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奸雄纵横三国:品曹操-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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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志才亡后，莫可与计事者。汝颍固多奇士，谁可以续之？
“汝颍”，指汝南、颍川两郡，均属豫州。荀彧得信后，便推荐了郭嘉。曹操召见郭嘉，同他纵论天下大事，发现他见解不凡，非常高兴，事后便对人称赞说：
“能够帮助我成就大业的，必定是这个人！”
郭嘉见过曹操，也很高兴，事后对人感叹说：
“曹公真是值得我侍奉的主人啊！”
曹操当即任命郭嘉为司空军谋祭酒，留在身边参谋军事。
此外，荀彧还向曹操推荐了钟繇、杜袭等人。钟繇字元常，颍川长社人。原在朝任黄门侍郎，曹操通使长安时，曾为曹操出过力。后随献帝东迁许都。此前荀彧就曾多次对曹操提起过钟繇，钟繇到许都后，曹操即任命他为御史中丞。不久，改任侍中、尚书仆射，做了尚书令荀彧的副手。杜袭字子绪，颍川定陵人。避乱荆州，刘表待以宾客之礼，但杜袭认为刘表不是能够拨乱的人物，因而南去长沙，不久逃归乡里，曹操得知后征召他为西鄂长。这些人对曹操战胜对手、统一中原的事业，都做出了各自的贡献。
但前来许都的人中，有的人也给曹操带来了一些麻烦，其中最突出的要数祢衡。
祢衡字正平，平原般人。颇有才气，但恃才傲物，喜随意褒贬人物，觉得谁不如自己就不理睬谁，人际关系搞得很糟。兴平年间（194—195）避乱荆州，建安初年来到许都。当时许都虽属新建，但士大夫四方来集，也算得人才济济，但祢衡却大都看不上。有人问祢衡：
“你怎么不去投靠陈长文（陈群）和司马伯达（司马朗）呢？”
祢衡露出一脸不屑的样子，反问说：
“你是想让我去跟随屠户和卖酒郎吗？”
又有人问他：
“曹公、荀令君（荀彧）和赵荡寇（即赵稚长，当时任荡寇将军）算得上是盖世之才了吧？”
祢衡对曹操勉强称赞了几句，但对荀彧和赵稚长却一点也看不上。荀彧有仪表，而赵稚长肚腹大，祢衡因此回答说；
“文若可以借他的脸面去吊丧，稚长可以让他去监厨请客！”
祢衡只看得起孔融和杨修两人，但也并不尊重，戏称孔融为“大儿”，杨修为“小儿”，认为这两个人还可以上得台面，其余的人全都是庸庸碌碌之辈。其狂妄傲世的情态，也就可想而知了。
但孔融对祢衡却很器重，特地上表推荐，说祢衡“淑质贞亮，英才卓砾。初涉文艺，升堂睹奥。”又说他“忠果正直，志怀霜雪。见善若惊，疾恶如仇。”还一再在曹操面前称赞祢衡。曹操听了，动了心思，想见见祢衡，谁知祢衡却称病不肯前往，而且还在背后不断讥讽曹操。曹操得知后很不高兴，但考虑到祢衡有才名，不便发作，于是想了个羞辱祢衡的办法，折折祢衡锐气，一泄心中怨气。祢衡善击鼓，曹操便将他召为鼓吏，利用一次大宴宾客的机会，让他当众击鼓。按规定，鼓吏击完一通鼓后，应脱下旧衣换上特制的新衣。祢衡最初没有换衣，被有关官员呵责后，走到曹操面前，将旧衣一件一件脱下，直到脱得一丝不挂，裸身而立，然后才又慢慢穿上新衣，而脸上竟毫无羞愧的表情。曹操反被弄得下不来台，自我解嘲地大笑一阵之后，对众宾客说：
第五章挟天子以令诸侯（10）
“我本来想羞辱一下祢衡，不料反而被他羞辱了！”
事后孔融责备祢衡，并向他说曹操仍想见见他，这回祢衡答应了。孔融又去见曹操，说祢衡狂妄失礼，想见见曹操当面表示歉意。曹操很高兴，吩咐守门人，如标衡来了立即通报。谁知一直等到下午，祢衡才来，但却不是向曹操道歉来的。只见他身穿布单衣，头顶粗葛巾，手持一根三尺木棒，往大营门口一站，以杖击地，大骂曹操。曹操大为生气，对孔融说：
“祢衡这小子，太不识抬举！我要杀他，不过像杀一只麻雀，一只老鼠。只是想到他有些虚名，不肯杀他，怕远近的人们会以为我曹操没有容人的肚量。现在我把他送到刘表那里去，看看会怎么样！”
立即命令准备好马三匹，派两个人将祢衡送到南阳去。祢衡知道自己得罪了不少人，也早想南还荆州，这时也就听之自然，不再表示异议。临行时，有几个人到城南为祢衡饯行，但祢衡未能如约按时赶到。大家商定祢衡来时，都不要起立迎他，报复他一下。祢衡到后，见大家或躺或坐，都不起立，突然坐下大哭起来。众人不解其意，只得相问。祢衡回答说：
