，敢忽悠，确有过人之处，但事实证明，和真正的政治家比起来，他仍然只是混混级别。

　　因为他不明白，在这个世界上，有些原则是不能谈判的，比如国家、主权、以及尊严。

　　沈惟敬头大了，但让人惊讶的是，虽然他已知道了明朝的底线，却似乎不打算就此了结，根据多种史料分析，这位仁兄已把和谈当成了自己的一种事业，并一直为此不懈努力。在不久之后，我们还将看到他的身影。

　　但在宋应昌看来，目的已经达到，因为他苦苦等待的那个人，已经做好了准备。

　　【军阀】

　　宋应昌等的人，叫做李如松。

　　李如松，是李成梁的儿子。

　　以往我介绍历史人物，大致都是从家世说起，爷爷、爹之类的一句带过，然后再说主角儿子，但对于这位李先生，只能破例了，因为他爹比他还有名。

　　作为明朝万历年间第一名将（首辅申时行语），李成梁是一个非常出名的人——特别是蒙古人，一听到这名字就打哆嗦。

　　李成梁，字汝器，号银城，辽东铁岭卫（即今铁岭）人。这位仁兄是个超级传奇人物，四十岁才混出头，还只是个小军官，不到十年，就成为了边界第一号人物，风头压过了戚继光，不但当上了总兵，还成了伯爵。

　　当然，这一切都不是白给的，要知道，人家那是真刀真枪，踩着无数人的尸体（主要是蒙古人的），扎扎实实打出来的。

　　据统计，自隆庆元年（1567）到万历十九年（1591），二十多年间，李成梁年年打仗，年年杀人，年年升官，从没消停过，平均每年都要带上千个人头回来报功。杀得蒙古人魂飞魄散，搞得后来蒙古人出去抢劫，只要看到李成梁的旗帜，基本上都是掉头就跑。

　　事实上这位仁兄不但故事多，还是一个影响大明王朝命运的人，关于他的事情，后面再讲。这里要说的，是他的儿子李如松。

　　李如松，字子茂，李成梁长子，时任宣府总兵。

　　说起来，宋应昌是兵部的副部长，明军的第二把手，总兵都是他的下属。但作为高级领导，他却一定要等李如松，之所以如此丢面子，绝不仅仅因为此人会打仗，实在是迫不得已。

　　说起来，那真是一肚子苦水。

　　两百年前，朱元璋用武力统一全国后，为保证今后爆发战争时有兵可用，设置了卫所制度，也就是所谓的常备军，但他吸取了宋代的教训（吃大锅饭，养兵千日，用不了一时），实行军屯，并划给军队土地，也就是当兵的平时耕地当农民，战时打仗当炮灰。

　　事实证明，这个方法十分省钱，但时间久了，情况就变了，毕竟打仗的时间少，耕田的时间多，久而久之，当兵的就真成了农民，有些地方更不像话，仗着天高皇帝远，军官趁机吞并了军屯的土地，当起了军事地主，把手下的兵当佃农，有的还做起了买卖。

　　搞成这么个状况，战斗力实在是谈不上了。

　　这种部队要拉出去，也只能填个沟，挖个洞，而且明朝的军队制度也有问题，部队在地方将领手中，兵权却在兵部手里，每次有麻烦都要临时找将领，再临时安排部队，这才能开打。

　　真打起来，就热闹了，说起打仗，很多电视剧上都这么演过：大家来自五湖四海，关键时刻指挥官大喝一声：为了国家，为了民族，冲啊！然后大家一拥而上，战胜了敌人，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这都是胡扯。

　　兵不知将，将不知兵，平时谁也不认识谁，饭没吃过酒没喝过，啥感情基础都没有，关键时刻，谁肯为你卖命？你喊一句就让我去冲锋？你怎么不冲？

　　总之，卖命是可以的，冲锋也是可行的，但你得给个理由先。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大明王朝都找不到这个理由，所以明军的战斗力是一天不如一天，仗也越打越差，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优秀的将领终于找到了它，其中最为著名的一个人，就是戚继光。

　　而这个理由，也可以用一句经典电影台词来概括——跟着我，有肉吃。

　　很多人并不知道，戚继光的所谓“戚家军”，其实并不算明朝政府的军队，而是戚继光的私人武装，因为从征集到训练，都是他本人负责，从军官到士兵，都是他的铁杆，除了戚继光外，谁也指挥不动这支部队。

　　而且在戚继光部队当兵的工资高，从不拖欠，也不打白条，因为戚将军和胡宗宪（后来是张居正）关系好，军费给得足。加上他也会搞钱，时不时还让部队出去做点生意，待遇自然好。

　　长官靠得住，还能拿着高薪，这种部队，说什么人家也不走，打起仗来更是没话说，一个赛一个地往上冲。后来戚继光调去北方，当地士兵懒散，戚继光二话不说，把戚家军调了过来，当着所有人的面进行操练。

