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奸雄纵横三国:品曹操-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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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认为是一个大州。人口锐减到如此程度，还称做大州，其他各州的情况也就可想而知。当时中原户口，据估计只剩下原来的十分之一。到曹操统一北方、曹丕称帝、曹魏已经占有十二州土地之后，陈群还在上疏中说，当时全国人口不过相当于汉文帝、汉景帝时一个大郡的人口。杜恕也在上疏中说：“今大魏占有十州之地，但因丧乱造成破坏，计其户口，不如往昔一州之民。”曹魏建国时，已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生息，情况尚且如此，曹操刚定都许时的情形，就不难想见了。
第六章‘修耕植以蓄军资’（2）
劳动者是生产力中起主导作用的因素，人民的大量死亡，直接导致了社会生产力的严重破坏。加之人民流落四方，大批脱离上地，使得劳动力缺乏的问题变得更加突出，大量土地无人耕种，出现了地广人稀、地无常主甚至无主的局面。由于战乱连年，水利失修，旱灾、蝗灾等自然灾害频仍，一些已经耕种的土地，也往往颗粒无收，或者收之不多。这样，就发生了全局性的缺粮问题，粮价飞涨，长安在李催、郭汜混战期间谷一斛卖到50万钱，豆、麦卖到20万钱；幽州谷一石，钱十万；邺中大饥，芋一亩，也要钱三万。在更多的情况下，甚至是无粮可卖，无粮可买，形势到了十分严峻的地步。
面对严重的粮荒，身受其害的自然首先是贫苦的百姓。在不少情况下，老百姓甚至连野菜也难以找到，只有饿死。在河南、河北、关中、江淮等地，还一再发生人吃人的现象，死者白骨堆积，恶臭满路。老百姓因无粮而饿死，劳动力锐减，反过来又加重了土地荒芜、粮食无收的现象，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
统治者及其军队也深受粮荒的威胁。献帝在东迁洛阳途中，多次面临断炊的危险，随从的官员有时不得不以枣菜代粮。到洛阳后，算是安顿下来了，但下级官员还得跑到荒野中去采摘野菜。那些大大小小的军阀们，平时过着“饥则寇掠，饱则弃余”的生活，等到百姓自己都饿得要死、实在无粮可抢的时候，他们的日子也就变得非常难过。袁绍的军队在河北，一度不得不靠采摘桑果过日子。袁术的军队在江淮，有一段时间仅靠捕食蛤螺充饥。公孙瓒的部将田楷在青州，因与袁绍连战两年，粮食吃尽，互掠百姓，弄得野无青草。刘备的军队在广陵，因饥饿难忍，大小官吏和士兵竟自相啖食。有的武装势力，因缺粮而混不下去，还没等到同对手打仗，就自动瓦解离散了。
曹操也曾多次遭到粮荒的困扰。他第一次东征陶谦，就因粮食困难，不得不中途退兵。他同吕布争夺兖州，在濮阳一带同吕布相持百多天后，也因粮食接济不上，不得不暂时罢兵自守。一次程昱在自己的辖县东阿为曹操筹措军粮，想尽办法，只勉强筹得可供三天食用的粮食，其中还杂有人肉干，为此程昱后来颇遭非议，虽然曹操一直对他信用，但他终未能做到三公的高位。曹操前往洛阳迎接献帝时，途中所带的一千多人全部断粮，幸得新郑长杨沛把储存的桑果干拿了出来，才算度过了难关。曹操为此很感激杨沛，迎献帝都许后，即将杨沛调去做了长社令。
粮食问题已严重到如此地步，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然而，单靠一般的手段，或采用通常的一套发展农业生产的办法，是不可能解决燃眉之急的。必须采用行之有效的非常手段，将劳动力和土地结合起来，以尽快获得大的效益。曹操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采纳部下建议，在建安元年（196）迎献帝都许不久，宣布实行屯田，将“修耕植以蓄军资”的方针落到实处，解决紧迫的军粮问题。
二许下屯田
曹操实行屯田，在当时既有其必要性，也有其可能性，他掌握了实行屯田的一些必要条件。
