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雅人的后裔-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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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念活动的另一项内容是召开土著大会，受州长的委托，萨穆埃尔·鲁伊斯·加西亚主教负责大会的筹备工作。当时，圣克里斯托瓦尔教区已有一千多名教士。在萨穆埃尔·鲁伊斯·加西亚主教的影响和号召下，教会人员充分利用了他们的传教网络，组织教士进入传教区，在不同的城镇召*议，除用土著语言宣讲《圣经》外，还宣传拉斯·卡萨斯为保护印第安人的权利而奋斗的事迹。他们要求印第安人思考他们的现实情况和困难，选出自己社群的代表参加土著大会。
　　1974年10月12日，会议开幕，587名策尔塔尔人成员、330名佐齐尔人的成员、152名托霍洛瓦尔人的成员、161名乔尔人的成员，作为327个土著社群的代表参加了会议。政府本来希望通过这次会议拉拢土著新领导人，但是，会议上，代表谴责政府部门的*，要求土地改革，尊重土著文化。会议还决定要独立于政府和革命制度党，用萨穆埃尔·鲁伊斯·加西亚主教的话说，“这应该是一次印第安人的、为了印第安人的会议”。此前印第安人也曾被召集举行会议，但是通常是要求印第安人支持政府预先确定的某项政策或计划。然而，1974年的土著大会是由印第安人自己召集的，为印第安人提供了一个反映他们面临的现实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的机会。在土地问题上，代表们要求确认村社对公共土地的所有权，谴责农牧场主侵吞村社土地的行为。他们批评土地和移民事务部（DAAC）官员的*行为，尤其是收受寻求保护的地产主的贿赂。他们还指出，土地和移民事务部的官员在处理农民土地申请过程的每个步骤中不当地索要款项，并经常在农民无力或不愿支付这类款项时威胁取消农民的申请项目。种植园工人也首次意识到自身的劳工权利，要求尊重联邦劳工法案的规定，例如最低工资保障。来自乔尔人社群的代表指出，东北部市镇种植园的环境自迪亚斯时代以来毫无改观。还有的代表提出要求农民获得更多进入市场的机会，抱怨当地的中间商操纵价格、控制运输和信贷的渠道。代表们还要求在教育中使用土著语言，保护土著文化。最后，代表们提出，在主要城镇之外的地区，卫生状况恶劣、医疗服务缺乏是造成疾病和婴儿死亡率（1970年为千分之四十二）居高不下的主要因素。

以上帝的名义（5）
这次大会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策尔塔尔人、佐齐尔人、托霍洛瓦尔人、乔尔人第一次坐在一起，讨论、倾听共同的问题。揭露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前提。一位代表说：“巴托洛梅教士留给我们的自由在哪里呢？同伴们，巴托洛梅教士已经不在了。我们以他的名义召开这次会议，而他已经死了，我们也无法指望另一个他。谁会来保护我们反对不公正，并给我们带来自由？我不相信白人会保护我们。政府可能会，也可能不会。那么，谁将来保护我们？我相信我们所有人组织起来，就能够拥有自由，就能更好地工作。我们所有的人团结在一起，就能成为巴托洛梅。”
　　土著大会的工作并没有因会议的闭幕而结束，代表们将会议精神带回了各自所在的社群。他们放映关于会议的电影，以土著语言讲授墨西哥和恰帕斯州的历史、政治、经济。运用在筹备会议过程中建立的组织网络，教士们继续与来自不同地区的土著代表接触，在不同的地区构建了民众政治参与、包括妇女和儿童参与的基础。
　　1974年的土著大会对于此后恰帕斯农民组织的建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一方面，这次会议将来自全州不同地区的印第安人集团召集起来，有助于突破种族界限，使他们意识到所共同面临的问题，确立了他们之间相互交往的渠道，构建了不同种族集团间联系的桥梁，这些对以后建立有组织的联盟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这次会议以无可争议的证据向非土著的左派组织者和活动家证明，即使是讲某种单一的玛雅语言、具有独特的种族和文化特质的印第安人也能够组织起来。
