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亲历1-时代风云-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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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对他来说采访是很方便的。别人一看，邵飘萍居然开上车子了，说明他肯定有实力。”因此，邵飘萍并不是有意去耍派头，而是为达到工作的目的，不得不这样做。
1918年，邵飘萍在蔡元培的支持下，在北大成立了新闻学研究会，教授新闻采访课。当时，在聆听邵飘萍讲课的学生当中，有许多后来十分著名的人物，如毛泽东、高君宇、罗章龙、谭平山、陈公博等人。而邵飘萍讲授的新闻实务课，更引起了学生们的热烈反响。
1918年即将过去，32岁的邵飘萍还在为他的《京报》而忙碌。
在第二年爆发的五四运动中，邵飘萍在《京报》上设置专栏，对五四运动做了长达一月之久的连续报道，并且亲自撰写文章，揭露当局的卖国罪行。
邵飘萍激进的办报行为触怒了段祺瑞政府，1920年《京报》馆被查封，邵飘萍也被迫流亡日本。也正是在流亡期间，邵飘萍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于1925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段祺瑞政府垮台之后，他又一次回到北京，恢复了《京报》的出版。
1926年4月，被邵飘萍斥为“独夫民贼”的奉系军阀张作霖进入北京。4月24日，邵飘萍返回报馆料理事务，被早已埋伏的军警逮捕。4月26日凌晨，邵飘萍被押至天桥刑场。临刑前，他向行刑官挥手作别道：诸位免送！枪手当即开枪，子弹由后脑射入，自右眼下穿出。一代著名报人，就这样与世长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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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第一次北京之行（1）
1918年8月19日，一列从湖南开往北京的火车上，坐着二十多名湖南学生，他们准备到北京学习法文，然后再赴法国勤工俭学。这次活动的组织者毛泽东是一位高大英俊的年轻人，这一年他刚刚25岁。
毛泽东来到北京之后，起初住在湘乡会馆，后来搬到了东城区鼓楼豆腐池胡同，住进了他在湖南时的老师杨昌济的家里。
当时，在北大哲学系任职的杨教授住在一所幽静的两进院落的四合院内。前院的北房东侧是杨先生的卧室，住在北房西侧的是他的女儿，名叫杨开慧。而毛泽东则住在前院靠院门的房间里，与他同住的还有提前来到北京的蔡和森。
18年后，毛泽东在接受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采访时，曾经谈到了这次北京之行。他说，那年夏天，我决定到北平去，那时叫北京。当时湖南有许多学生打算用“勤工俭学”的办法到法国去留学……虽然我协助组织了这个运动，而且新民学会也支持这个运动，但是我并不想去欧洲。我觉得我对自己的国家还了解得不多，我把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
毛泽东和埃德加·斯诺
北大红楼
因为当时来北京的新民学会会员居住得较为分散，联络不太方便，毛泽东等人就在景山东街三眼井租了三间平房，从杨昌济家里搬了出去。当时住在这里的除毛泽东外，还有蔡和森等另外七名新民学会会员。由于人多屋小，房间里就显得十分拥挤，睡觉的炕上每个人仅有一块砖那么宽的地方，要想每人各盖一条被子都不可能。正如毛泽东在《新民学会会务报告》里所说的：“隆然高炕，大被同眠。”
1918年夏天，在离紫禁城东北角不远的沙滩，北大的新校舍建成了。新校舍的主体建筑，是一座五层的工字形楼房，由于它通体皆为红砖，所以被人们称为“红楼”。在红楼有一层全部为图书馆，有更为宽敞的资料库，更为明亮的阅览室。
陈独秀、李大钊的工资表
毛泽东的工资表
在杨昌济教授的推荐下，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谋到一份差事，主要是在图书馆的第二阅览室打扫屋子，登记每日新来的报纸和来看报纸人的名单，以及管理15种中外文报纸。
在84年后的2002年5月，原北大红楼作为“新文化运动纪念馆”正式对外开放，在陈列室内展出的一件文物十分有趣，那是1919年2月北大职员的“薪金底册”，也就是当时北大财务部门使用的“工资表”。在那份“薪金底册”上，陈独秀的名字位于蔡元培之后，月薪300元；时任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居中，数量是120元；而作为图书馆助理员的毛泽东名列表格末端，月薪仅有8元。
