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军-第6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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捻军遭到阻截，从山东返回河南商水以北的周家口。这里濒临小氵隐河，是颍口的商驿通道。捻军大举劫掠而去，势力更加强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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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从湘乡回到江西之后，在建昌大营期间，写作了脍炙人口的《爱民歌》，要求湘军搞好军民关系。
湘军的军士都是朴实耿直的农民，曾国藩从乡村的实际生活和道德伦理观念入手，要求军士们将心比心，来体谅百姓的苦衷，照顾百姓的利益。
《爱民歌》提出的要求只有三条，却写了四十句。每一条都有细致入微的解说，反映出作者对乡村生活和军民关系的观察，是无微不至的。同时，他非常了解手下那些农民军人的心理，知道他用温和的口气讲明这些道理，就一定能够打动他们的心。
第一扎营不要懒。
这个不要懒，首先要求军士们不要贪图方便，随便乱拿百姓的财物来修建营垒。不要拆卸人家的门板，不要拆房搬砖石，不要踩坏庄稼，不要打鸡鸭，不要借用锅碗。
其次是不要拉民夫来为部队做工，也不要闯入民家去吃饭。
最后，就是要照顾百姓的方便。不要筑墙截断了行人的道路，不要到人家坟地上去砍树，不要从养着鱼的池塘里挑水，凡事都要在百姓的利益前面退让一步。
第二行路要端详。
这是要求部队在行军宿营时不要侵犯了百姓的利益。曾国藩要求部队扎营都住自己的帐篷，不要进占城市的店铺，不要进驻乡间的村庄。不要高声喧哗，不要推开挡道的路人。扯菜喝茶都要付钱，更不能强迫百姓来搞搬运。
对于拉夫这一条，曾国藩特别叮嘱军士们切不可为。他说，你把别人家的男人拉走了，一家人都会哭哭啼啼，母亲哭儿子，妻子哭丈夫，眼泪都会哭干。而地保也会趁机从中敲诈钱财，把任务分派到各团和各都，有人派人，无人派钱，没钱就把骡马和猪都牵走，闹得鸡犬不宁。曾国藩夸张地说，这样一闹，连水塘的鱼也会吓死几条。
第三号令要严明。
最后这一条，是要求军士们遵守与百姓有关的纪律。他禁止军士随便出营，因为出营就会学坏，就会为害百姓。军士无事出营，不是讹诈钱财，就是调戏妇女，或者邀集流氓地痞去喝酒。喝醉了碰到百姓就打，遇到店家就发火。百姓出了血吃了亏，还不敢声张，又怕军爷不高兴，赶紧拿钱去赔罪。
为了百姓能够安宁，曾国藩要求湘军军士服从号令。陆军不许出营，水师不许上岸。在家做良民，从军当好兵。他说，不抢不淫，是官军与贼匪的根本区别。如果官军也淫抢，就跟贼匪没有两样。这种丑名声传了出去，百姓会心酸，上级会皱眉。上司不发军饷，百姓不卖米盐，湘军的日子就过不下去了。爱民的军队大家都喜欢，扰民的军队人人都讨厌。军民如一家，不可欺负他。
日日熟唱《爱民歌》，天和地和又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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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8年冬天，湘军阵营里又发生了一件历史性的大事。安徽庐州人李鸿章加盟湘军，为湘军今后的发展和延续，埋下了一个重要的伏笔。
李鸿章一生中最为庆幸的一件事情，也许就是他在1845年初次会试落榜后，便以“年家子”的身份，投帖拜在湖南大儒曾国藩的门下，学习经世之学，奠定了一生事业和思想的基础。
1858年，咸丰八年（17）
曾国藩当时身患肺病，居住在北京城南报国寺，与经学家刘传莹等人谈经论道。报国寺又名慈仁寺，曾是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的栖居所。面对内忧外患，强烈的参与意识使曾国藩步亭林以自喻。他在桐城派姚鼐所提义理、辞章、考据三条传统的治学标准外，旗帜鲜明地增加了一条“经济”，也就是提倡经世致用之学。
李鸿章与曾国藩朝夕相处，讲求义理之学，还受命按新的治学宗旨，编校《经史百家杂钞》，所以曾国藩一再称其“才可大用”，并把他和门下同时中进士的郭嵩焘、陈鼐和帅远铎等人一起，称为“丁未四君子”。
太平天国运动兴起以后，曾国藩在家乡奉旨办团练，李鸿章也于1853年跟随吕贤基回乡办团练。曾国藩将自己编练湘军的心得，谆谆函告李鸿章，对这位弟子寄予殷切的期望。
1857年，安徽巡抚福济奏报李鸿章丁忧，为父亲守制，李鸿章结束了为时五年的团练军事活动。
李鸿章在本年携带家眷逃到南昌后，寓居其兄李翰章处。冬天，他本人投奔曾国藩设在建昌的湘军大营，充当幕僚。
