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在我-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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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的杜高被安排到成立不久的戏剧出版社。这一年的年初，费孝通先生写下了《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一文。不过，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这个春天其实是非常非常短暂的一个瞬间。就在这短短的春日里，杜高的生活当中也发生了几件事情。他给当时的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写了一封信，看望了路翎的夫人，发表了小品文《契诃夫悲剧的幕后》，讽刺官僚主义，并且和诗人唐湜联名写了一张大字报，来批评剧协领导。就是这样的几件事情，在随后而来的“反右”斗争中，统统被算作杜高的右派罪行加以声讨，并且载入档案当中。

　　　　解说：从1956年开始，杜高在被隔离审查期间，为了不让时光荒废，开始自学俄语。他还订购了一份苏共中央的理论刊物《共产党人》。在这份刊物上，他读到了很多批判揭露斯大林“肃反”扩大化的文章，深有感触的杜高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杜高：这个时候，我在一个党支部书记的鼓励下，写了一个自己问题的申诉。我那个时候很年轻，我敢讲真话，有一种正义感，愿意表达我的真实的政治思想。因此，我写了一封信给中宣部的陆定一部长。那个党支部书记，他要我把申诉信交给他，由他转送。他是个老党员，又是我们这个创作室的党支部书记，我很信任他，觉得他很关怀我，而且很同情我。我告诉他，我的这些朋友，被打成“小家族”的这些人，受到处分的这些朋友，都是一些什么人呢？都是热爱我们这个祖国的很纯洁的青年。我说，难道我们不能够交朋友吗？难道新中国、新社会不允许年轻人在一起有一种很美好的友谊吗？我希望我们党要爱护年轻人，不要惩罚年轻人，不要夸大年轻人的弱点，而且不要把一切人世间的现象都归结到阶级斗争的现象里面去，不要用一种社会学的公式来套用到一切生活现象上去，生活现象是丰富多彩的，是复杂的。我当时表达了我这样一个青年的一些观点。另外，我特别引用了苏联对于斯大林“肃反”扩大化的批判材料。我希望，我热诚地希望我们的党中央能够从斯大林的错误里面吸取教训，来改变中国的政治局面。我是热诚的也是大胆的更是幼稚的。

　　　　解说：杜高没有想到，这封信交到党支部书记手里后，不但没有寄出，后来反倒成了杜高攻击“肃反”运动，为“小家族集团”翻案的罪证。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紧接着，一场“反右”运动在全国迅速展开，中国剧协的气氛也随之大变。这位书记抖出了杜高交给他的申诉信后，揭露杜高的罪行。他高升了，成了“反右”五人小组的成员。

　　　　杜高：这时，我们机关里已经开始“反右”了。从“鸣放”忽然变成“反右”。“反右”第一个揪出来的人就是罗隆基，因为罗隆基建议成立一个平反委员会，要为“肃反”的无辜者平反。汪明是个很天真的人，是个很单纯的年轻人，他一看这个形势，马上就来跟我讲，这可不得了，我们不能跟罗隆基弄在一起呀，我们得来一个表态，就是说，我们只是对机关里面的“肃反”整了我们，发表了一些不同的意见，我们和罗隆基那样整个地反对共产党可不一样，我们是拥护共产党的。汪明是想在这么一个氛围里来挽救自己，就跟我两人联名写了一张表态的大字报贴了出去。真是很可笑，很可悲，很可怜。我们想挽救自己的命运，两个小青年，想在这么一个大运动里面，做一点努力来挽救自己的政治生命，实际上当然是挽救不了的，而最后就成为人们拿来批判我们、嘲笑我们、谩骂我们、讽刺我们的一个反面材料。

　　　　解说：对杜高来说，1957年春天发生的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吴祖光被打成戏剧电影界最大的一个右派。

　　　　杜高：如果从个人关系的接触讲，吴祖光跟我们的友谊更密切一些，因为他的家里更好玩，新凤霞对我们又非常好，他家里文化气氛非常浓郁，所以我们非常喜欢到他家里去。我们叫他祖光大哥，他叫我们小弟弟，他们住的那个院子里，还有黄苗子、郁凤夫妇，电影家戴浩和音乐家盛家伦。

