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幼儿教育之父:陈鹤琴传-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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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和婚后爱情程度分别列表并逐项予以分析、说明。通过比较、分析，陈鹤琴发现，凡是对妻子表示满意的，多半是因为妻子受过教育、读过书。由此，他想：“从前说女子‘无才便是德’，到了今日因为妻子‘目不识丁’的缘故，做男子的心里就不满了。又有一种感情，就是新思想新文化常常使人不满意、不知足，这种‘不知足’、‘不满意’的心，就能使人往前进步，往前奋斗。”他将对爱情满意程度与女子受教育程度相联系，从而得出结论：“从这一点，可见的女子知识之重要”和“所以若要增进家庭幸福，非教育女子不可；若要使无生气的地狱家庭变为快乐的地上乐园，也非教育女子不可”。他认为，摆脱旧式家庭的潜在危机，增进家庭幸福的惟一办法就是提倡女子教育。在婚姻改良方面，他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旧式婚姻传统进行了抨击，他写道：“这样说来，旧式的婚制不久就要破产。为人父母的当顺世界之潮流，明青年之心理，若仍固执己见，强人所难，其为害不但惹起父母子女间之恶感，恐怕遭家庭革命之惨剧。”他还对女子剪发和束胸提出看法：“女子的头发实在是一种障碍物，女子的束胸实在是一种缠足的变相。”《陈鹤琴全集》，第六卷，第53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年1月。
在这篇调查报告结尾处，陈鹤琴将自己的主张进一步明确阐述：“总而言之，若男子不受教育，对于旧式婚姻断不能发生不满意的心；若女子不受教育，断不能达到解放那一天；若男女都不受教育，中国的婚制断无改良一日。所以要改良中国的婚制，增进人类的幸福，巩固国家的基础，当从普及教育着手，尤当从提倡女子教育着手。”《陈鹤琴全集》，第六卷，第68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年1月。
陈鹤琴这篇调查报告的价值在于，采用社会学的抽样调查、统计分析的方法，研究、剖析了当时青年学生的婚姻状况，归纳了青年对于婚姻问题的见解；用详尽的数据与典型事例结合起来进行深入分析，提出对于青年婚姻问题和改良女子教育问题的明确观点和主张。这篇调查报告曾于1921年二三月间出版的《东方杂志》中连载。
1921年4月，在李大钊主持的少年中国学会座谈会上，与会者曾谈及陈鹤琴对青年婚姻问题的调查研究结果。有一段记载：谈到半酣，守常（按：指李大钊）出点心饷众人。既而复谈及社会上一般青年之婚姻问题，都以《东方杂志》陈鹤琴之《学生婚姻问题之研究》一文为有价值，其所用之调查方法，吾学会人不妨采取变通，以之调查上海北京及其他各处。《陈鹤琴全集》，第六卷，第69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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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语体文应用字汇
《语体文应用字汇》是陈鹤琴在南高师期间所做的另一项重要研究。在谈到这项研究的动机时，陈鹤琴写道：当时，我们中国正在提倡平民教育，到处是扫除文盲的呼声。为供识字运动做得更有效，有几个问题，我始终怀疑的，如我们中国通用的字汇究竟有多少？其中有多少文言文的字汇？有多少语体文（按：即白话文）的字汇？多少字是两种文体都有的？还有多少字是最通用的？多少字是次通用的？多少字是不常通用的？多少字是小学生应该学的以及多少字是民众应该学的？这许多问题，与普及教育的关系很大，但如何才能解决这许多疑问，那非得作精细的试验与精密的研究不可。《陈鹤琴全集》，第六卷，第630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年1月。从1920年开始，陈鹤琴带领几位助手着手研究语体文应用字汇的问题，他们将所研究的字汇分为两种，一种是对个别单字进行专门研究，第二种是专门研究联词。研究的素材取自儿童用书、报刊杂志、小学生课外读物和古今小说等。他们第一次收集了字汇554478个，含有单字4261个；第二次又添加字汇348180个，其中包含新的单字458个。该项研究汇编成册后，作为中华教育改进社丛书之五出版。在国外，关于字汇的研究早已有之，而中国字汇的研究，过去只有少数传教士为传教目的开展过一些工作。因此，当时这项工作在国内可说是一片空白。在此后的几十年间，很少有人继续从事这项工作，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才出现新的同类著作。