尽管毛泽东已经是新民学会的领导人之一，在湖南小有名气，但在北大这块精英聚集之地，他还只是一个普通的外地青年，没有人会注意到他，更没有人会想到这个带着湖南乡土气息的图书馆助理员，在不久的将来竟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著名领导人，蒋介石悬赏25万银洋要他的头颅。
多年之后，毛泽东曾以一种略带自嘲的语气回忆这段在北大的经历：……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在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极有兴趣。我打算去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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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第一次北京之行（2）
杨开慧
但是毛泽东并没有灰心，能够在北大工作，使他得到了许多听课的机会。他对政治的兴趣日益增长，他的思想也越来越激进。
1918年的年末就要到了，25岁的毛泽东仍然在北大图书馆默默工作着，按月领取他每月8元的工资，同时也更广泛地接触新事物、接受新思想。而另一件重要的事情，是他爱上了杨昌济的女儿杨开慧。
毛泽东在湖南读书的时候，就已经认识了杨开慧。那时的杨开慧还是个14岁的小女孩，但现在已经长成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在北京，他们有了更多的接触机会，渐渐萌生了爱情。杨开慧后来曾经说道：“自从听到他许多事，看了他许多文章、日记，我就爱了他。”“我看见了他的心，他也是完全看见了我的心。”毛泽东也真诚地爱上了杨开慧，他曾经写过一首叫《虞美人·枕上》的词来抒发自己的恋情，其中说道：“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夜色长天总难明，无奈披衣坐起薄寒中。”那充满柔情的诗句，与他后来戎马生涯中所作的那些气势磅礴的诗篇形成强烈的对比。
杨开慧
两年后，毛泽东和杨开慧在长沙结婚。又过了十年，杨开慧被叛徒出卖，在长沙惨遭反动军阀杀害。许多年后，毛泽东对他的第一位爱人仍然充满深深的怀念，写下了那首著名的《蝶恋花·答李淑一》：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
1918年即将过去，而此时住在景山东街三眼井胡同的毛泽东正准备离开北京。在第二年春天，他南下去了上海，为赴法国勤工俭学的学生们送行。后来自上海返回湖南，结束了他一生中第一次北方之行。
当然，那时他自己肯定不会想到，1949年，当他又一次来到北京的时候，已经成为著名的革命领袖。他在战友们的簇拥下登上当年可望而不可即的天安门城楼，以难以抑制的激动向全世界高声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他在中南海里的新住所，离他的三眼井那个破烂的小院仅隔着一段很近的距离，即使是步行，也只需几十分钟。而走完这段路程，他用了整整30年的时间。
平淡的1918年就这样过去了。叱咤风云的人物行色匆匆，在不经意间为这平淡的一年涂抹上一层绚烂的色彩，让她成为历史长河中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
这就是北京的19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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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离延安（1）
1946年，国民党单方面撕毁停战协定，发动了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在惨遭失败后，又集中精力针对陕甘宁边区和山东解放区发动“重点进攻”。
20世纪40年代的延安1947年3月初，蒋介石派出了大批飞机轰炸陕甘宁边区的核心——延安。3月13日，胡宗南的15个旅约14万官兵分两路向延安进攻。
在兵力悬殊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主动撤离延安，转战陕北。并且在枣林沟村兵分三路。毛泽东和中央前委留了下来，继续向西转移，以七百多人的队伍吸引身后的数万敌军。