　　　　解说：多年来，吴祖光、黄苗子他们和这群年轻人一直保持着纯真的友谊。当听说杜高他们在“肃反”运动中被当成反革命关起来审查批斗后，吴祖光还在一些场合为他们说过公道话。因为在他眼里，这样可爱的一伙年轻人被看成是反革命分子，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不过，也正是吴祖光的这种率真给自己招来了大祸。1957年，他在整风会上一个诚恳而委婉的发言，被冠以《党“趁早别领导艺术工作”》的标题发表在《戏剧报》上。最后吴祖光、黄苗子、丁聪等人被打成了“二流堂”右派集团。

　　　　杜高：到了“反右”，吴祖光一下被揪了出来。他一打成右派，灾难就又一次落到了我们的头上了。就把这个“小家族”，就是原来想挂到胡风那里，以胡风为首的这么一个外围小集团，“肃反”时没有挂上，现在正好接上吴祖光这个“二流堂”的小集团了，这个很顺理成章了。那么“反右”运动，“小家族”就变成吴祖光为首的一个小集团了，而这个小集团被定性为“二流堂”的第二代。“二流堂”的人是一群老艺术家，黄苗子、丁聪等现在都是八九十岁的人了。他们这样做要证明什么呢？要证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共产党的斗争、和无产阶级的斗争，是长期的尖锐的，资产阶级也需要接班人，你看他们的接班人就是杜高这批人了，原来黄苗子、丁聪、唐瑜、吴祖光这一批文化人，在重庆抗日战争的时候，就跟无产阶级对抗，现在他们到了新中国了，到1949年以后，他们培养了他们的第二代，就是这个“小家族集团”，准备继续和共产党斗争下去。这样，这个罪名就成为“小家族集团”最后的政治结论。

　　　　陈晓楠：“反右”运动开始之后，位于北京城中王府井大街的文联大楼，成为文艺界“反右”斗争的中心战场。1957年夏季里炎热的三个月，在杜高看来，也是大批判烈焰冲天、令人窒息的日子。文学界的“丁、陈反党集团”，戏剧电影界的“吴祖光右派集团”，还有美术界的“江丰反动集团”，就在这座大楼里被轮流批判。杜高虽然已经受过一次“肃反”运动的锤炼了，批判者们也斥之为“顽固的年轻的老运动员”，但是这样一种惊天动地的斗争大场面，还是不断地让杜高感到心灵战栗。

　　　　杜高：几千人啊，当着几千人的面，你没有申辩的权利！你只有听人家的。哎呀，那个台上发言的人义愤填膺地揭发你的罪行，台底下就一片啧啧声，表示愤慨，表示吃惊，台上的人就更加来劲，全场怒吼声响成一片。这样子的吼声啊，在当时是使人灵魂都要颤抖的，是很有威力的。

　　　　解说：对“小家族”的批判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是在共青团中央礼堂召开的有两千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当时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还拍摄了新闻片。

　　　　杜高：因为那个时候正在搞一部“反右派斗争”纪录片准备放映。这里还有个很有意思的插曲，就在这个会开完以后，第二天早上，有一个老先生，叫陈北鸥，也在文联大楼，跟我一起工作，他用眼神把我叫到厕所里，悄悄地告诉我说：周总理救了你。我说：怎么了？他说：周总理昨天审看那个电影的时候，说，哎哎，都是年轻人，要挽救，这个片子不要播了。陈北鸥偷偷向一个右派分子传递消息，是冒着风险的，因为那个时候所有的人都同我划清了政治界限，要把右派彻底孤立。

　　　　解说：在杜高的档案里，除了他自己的检讨和交代，还有许多朋友之间的相互检举揭发。在专案小组的监控下，在大批判的高压下，杜高和他的朋友们只能不停地写检举材料，不停地把昔日的朋友当作敌人来鞭挞。

　　　　杜高：比如像汪明，我说他非常悲惨。他还是像“肃反”运动一样，还是跳上台去揭发，坦白交代自己，揭露吴祖光，揭露小集团。他为了表白自己，交代了很多，有些很不实事求是，有意丑化、夸大了的。他为了表现自己，你看我对党是多么忠诚啊，我是多么愿意坦白，把我思想灵魂里面的最肮脏的东西，我都给交代出来，把我们讲过的什么话，开玩笑的话，什么都写成材料。所以，后来吴祖光夫妇还有几个朋友对他不是很谅解，但是我还是从心里非常同情他，因为我很了解他，他本质上是一个非常单纯、非常热情的年轻艺术家，而且他是很要求进步啊，他的确是很信任、很拥护共产党的这么一个年轻人。