“坐着的是坟堆，躺着的是尸体，我夹在坟堆尸体之间，能不悲痛吗？”
众人听了，无可奈何，只得都站了起来。
祢衡到荆州后，刘表开始很看重他，案牍文章都要经由祢衡审定。但祢衡同刘表左右的人处不好，这些人在刘表面前告祢衡的状，说祢衡一面说刘表仁义，即使是周文王也不过如此；一面又说刘表遇事不能决断，最终成不了气候。刘表听后，感到耻辱不能相容，于是将祢衡送到性情急躁的江夏太守黄祖那里去。黄祖最初也很看重祢衡，黄祖之子黄射尤与祢衡相好。但后来，祢衡有一次在黄祖大会宾客时当众出言不逊，黄祖呵责他，他反以骂言相对。黄祖大怒，命拖出杖责，祢衡仍大骂不止，终于被黄祖在一怒之下杀死，死时年仅二十六岁。
祢衡有才而终不为社会所容，应当说这是一个悲剧。但祢衡自身的性格弱点应当说也是突出的。其人狂傲自大，目空一切，刻薄不饶人，得罪他不行，不得罪他也未必就行，比他差不行，不比他差也不行，名士脾气大发作，这是他同谁都难以处好，到谁那儿都待不长的重要原因。他到许都来，曹操最初并没有要怎么样他，他对曹操的政治军事举措及个人品德、为人处事等似乎也并没有什么不满意，他自己似乎并不代表什么正义力量，看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曹操地位比他高，别人趋之若鹜，他就偏不买这个帐，因而才发生起冲突来的。曹操对祢衡的敌对情绪和行为应当说是采取了一再忍让的态度的，祢衡总是处于攻势，而曹操总是处于守势。实在忍无可忍了，曹操的反应应当说也还是比较克制的。将祢衡遣送出境，是处置这件事情的最好办法，如将祢衡继续留在许都，只能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对稳定当时局势和建立曹操个人的权威都是极不利的。曹操不想杀死祢衡，不是说他就很宽容，或者说他就很看重祢衡，在他心目中，祢衡的生命不过与麻雀老鼠等值。他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从策略和影响上考虑，当时正当用人之际，如果杀掉祢衡必然产生使有用之才望而却步的副作用。从大处着眼，不因私怨小忿而造成恶劣政治影响，给事业带来损失，对于一个政治家来说，这也是一种应当具备、值得加以肯定的品质。曹操在兖州时，因杀掉名士边让而招致一场叛乱的教训，看来他在一定程度上是记取了。
如果将曹操同刘表、黄祖比较一下，曹操较为克制和宽容的态度就更容易看出。祢衡对刘表既没有当众羞辱，更没有当众大骂，但他却不能为刘表所容。祢衡被告发的几句话，并不一定就是祢衡说的，就算真是祢衡说的，也是赞扬（而且是非同寻常的赞扬）和贬损（何况遇事缺乏决断确也是刘表的弱点）一半对一半。刘表素有宽和爱士的名声，曹操将祢衡往他那里送，是想对他的宽和作一次考验，用意虽然狡黠，但还说不上恶毒，何况祢衡自己也有南回荆州的打算。刘表明知黄祖性急，却要将祢衡往他那里推，让干柴去碰烈火，却是存心要让祢衡难堪了。两相比较，高下之别是显然的。至于黄祖，则更是无法与曹操相提并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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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挟天子以令诸侯（11）
因此，曹操对祢衡的处理，虽然也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他不能容人的个性，特别是将祢衡召为鼓吏企图加以折辱的做法是十分愚蠢的，但从总体上说，与他贯彻重贤用能的方针是并不牴牾的，虽然后人对于此事颇有訾议，但从当时的实际情形看来，倒是并没有因此而造成多少不良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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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修耕植以蓄军资’（1）