一是曹操有了比较稳定的辖区。曹操自将吕布从兖州赶走后，兖州成了自己可靠的根据地。迎献帝都许后，又将势力范围扩大到豫州，许都成为政治中心，许都周围地区被曹操牢牢控制，为在这一地区实行屯田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二是土地不成问题。人民大量死亡和流徙使大量土地荒芜，这些荒芜无主的土地成为国家的公田，谁有力量就可随意屯垦种植。
三是劳动力有一定保障。初平三年（192）曹操击败青州黄巾军，接受降卒三十余万，同时得到了跟黄巾军一起行动的百余万人口。这些人多是黄巾军的家属．不论男女老少，都是掌握有相当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的劳动力。建安元年（196），曹操又击败了汝南、颍川黄巾何仪、刘辟、黄邵、何曼等部，迫使其中不少人投降，进一步增加了劳动力。此外，屯田兴办起来后，还可以进一步招募流亡的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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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修耕植以蓄军资’（3）
四是由于曹操先后镇压招抚了青州、汝南、颍川的黄巾军，因而也就同时从他们手中掠夺到不少农具和耕牛。
这样，土地、劳动力、耕牛都有了，生产力的基本要素大体上齐备了，屯田也就可以水到渠成了。曹操后来在表扬枣祗的令文中说：“及破黄巾，定许，得贼资业，当兴立屯田。”很清楚地表明了兴办屯田和所谓“贼”之间的关系。没有黄巾军提供的劳动力和劳动资料，兴办屯田很可能会成为一句空话。
兴办屯田的建议是由颍人枣祗先提出来的。枣祗本姓棘，因其先人避难，改姓枣。早年随曹操起兵讨董卓，东征西讨，屡建奇功。袁绍发现他是个人才，曾想把他拉过去，没能办到。曹操初到兖州，任命他为东阿令，陈宫、张邈叛乱时，他坚守东阿，抗击吕布，后又接济曹操军粮，为收复和巩固兖州根据地发挥了重要作用。到许都后，担任拱卫京师、侍卫曹操的羽林监一职。枣祗提出兴办屯田的建议后，曹操极为重视，立即召集部下开会讨论，大议损益，权衡利弊。在兖州濮阳附近与吕布对垒时曾果断处理过劫持夏侯惇事件的韩浩，这时响应枣祗的建议，认为“当急田”，也就是应当把粮食生产放在首位。枣祗、韩浩的意见完全符合曹操的心愿，也增强了他办好此事的决心和信心。在基本统一认识之后，曹操正式公布了《置屯田令》：
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
“良式”，良好的榜样。秦孝公时，用商鞅变法，厉行耕战，加紧发展农业生产，实现了强兵足食，最后终于统一天下。汉武帝时，为了巩固西北边防，抗击匈奴侵扰，曾在东起朔方、西至令居的大片地区设置屯田，调动大量戍卒屯垦。平定西域后，又在西域屯田，就地解决军粮问题，省却了许多转运之劳，对平定西域发挥了重要作用。曹操认为这些做法都很值得借鉴，这样做可以使兵力强盛，粮食充足，达到安定天下的目的。曹操正是在充分吸取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作出推行屯田这一重要战略决策的。不同的是，汉武帝是在西北边疆地区实行屯田，曹操则是在中原地区实行屯田；汉武帝实行的是军屯，曹操最初主要实行民屯，后来才又逐步扩展到军屯。这些都是从实际情况出发作出的变通。如果不知变通，墨守成规，是不可能在中原地区蓬勃发展起屯田事业来的。
屯田首先在许都周围地区推行，以期取得经验后再逐步推广。曹操把原黄巾军的一些人及从各地招募来的流民，用军队形式加以编制，组织成屯田民（或称田客）。屯田的基层组织为屯，民屯每屯约有五、六十人，配给一定数量的土地、耕牛和农具等。为了加强对屯田农民的管理，自下而上建立了堪称严密的组织系统。管理一屯的屯田官称屯田司马，管理一县屯田事宜的屯田官称屯田都尉（地位相当于县令、长），管理一郡屯田事宜的屯田官称典农中郎将或典农校尉（地位相当于郡太守）。在中央，屯田事宜则由司空掾属（后来是丞相掾属）权管，建安十八年（213）置大司农后，则由大司农全权负责。此外，后来还有典农丞（可能是典农中郎将或典农校尉的助手）、绥集都尉（可能相当于屯田都尉）、典农功曹、典农纲纪等名目。“中郎将”、“校尉”、“都尉”等本来都是军官职名，由于曹操所实行的民屯是承袭武帝时的军屯制度而来，屯田民又都是按军队形式组织起来的，因此屯田官也套用了军职名称，使民屯涂上了浓厚的军事色彩。