　　　　解说：朋友间的相互检举和揭发不但没有保住自己，相反，这些材料反而成了“小家族”新的罪证。批判“小家族”的文章和发言接踵而至，一篇又一篇，调子也越来越高了。

　　　　杜高：发言集中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小家族”怎么反党，从政治上对我们进行揭露和批判。还有的发言就是说我们这些人生活怎么腐化，怎么糜烂，资产阶级的享乐，而且玩弄妇女，拼命地丑化我们。其实我们那个时候年纪轻都没有结婚，特别悲惨的是汪明，我知道他一次恋爱都没有谈过，结果他的右派罪行里说他玩弄妇女，我每想到这个都很为他悲伤的。所以在“肃反”运动里，有一天晚上，专案组一个女的，来审讯我，要我交代：你和哪些女孩子恋爱过？你心里喜欢过谁？你们干过些什么？我当然都老老实实交代了。那个时候，我是一个很纯洁的青年，我和谁跳过一次舞、看过一次电影，或者一同吃过一次饭，我都交代了。我也有过一次恋爱，很年轻啊，都交代了。她还不满足，没有尽兴，再问：你跟那些女的到了什么程度？接过吻没有啊？你看，我那个时候很不好意思，她是一个比我年长的妇女，早已经结婚的人，她还要追问：你和谁发生过关系没有？我说没有。那你心里想过没有？我是一个男青年啊，我想过啊，我不说谎啊！她说：你要老实交代这个。她对这个兴趣很大。我现在回忆起这些审问，我感觉都是对一个人的人格、对人性、对人的尊严的一种摧残。

　　　　陈晓楠：1958年2月，文化部把划进“二流堂”和“小家族集团”的全部成员召集到一起，开了最后一次会，一位副部长在会上宣布了对他们的处理决定：田庄、陶冶随吴祖光等人送往北大荒监督劳动；戴浩、杜高和汪明另作处理。这时候，杜高已经预感到对自己的处理会更为严重，但是他却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公安机关的专政对象。

　　　　杜高：1958年4月18日，这一天我当然是不能忘记。那天一早我到文联大楼去，他们都已经安排好了，就把几个，一共五个要送去劳动教养、开除公职的右派，叫到党委的办公室，就告诉我们：要让你们看“反右”结论，在结论上签字，看你同意不同意。我根本都没怎么看，我就看了一眼，他们用手蒙着那个纸啊，最后一行不要我们看，就看你同不同意你的这些罪名。这个已经批判了无数次了，我一看不就是“小家族”啊什么的，吴祖光啊，不就这些内容嘛，我就签了一个字，同意了。然后他把手拿开，根据以上的这些罪行，决定开除公职，劳动教养。这个时候从隔壁的屋子里，走进一个公安人员，夹着一个黑皮包，他已经埋伏在那里，已经等在隔壁的屋子里了。他进来，把我们带走了。卡车就停在文联大楼的门口，公安局的卡车等在那里把我们送走。我们被押上了那个卡车。所有大楼里的人，没有一个跟我们打招呼的。我们穿过文联大楼，就是现在王府井大街商务印书馆那个楼，第三层，从那里走过。我印象里最深的，唯一的一个就是把周总理不让放电影的消息偷偷告诉我的那位陈北鸥先生，他一个人跑了出来，跟着我的脚步在我的后面说了一句：“你会回来的，早一点回来。”这两句话我心里很感动，就他一个人悄悄地跟我说了这么一句话，我们就下楼了。我们就被送到公安局东单分局。到东单分局干什么呢？是让我们两个手掌都摁上黑色油墨，留下我们的手掌印，这就是犯人档案，因为每个人的指纹掌纹是不一样的，有了这个，这个犯人就进了公安局了，我这才懂得了是这么一个东西。我们每人摁了手印以后，就把我们送到半步桥北京监狱的收容所去了，我也就从此与世隔绝，开始了我的劳动教养的生涯了。

　　　　陈晓楠：劳动教养的日子是十分难熬的，但是对于杜高来讲，痛苦不过刚刚开始，还有更大的饥饿、屈辱和罪名都在等着他。那么，杜高的生活究竟后来又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