　　那一天，天降大雨，整整一天。

　　戚家军就在雨里站了一天，鸦雀无声，丝毫不动。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忠诚。

　　但要论在这方面的成就，戚继光还只能排第二，因为有个人比他干得更为出色——李成梁。

　　戚继光的戚家军，有一流的装备，优厚的待遇，是明朝战斗力最强的步兵，但他们并不是唯一的精英，在当时，还有一支能与之相匹敌的部队——辽东铁骑。

　　作为李成梁的精锐部队，辽东铁骑可谓是当时最强大的骑兵，作战勇猛，且行动迅速，来去如风，善于奔袭，是李成梁赖以成名的根本。

　　拥有如此强大的战斗力，是因为辽东铁骑的士兵们，不但收入丰厚，装备精良，还有着一样连戚家军都没有的东西——土地。

　　与戚继光不同，李成梁是一个有政治野心的人，他在辽东土生土长，是地头蛇，也没有“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的高尚道德，在与蒙古人作战的过程中，他不断地扩充着自己的实力。

　　为了让士兵更加忠于自己，他不但大把花钱，还干了一件胆大包天的事情。

　　在明代，驻军有自己的专用土地，以用于军屯，这些土地都是国家所有，耕种所得也要上缴国家。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军屯土地都被个人占有，既当军官打仗，又当地主收租，兼职干得不亦乐乎。

　　当然，这种行为是违法的，如果被朝廷知道，是要惹麻烦的。

　　所以一般人也就用地种点东西，捞点小外快，就这样，还遮遮掩掩不敢声张，李成梁却大不相同，极为生猛，不但大大方方地占地，还把地都给分了！但凡是辽东铁骑的成员，基本上是人手一份。

　　贪了国家的粮也就罢了，连国家的地，他都敢自己分配，按照大明律令，这和造反也差不太远了，掉脑袋，全家抄斩，那都是板上钉钉的事。

　　但事实证明，李成梁不是木板，而是板砖，后台极硬，来头极大，还很会来事，张居正在的时候，他是张居正的嫡系，张居正下去了，他又成了申时行的亲信，谁也动不了他一根指头。

　　如果按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分析，李成梁的士兵应该全都算地主，他的部队就是地主集团，那真是平民的没有，良民的不是。

　　有这么大的实惠，所以他的部下每逢上阵，都特别能玩命，特别能战斗，跟疯子似地向前跑，冲击力极强。

　　地盘是自己的，兵也是自己的，想干什么干什么，无法无天，对于这种人，今天我们有个通俗的称呼——军阀。

　　对于这些，朝廷自然是知道的，可也没办法，那地方兵荒马乱，只有李成梁镇得住，把他撤掉或者干掉，谁帮你干活？

　　所以自嘉靖以后，朝廷对这类人都非常客气，特别是辽东，虽然万历十九年（1591）李成梁退休了，但他的儿子还在。要知道，军阀的儿子，那还是军阀。

　　而作为新一代的军阀武将，李如松更是个难伺候的人物。

　　在明代，武将是一个很尴尬的角色，建国之初待遇极高，开国六公爵全部都是武将（李善长是因军功受封的）。并形成了一个惯例：如非武将、无军功，无论多大官，做了多少贡献，都绝对不能受封爵位。

　　所以张居正虽位极人臣，干到太师，连皇帝都被他捏着玩，却什么爵位都没混上。而王守仁能混到伯爵，只是因为他平定了宁王叛乱，曾立下军功。

　　但这只是个特例，事实上，自宣德以来，武将的地位就大不如前了，这倒也不难理解，国家不打仗，丘八们自然也就无用武之地了。

　　武将逐渐成为粗人的代名词，加上明代的体制是以文制武，高级武官往往都是文科进士出身，真正拿刀拼命的，往往为人所鄙视。

　　被人鄙视久了，就会自己鄙视自己。许多武将为提高社会地位，纷纷努力学习文化，有事没事弄本书夹着走，以显示自己的“儒将”风度。

　　但这帮人靠打仗起家，基本都是文盲或半文盲，文言中有一句十分刻薄的话，说这些人是“举笔如扛鼎”，虽说损人，却也是事实。

　　所以折腾来折腾去，书没读几本，本事却丢光了，为了显示风度，军事训练、实战演习都没人搞了——怕人家说粗俗，武将的军事指挥能力开始大幅滑坡，战斗力也远不如前。

　　比如明代著名文学家冯梦龙（三言的作者）就曾编过这么个段子，说有一位武将，上阵打仗，眼看就要被人击败，突然间天降神兵，打垮了敌人。此人十分感激，便向天叩头，问神仙的来历和姓名。

　　神仙回答：我是垛子（注意这个称呼）。

　　武将再叩首，说我何德何能，竟然能让垛子神来救我。

　　垛子神却告诉他：你不用谢我，我只是来报恩的。

　　武将大惊：我何曾有恩于尊神？

　　垛子神答道：当然有恩，平日我在训练场，你从来没有射中过我一箭（从不曾一箭伤我）。

　　真是晕死。

　　就是这么个吃力不讨好的工作，职业前景也不光明，干的人自然越来越少。像班超那样投笔从戎的人，基本上算是绝迹了，具体说来，此后只有两种人干这行。

　　第一种是当兵的，明代当兵的，无非是为混口饭吃，平时给长官种田，战时为国家打仗，每月领点死工资，不知哪天被打死。拿破仑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明朝的士兵不想当将军，但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混个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