屯田官管理所辖屯田区内的农业生产、民政和田租等有关事宜，直接对上一级屯田官负责，和当地的郡守、县令等不相统属，郡守、县令无权过问有关屯田的事宜。这一点，一直坚持了多年没有改变。建安十六年（211）曹操西征马超途经弘农时，认为这里是通往关中的必经之路，位置很重要，让贾逵兼任弘农太守。曹操召见贾逵，与之共商大事，觉得贾逵很有才能，大为高兴，对左右说：“要是天下二千石的官员都能象贾逵这样，我还有什么可发愁的事情呢？”但后来贾逵却因与屯田官发生摩擦，差点翻了船。贾逵因怀疑郡内一个屯田都尉藏匿逃亡人口，前去询问，这个屯田都尉自以为不属郡守管辖，出言不逊，冲撞贾逵。贾逵一怒之下，将他抓起来打断了腿。这个都尉的上级典农校尉知道后出面干涉，并告发了贾逵，结果贾逵遭到了免官的处罚。曹操赏识贾逵，后来又任命他做了丞相主簿。从这件事不难看出，贾逵虽然有理，曹操也知道他是一片忠心，但对他介入屯田事务这件事本身，却没有从正面表示丝毫支持，可见各级地方官员不能过问屯田事务的制度是执行得十分严格的。从这个角度说，曹操赋予了各级屯田官处理屯田事务的绝对权力，其目的是要他们尽心尽责，不受任何干扰，把屯田的事情办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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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修耕植以蓄军资’（4）
羽林监枣祗是屯田的首倡者，被曹操任命为屯田都尉，具体负责屯田事宜。附议枣祗的韩浩，也被提升为护军，仍留在军中。曹操的堂妹夫任峻被任命为典农中郎将。屯田最初只在许都附近地区推行，规模远不如后来那么大，曹操将相当于郡太守的职务交给任峻，实际上是让任峻担当起了屯田的最高领导工作。这样做，一因任峻早在曹操首起义兵、西讨董卓时即已加入曹操阵营，曹操对他非常信任，平时任峻有什么建议，曹操总是乐于接受；二因任峻投入曹操阵营后，一直负责后勤方面的工作，曹操每次出兵征伐，任峻常在后方留守供给粮草，有这方面的工作经验；三因任峻为人宽厚，富于同情心，平时每当饥荒发生时，他常收抚朋友遗孤，对亲戚宗族中的贫寒者也常给予周济，因此对解决粮荒问题自然比别人更多一分切肤之痛、紧迫之感。曹操重用任峻等人，既表明了他对这些人的信任，也表明了他对屯回事业的重视。
在如何收取地租的问题上，曾经历过一番争论。最初不少人主张采用“计牛输谷”的办法，即按屯田客使用国家耕牛的多少，来确定不同的租额。这个办法已经定了下来，并开始付诸实行。但枣祗经过反复考虑，觉得这个办法不妥，认为如按这个办法，收成好的年份也只能按原来的定额收租，国家并不能增加收入，而收成坏的年份，国家还不得不减免，对国家太不利。主张实行“分田之术”，根据每年的实际收成，按一定比例收取租谷，丰收多收，歉收少收。枣祗向曹操反映这一意见，建议重新考虑，但曹操认为已经做出决定，丰收年成也用不着再改变了。枣祗仍坚持自己的意见，一次又一次地去找曹操，曹操终于犹豫起来，于是就让枣祗去同尚书令荀彧商议决定。
荀彧为此专门召开讨论会。在会上，军师祭酒侯声说：“按照租用官牛的头数收租，是为扩大官田着想。如果按枣祗的意见去办，对官家有好处，对屯田客却没有好处。”荀彧一听，也犹豫起来，觉得两种办法都有道理。因为按牛收租的办法，由于规定的租额是不变的，屯田客为增加收获，就会扩大种植面积，开垦荒地，增加官田；如实行按产量分成收租的办法，收成增加了地租也要跟着增加，屯田客不能完全占有自己的增产所得，就会失去扩大种植面积的积极性，但对增加国家收入又确实有利。荀彧一时难以作出最后决定，会议只好不了了之。
于是，枣祗又去找曹操，非常自信地坚持自己的意见。曹操终于被他说动，最后采纳了按产量分成收租的办法。按照这个办法，屯田客用官牛耕种的，要将收成的百分之六十交给国家，自己只得百分之四十；如果用自己的牛耕种，收成则各得百分之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