　　在此次会议之前的几年内，土著问题和农民问题成为墨西哥左派内部激烈争论的焦点。很多知识分子否认土著人口在政治上的潜在的价值，认为不值得去组织他们，因为他们代表的是社会中无政府状态的、倒退的部门，阻碍了推翻资本主义所需要的无产阶级意识的形成。受教条主义的影响，这些学者以为，只有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阶级才有可能发动革命，他们不承认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农民的革命作用，不支持农民争取土地改革的斗争，因为他们认为农民效率低下的生产方式将阻碍资本主义的发展。古巴革命后，特别是格瓦拉动员农民和印第安人进行游击战争的失败，就说明了这一点。
　　然而，也有左派知识分子强烈反对这种观点。阿图罗·沃曼（Arturo　Warman）撰写了《我们达到目标：莫雷洛斯的农民和民族国家》一书，认为，农民生产，在30年代卡德纳斯农业改革的推动下，已经成为墨西哥城市经济发展不可缺少的前提，它提供了廉价的食品，使得工业部门有可能保持低工资水平。阿拉因·德·汉维里（Alain　de　Janvry）写了《农业问题》一书，指出农民应被看做半无产阶级，因为他们在农村生产食品的同时，也在城市作为临时劳工出卖劳动力。还有分析家认为，农民争取土地的斗争，与工人在工厂或农场争取改善劳动条件的斗争没有根本性的差别，农民生产看上去效率低下，实际上是由于农村的中间商和掌权者通过低价购买农产品、高价销售农民需要的消费品，或者向农民实行高利贷剥削造成的结果。农民需要的是来自左派的支持，以使他们能获取土地和公平地进入市场、获得信贷的机会。
　　不用说，上述两派都密切注视着1974年的土著大会。大会的成功以及大会后天主教会在拉坎顿丛林地区向印第安人以土著语言传授的墨西哥政治、经济、历史等课程，似乎进一步证实了土著人口的复杂性和进步潜力。在土著大会的影响下，国内其他地区的左派活动家也致力于建立非政府的独立组织，很多城市知识分子也改变了他们关于农民的观点。
　　同时，在土著大会的影响下，政府也试图同化土著领袖，于1975年在米却肯州的帕兹库阿罗（Pátzcuaro）召开了印第安人民全国会议。在整个70年代，墨西哥政府与左派运动为控制工人和农民组织展开了竞争。1970—1976年，埃切维里亚政府以民众主义、土地改革和向东恰帕斯移民等方式，将一些农民纳入了执政党的支持者之列。1976—1982年，何塞·洛佩斯·波蒂略政府利用石油繁荣带来的大量收入投入农村地区，以此赢得政治支持。同时，一些左派活动家在那些因政府的土地改革缺乏行动而感到沮丧的农民中赢得了支持。1968年学生运动被*后，一些左派避免与政府公开正面冲突，转而通过合法渠道致力于土地改革。当时出现的独立农民组织与支持政府和执政党的农民组织同时并存，在农民中间争取支持者。这种竞争不仅导致了政府和农民组织之间的摩擦，而且也引起了独立农民组织和从属于政府的农民组织之间为获得同一块土地或同一笔信贷而发生的矛盾，随后发生的农*动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为了土地（1）
恰帕斯州东部有一片崎岖的热带丛林，因萨帕塔民族解放军发源于此并一直到今天仍以此为据点而名扬世界，这就是著名的拉坎顿丛林。对于拉美的左派游击队来说，这里是建立游击中心的理想之地。茂密的丛林提供了藏身之处，条条河道便利了流动和信息传递。这里还与危地马拉接壤，一旦处于危急时刻，可以及时地撤往国外。萨军副司令丹尼尔说，恰帕斯是“一个适合游击队活动的地方，尤其是拉坎顿丛林。因为这里与世隔绝，难以进入……而且这里没有政府驻军，有可能毫无问题地进行射击训练”。马科斯也指出，“你需要一个隔绝、安全、荒无人烟的地理环境，这样你才不至于被发现”。但是，恰帕斯之所以成为萨帕塔民族解放军的发源地，却并非地理因素的偶然。实际上，这里的印第安人农民长期以来遭受的贫困、*，尤其是土地被剥夺，已成为革命的导火索。更重要的，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教会和墨西哥左派的努力下，恰帕斯的印第安人农民已经通过各种形式的农民组织，获得了广泛的政治动员。正如丹尼尔所说，“人们已经或多或少地在政治上组织起来了”。