自五四以来，国内的新教育改革运动蓬勃发展，“平###义”和“平民教育”大畅其道，成为许多教育家的追求。在蔡元培、胡适、蒋梦麟、陶行知等新教育改革的领袖们大力推动和倡导下，许多平民学校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建立，南京、武汉等地先后成立了平民教育促进会。陶行知、晏阳初等人也四处奔走、呼吁、身体力行，用实际行动践行他们的救国理想。
1923年9月，《新教育》杂志第七卷第一期发表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宣言》，正文前印着五行大标题：●建立普及教育的基础
●花六十块钱可以使一百人受基本的平民教育
●花六百块钱可以使一千人受基本的平民教育
●解决生计，消弥乱机，奠定国本
●爱国者所应注意即爱己者所应注意这篇带有明显陶氏文风的宣言，将平民教育的意义和对国家及百姓个人所带来的好处说得明明白白、简明扼要。当时，陶行知订下了具体目标，希望十年或五年以内，能使12岁以上、25岁以下一万万不识字的人，受一千字所代表之共和国民的基础教育，还希望学生年年增加。《陶行知全集》，第一卷，第595页，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7月。由陶行知、朱经农编写的《平民千字课》是当时被广泛采用的平民教育教材，“辅导考试自学法”和“连环教学法”是陶行知所进行的识字教育实验。对此，郑晓沧、陆志韦、徐养秋、廖茂如和陈鹤琴等东大教授热烈响应并带头推广、普及。徐养秋在家开设试验点，陈鹤琴动员自己65岁的母亲参加这项试验。识字教育教材和试验所使用字汇的根据，来自于陈鹤琴与助手所从事的关于语体文应用字汇的研究成果。对此，陶行知有以下记述：“……东南大学教育科和中华教育改进社近年请了陈鹤琴先生主持编辑字汇，陈先生用了一年半的功夫，做了一本字汇；在一百万字当中，发现一百零一次以上的字，有一千一百六十五个。我们就应用这科学方法研究所得的字来编辑。我们虽然没有把这一千一百六十五个字完全编入，但是这本书里面常用的字，就是由这里发源。”《陶行知全集》，第十一卷，第154页，四川教育出版社，1998年10月。他曾评价道，在语体文研究方面，“其中以陈鹤琴先生的研究最为系统。他和他的助理九人先后费了二三年的功夫，检查了九十万字的语体文，编成了这册《语体文应用字汇》。这册报告未付印前已经做了《平民千字课》用字的根据。将来小学课本用字当然也可以拿它来做一种很好的根据”。《陈鹤琴全集》，第六卷，第74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年1月。陶行知、朱经农编写《平民千字课》的宗旨有三：（1）培养人生与共和国国民必不可少之精神和态度；（2）训练处理家常信札账目和别的应用文件的能力；（3）培养继续读书看报及领受优良教育之志愿和基本能力。《陶行知全集》，第十一卷，第154页，四川教育出版社，1998年10月。而陈鹤琴进行字汇研究的动机和初衷也有三：（1）可用为小学校基本字汇；（2）可用为###教育之工具；（3）可用为编制测验的根据。陈鹤琴曾说，当时中国正在提倡平民教育，到处是扫除文盲的呼声。为供识字运动做得更有效，要研究字汇通用的程度，了解有多少字是小学生应该学的，有多少字是民众应该学的，如何把已经社会化的白话文用于课本教材，使人们易学易懂，以达到普及教育的目的。当时，中国国内提倡语体文，北洋政府###通令全国自1920年起小学一、二年级国文一律改为语体文，并从1922年开始在小学全部试行语体文教学。教材编写的重要基础就是选用适合儿童学习的字汇，选择出哪一些字汇是最通用的，哪一些字汇是儿童应该先学的，哪一些字汇应该后学，《语体文应用字汇》为此提供了依据。显然，陈鹤琴的语体文应用字汇研究是平民教育运动的一个进程和组成部分。