一“自遭荒乱，率乏粮谷”
早在初平三年（192）曹操刚做兖州牧时，治中从事毛玠就提出了两条重要建议，一是要奉天子以令不臣，二是要修耕植以蓄军资。对这两条建议，曹操当时就极表赞赏，并积极创造条件施行。经过努力，曹操首先做到了第一条，将献帝迎到了许都。接着，曹操开始做第二条。
修耕植以蓄军资，其中心任务就是要通过发展农业生产，增加粮食收成，解决十分紧迫的军粮问题。民以食为天，军队自然也不可能例外。军队缺乏粮食，不仅要削弱战斗力，连自身的生存都将成为问题。因此，解决好军粮问题，就可以不断增强自身的战斗力，在群雄角逐中站稳脚跟，进而消灭对手，实现统一大业。
早在黄巾起义前，东汉的社会经济就已面临崩溃的危险，延熹六年（163）陈蕃在给桓帝的上疏中，就指出当时有“田野空，朝廷空，仓库空”的“三空之厄”。董卓之乱后，社会经济更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中原地区所遭受的破坏尤为严重，原来经济繁荣的河南和关中地区变得万象凋零，残破不堪。在这场劫难中，首当其冲的自然是农业，而农业是当时社会经济的支柱，农业遭受严重破坏，工商业也就随之凋敝下来。农业遭受严重破坏的标志，是农业劳动力锐减，大量土地荒芜，无人耕种。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主要是：
战争造成了人民的大量死亡。在镇压黄巾起义的过程中，东汉政府大肆屠杀人民。董卓乱起后，董卓及继之而起的关东州牧郡守也肆无忌惮地屠杀人民。董卓占据洛阳后，放纵军队四出掠杀，其部下在阳城将正在祭祀土神的无辜百姓包围起来残酷杀害，便是一个突出的例子。董卓西迁时，将洛阳城周围百里以内的房屋全部烧光，强迫数百万人民西迁长安，途中又有大量人民死亡。董卓部将李傕、郭汜、张济率领步骑数万在###击败河南尹朱俊后，席卷陈留、颍川诸县，杀掠男女，所经之处人物两空。董卓死后，李傕、郭汜、樊稠等人在长安城内外互相争战，死者积尸相枕。献帝东归后，长安城空四十余日，此后二三年间，关中不少地方断了人迹。关东州郡起兵讨董卓，在荥阳及河内一带聚兵数十万，互不买帐，纪律松散，有将近一半的人民被杀。军阀大的占据郡国，其次的占据县城，最小的占据乡村，不断攻伐，你吞我灭，经年累月，又有不少百姓遭殃。曹操东征陶谦，陶谦士兵死亡数万，还有数万平民被无辜杀害，一些地方被弄到鸡犬不留的地步。
战争造成了人民的大量流亡。当战祸降临头上时，人民必然要尽力逃避，因而发生了人口的大量流移。黄巾起义爆发后，青州、徐州一带有百多万人逃到幽州避难。李傕、郭汜乱起，关中一带有十多万户流入荆州，有数万户流入益州，还有不少流入徐州。河南一带也有不少人迁流到蜀、荆、江淮一带，还有远避至辽东、交州的。不仅普通民众被迫离乡背井，不少地主也因在战乱中不能自保，不得不丢下土地四散流亡。此后，在整个建安年间，这种人口的流徙一直没有停止过，只不过随着三分局面的逐步形成，规模有所缩小罢了。
与战争结伴而行的瘟疫，也是造成人民大量死亡和流徙的重要原因。从安帝元初六年（119）以来，瘟疫不断，董卓乱后，更加流行，甚至出现了家家有死人，室室有哭声，或一家尽皆丧命，或一族全部死亡的惨景。大医学家张仲景在《伤寒论序》中就曾说，他的家族原有二百多人，后来在不到十年间死了三分之二，其中患伤寒病死去的占到十分之七。瘟疫无情的侵袭，又给人民增添了无穷的灾难。
大量的死亡和流徙，使得中原地区户口锐减。越是原来最富庶、最繁华的地方，大抵就是后来战争进行得最为激烈的地方，因而也就是户口减耗最为突出的地方。东都洛阳，西都长安，原来人烟稠密，后来都被战争破坏得荒凉不堪，甚至到了路断行人的地步。颍川郡的鄢陵，原有民户五、六万家，后来只剩下数百家；青州原有万户的城邑，后来在册户数不满数百；汲郡原有民户十万、人口63万，后来只剩下民户三万。冀州原有人口近五百万，等到曹操打败袁绍、占据冀州时，只剩下30多万，但还被曹操认为是一个大州。人口锐减到如此程度，还称做大州，其他各州的情况也就可想而知。当时中原户口，据估计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