　　70、80年代，在恰帕斯出现的有组织的农*动主要集中在三个地区——拉坎顿丛林、西莫赫维尔和贝努斯蒂亚诺卡兰萨。这是因为，与中部高地地区不同，在这些相对边缘和居民点分散的地区，政府和执政党机构的控制相对较弱，从而为独立的农民组织的建立保留了一定的空间。
　　拉坎顿丛林位于东恰帕斯，在50年代前基本上还没有被开发，仅有很少拉坎顿印第安人（Lacandón）零零落落地散居其中。50年代，由于人口增长造成的土地压力，恰帕斯中部高地的策尔塔尔人和佐齐尔人离开故土，冒险进入拉坎顿丛林，寻求土地定居和耕种，他们越过北部和西部的农牧场，直接在东部和南部的热带丛林建立定居点。1970年，埃切维里亚就任总统后，为了改善形象，提出推进土地改革，向来自其他地区的农民开放墨西哥未开发的南部地区。在这种政策下，来自墨西哥全国各地的移民也涌入东恰帕斯。到1980年，来到奥科辛格的外州移民最为集中，占农村人口的7％以上。80年代初，为了阻止来自危地马拉的难民潮，政府再次鼓励来自外州的移民定居于位于恰帕斯与危地马拉交界的地区。
　　这样，拉坎顿丛林变成了缓解恰帕斯州和全国土地压力的安全阀。这里存在尚未开发定居的土地，政府鼓励高地地区以及国内其他地区的农民到此定居，以避免与私人地产主发生直接冲突。到1970年，估计有10万人定居于此。1950—1970年，该地区最大的市镇奥科辛格的人口从13940人增加到34356人，翻了一番还多，到1980年又增加到　69757　人，又翻了一番。

为了土地（2）
与绝大多数热带丛林一样，在东恰帕斯的拉坎顿丛林中，种类繁多的植物覆盖在浅土层上，一旦这层覆盖物被破坏，在赤道地区炎热的日晒下，土壤将会迅速风化。这一地区的原住民，引进和培育多种多样的作物，知道如何在不破坏土壤的前提下进行耕作。例如，根据人类学家詹姆斯·D。纳森斯（James　D。　Nations）的描述，一位来自门萨巴克（Mensabak）的拉坎顿人老何塞·卡比诺（José　Camino　Viejo），种植了多达79种不同的作物。在自己仅3公顷大小的农场上，他生产玉米、菜豆、南瓜、大米、菠萝、甘蔗、香蕉、芋头、木薯、洋芋、酸橙、柑橘、棉花、鳄梨、可可和土豆等，主要供自己消费，而非出售。但是，新来的移民往往采取适合于他们原来居住的温度较低、土壤较为肥沃的高地地区的精耕细作的生产方式，并引进了牛和咖啡等作物，进行商品作物生产。这种耕作方式很快使地力耗竭，大片的热带雨林变成了贫瘠的草地，仅适合放牧牛羊。为了生存，这些移民便向政府提出土地申请，要求获得新的土地。
　　最初，由于尚存未经开发的空闲土地分配，政府能够在不损害私人地主利益的前提下满足农民的需要。但是到60年代，这种土地已基本上被分配完毕，农民开始要求获得此前的土改尚未触及的价值较高的农牧场和种植园土地，由此引发了围绕土地争端而产生的社会冲突。
　　根据土改法，至少拥有20户家庭的居民点可对其定居点周围半径7公里以内的土地提出申请，为此，在对希望得到的土地提出申请之前，农民不得不首先占据这块土地，建立定居点。例如，60年代末，辛纳坎特科（Zinacanteco）的印第安人建立的圣罗莎定居点（Colonia　Santa　Rosa）就是如此。在建立这个定居点之前的几年，印第安人就已看中这块他们以为是无主，而实际上归农牧场主所有的土地。但是，这块土地距离他们的家园太远，根据法律，他们无权提出申请。于是，经过长时间的秘密准备，在一个没有月亮的夜晚，60户家庭携带短枪和砍刀突然进入这块土地，迅速搭建起了摇摇欲坠的棚屋，宣称这是他们的居民点，并建立了武装的岗哨，防止来自农牧场主的报复。然后，他们派出代表，向政府报告他们的居民点已经存在，并请求保护，同时向土改部门提出获取土地的申请。60年代末，随着这类占地事件越来越多，地产主要求政府加以制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