《语体文应用字汇》1922年最初发表在《新教育》第五卷第五期上，经进一步修订，于1928年6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修订过程中，1923年12月1日凌晨，东南大学存放研究资料的口子房失火，据说是因为电路走电，扑救不及，木质结构建筑被彻底烧毁，生物系和物理系存放其中的实验设备、动植物标本和包括利玛窦所绘地图等几万册图书尽被焚毁，陈鹤琴与助手的部分研究资料和成果也化为灰烬。幸好有一位叫陈绍陶的助理，在失火前，将一部分底稿带回了寝室，才使他们的研究工作不致全军覆没。救火时，陈鹤琴奋力冲进楼内，抢回被自己视为宝贝的显微镜。在废墟面前，许多教授、师生嚎啕大哭，伤心不已。在火灾中，同样损失惨重的还有陶行知，他曾记载道：不料到十一月里，东南大学的口子房失火，把我所有计划的记载、搜集的材料，和亲手用万国音标标记的桑代克氏表中一部分的字，都付之一炬！灾后的二三个月内，我在校内预备室尚且没有一定的布置，要做这种铺排的统计研究，简直不必说了。因此我的研究就停顿了……《陶行知全集》，第十二卷，第76页，四川教育出版社，2002年9月。这场火灾过后，陈鹤琴带领着助手继续进行关于字汇的研究和编著工作，经不懈努力，终于完成。
作为新教育运动的参与者，陈鹤琴以自己的研究工作和成果加入倡导和推行平民教育的行列中。有当代教育史学家评价，这一课题直接影响到中国教育###化的历史进程。黄书光：《陈鹤琴与中国现代教育》，第37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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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测验运动（1）
1921年由陈鹤琴、廖世承合著的《智力测验法》一书作为高等师范学校丛书出版，这是陈鹤琴继《学生婚姻之研究》、《语体文应用字汇》之后的第三本研究著作，他坚持不懈地为中国的教育###化、科学化探索道路。
自1921年12月中华教育改进社成立后，将西方先进的科学研究方法引入中国，实现科学教学，成为新教育倡导者们热衷的课题，也成为中华教育改进社的工作目标之一。1922年2月16日，中华教育改进社曾电请美国新教育的领袖人物之一孟禄博士派出专家来华“襄助研究”。6月，孟禄来函称，派出教育专家推士先生来华辅助开展科学教育。据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二次社务报告记载：此项工作，由本社研究员麦柯博士主持。麦柯前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教授。本社与北京大学、北京高师、东南大学等校，商议协助编造测验。《陶行知全集》，第十二卷，第46页，四川教育出版社，2002年9月。19世纪中叶，西方工业革命后，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加和分工日益精细，专门人才的训练、人员选拔与职业指导应运而生，应用生理学和心理学方法测量那些有亲缘关系和没有亲缘关系的人们所具有的特性，以确定其相似程度，于是，对于各种感觉辨别力的测量结果就成为推估与评价不同个人的智力、心理素质及其他身体特征的依据。
1890年，美国心理学家卡特尔发表《心理测验与测量》一文，首次提出“心理测验”术语。此前，他曾编制数十个测验，包括测量肌肉力量、运动速度、痛感受性、视听敏度、重量辨别力、反应力、记忆力等项目。1905年，法国心理学家比奈与助手西蒙推出世界上第一个智力测验——《比奈西蒙量表》，经1908年和1911年两次修订，成为心理测验史上的经典之作。清末年间，心理学传入中国。1917年，在蔡元培的指导下，中国首个心理学实验室在北京大学成立。1918年，教育家俞子夷仿照美国心理学大师桑代克所著《书法量表》体例，编成《小学国文毛笔书法量表》共4种，发表于《小学校》杂志1918年第十期。以后俞子夷又陆续编成《初小算术四则测验》、《文语体缀法量表》、《小学算术应用题测验》、《小学社会自然测验》等，在南高师附小和江苏、浙江各实验学校推广试用。
郭秉文将测验的意义概括为“中华民族之强点可发挥而光大之，而其弱点之所在，亦可从事设法弥补”《陈鹤琴全集》，第五卷，第384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1年7月。。此言道出新教育倡导者对引进国外科学理念、改造中国教育现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