1947年3月18日的延安已经成为一座空城，与原来人来人往的景象相比，空旷的街道和无人的房屋，显得异常冷清。延安的群众、中共中央各机关、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工作人员及其家属，都已经撤走了。
在延安的外围，国民党的军队正在迅速逼近，有着十年中共中央驻地历史的延安即将沦入胡宗南之手。
（1） 兵临延安
中央军委礼堂旧址
写在墙壁上的“保卫毛主席”的标语
王家坪，位于延安宝塔区西北约四公里处，1937年1月至1947年3月，这里是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所在地，中央军委的礼堂就在这里。
1947年2月，为了便于指挥已在全国各战场展开的解放战争，毛泽东搬到这里。这时的王家坪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和总参谋部的所在地。毛泽东就住在王家坪的南院。之所以选择王家坪做驻地，是因为它位置隐蔽，山后的防空洞可以躲蔽敌人的轰炸和炮击。
从3月11日到18日，蒋介石用空军三分之二的轰炸机，对延安实施了密集的轮番轰炸。
面对战争的到来，中共中央召开保卫延安动员会，提出“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口号，号召全体军民坚决粉碎胡宗南的进攻，牵制和消灭胡宗南的军队，支援全国其他各个战场正在进行的解放战争。
陕甘宁解放区军民有秩序地撤退，中为刘少奇
陕甘宁边区的民兵
中国共产党在陕北的军队只有两万多人，而胡宗南加上宁夏马鸿逵的军队一共28万之多，以一当十、历时七天七夜的延安保卫战开始了。
3月16日中共中央决定组成西北野战军，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在西北野战军的掩护下，延安实行坚壁清野，转移工厂和粮食，不让国民党从延安得到一点东西。不仅粮食都带走了，就连桌椅板凳、门窗也没有留下。时为中央警备团手枪连连长的高富有回忆说，妻子腌的一缸酸菜，也在临走前顺着山坡滚到了山根。延安变成了一座空城。
中共中央认为，面对强大的敌人，取得战争的胜利，不在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消灭敌人。
陕甘宁解放区的军民按照计划有序地进行撤退。
最后撤离的毛泽东
20世纪40年代的延安
第一批撤离的多为女同志，中央机要局机要处译电员马可玉就是其中一员。她当时结婚不久，又怀孕了，便派给她小毛驴带着部分文件先行撤离。撤离的路途中充满艰辛，任弼时的女儿任远志的腿就在行军路上摔断了。她记得是在晚上行军的时候，“我看不见，过一个小河沟的时候，一下就把腿摔坏了。我的腿趾骨一下就分开了，整个腿都肿了。开始骑老百姓的毛驴，又骑过老百姓的黄牛，最后有些地方实在没办法了，马都不能走的山坡，都是同学背着我过来的”。
撤离延安（2）
疏散到1947年3月中旬的时候，留在延安中央机关的人已经很少了。即使留下来工作的人员，也在随时准备撤退。
在延安的西北野战军部队和陕甘宁边区的民兵面对十倍于己的敌人，同仇敌忾，沉着应战，多次打退敌人的进攻。
实力强大的胡宗南军队正逐渐逼近延安，3月18日中午，敌人已经到了三十里铺；太阳落山的时候，敌人快要到达延安的宝塔山了。
转移档案和文件的队伍
对于坚持最后撤离的毛泽东来说，形势已经很危急了。时为中央前委司令部作战参谋的刘长明谈到当时情况的紧迫：“敌人已经到达南离延安城还有七里路的七里铺，能听到清晰的炮声。敌人空投的炸弹，将窗户炸得轰隆轰隆响，炸碎了窗户纸、窗玻璃。窑洞里桌子上的暖水瓶忽悠忽悠地晃。”在这种情况下，工作人员急切地希望毛泽东赶紧离开延安，但是，作为中共领袖的毛泽东仍然沉着地研究着眼前的局势，对敌人的进攻方向和自己的撤退方向进行分析。
谁也劝不动毛泽东，大家都在等待着。这时，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从前线回来，听说毛泽东还没有走，就直接闯进他的窑洞。刘长明回忆，彭德怀一进窑洞就喊道：“老毛，为什么还不走？赶紧走，你再不走，我叫别人用担架把你抬走。你得听我的，我现在是司令员，我对党负责，你得听我的。”听到这话，毛泽东说：“咱听司令员的。”终于动身了。
要放弃生活了十年的延安，对于毛泽东，对于这位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来说，要下这样的决定是很难的，也是要有魄力的。因为这十年，他和中共中央与延安人民建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