这一年，李鸿章三十五岁，处于生命力最旺盛的时期。
时值李续宾三河战败之后，湘军急需补充人才。曾国藩对于李鸿章入营襄助，是非常欢迎的。但他深知这个安徽弟子自恃才高，年轻气盛，锋芒毕露，遇事沉不住气，真要独当一面，需要经过一番磨砺。
于是，他平时尽量让李鸿章参与湘军核心机密的讨论，将其与胡林翼和李续宜等大员同等看待。当时，湘军幕府中有不少能言善辩之士，如李元度等，曾国藩经常有意无意让他们与李鸿章争口舌之长，以挫其锐气。至于曾国藩本人，更是身体力行，以自己的表率来影响李鸿章。
李鸿章爱睡懒觉，曾国藩每日清晨必等幕僚到齐后才肯用餐，便逼着李鸿章起早床。李鸿章好讲虚夸大言，哗众取宠，曾国藩多次正言告诫：待人惟一个“诚”字。
每当遇到困难挫折，曾国藩大谈“挺经”。
曾国藩如此苦心孤诣，李鸿章的思想、性格乃至生活习惯，都在潜移默化。他自己说，他追随过许多老师，但没有一位老师能像这个老头子如此善于教诲，随时随地，针对每一件事，都有所指示。他还说，从前辅佐过一些大帅，茫然不知方向，到了曾国藩这里，犹如得到了指南针，获益匪浅。
曾国藩这个预言家，对李鸿章给予很高的评价，说他的天资与公牍最相近，将来建树非凡，很可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其实，无论曾国藩对李鸿章怎样打磨，仍然无法改变他固有的风格。这师生二人，一个生性懦缓，另一个明快果断，相得益彰。曾国藩每当要做出重大的决策，往往犹豫再三，而李鸿章在一旁寥寥数语，就能使他下定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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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9年，咸丰九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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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林翼奉诏复出，于1月4日在武昌接受官印，又于1月11日出驻黄州。
清军各路部队在太平军的压力下，从安徽退保黄梅，人心惶惶，听说胡林翼回来了，都额手称庆。
湖北境内没有战事，胡林翼集中精力图谋安徽的战事。
胡林翼心里还惦记着不久前死去的李续宾。他很后悔自己当时没在任上。如果他在武昌的话，一定会发兵去救援湘军的这员大将。于是，他在1月14日上奏，请求清廷抚恤在三河与桐城死难的道员孙守信等人，以及副将李存汉以下三百二十人。他同时弹劾导致作战失败的营官和总兵以下八人，对其中违反军纪而戴罪立功的人，派差事加以惩罚。对于粮台供饷延搁，他深为自责，请户部主事阎敬铭来主持。
胡林翼靠近李续宜的部队扎营。他非常信任李续宜，不仅因为他是李续宾的弟弟，还因为李家确实是一门双雄，他很看重李续宜的军事才干。他认为，李续宜与其兄李续宾相比，各有所长。李续宾精于战术，李续宜则长于战略。
李续宾战死以后，他的部队并未消亡。李续宜在黄州还保留着一支部队，同时收容战败的残部几千人。想回家的军士，一律遣返，愿意留下的便让他们归队。李续宜淘汰有罪的将领，提拔有功的将士，加紧训练。
李续宾在世时，李续宜一直处在兄长的光环之下，没有得到应有的名声。胡林翼上疏说，李续宜的战功，大多被李续宾掩盖了。尽管也有人说李续宜的名声与其兄不相上下，但人们说起这支部队的战功，往往还是只提李续宾的名字。
现在，李续宜成了胡林翼属下的得力大将。李续宜治军严整，嫉恶如仇，军事上从大局着眼，不计较一战的得失。
有了李续宜，胡林翼手下的兵力并未大减。他现在还拥有一支强大的骑兵。
骑兵这个兵种，是湘军到达湖北以后才组建的。湘军的骑兵将领，总是起用北方人，按照湘军的营制加以约束，多隆阿就是因此而崭露头角。
骑兵的营制，起初每营编制为三百七十八人，基本单位叫做棚，每棚四人，六棚为一哨。后来攻打捻军，每营的编制改为三百二十二人，每营设五哨。每个军士都配一匹马，只有马夫与火棚夫不配马。每营另有十名步兵，由什长率领，另外成为一棚，为骑兵做些杂役。营官配备八名长夫，公用的长夫有四十名。
骑兵营的军官，有一名营官、一名帮办、五名先锋官、十名哨官，配给蓝色夹帐篷十四顶、白色单帐篷三顶。每棚配给白色单帐篷一顶，马棚帐篷一顶。共计有白色单帐篷六十六顶，蓝色夹帐篷十三顶，马棚帐篷七十二顶。长夫有八棚，配给白色单帐篷八顶。
骑兵的战马，起初是从口外购买，官价每匹值八两银子，多数在路上病死，后来便在所到之处购买补充。一年下来，一百匹马中，病死和更换的不超过三十六匹，其余的都令乘骑的人自己补充。又另外储备了马银，每月可以存储一百多两，以备买价，这笔银两从杂费中开销，由营官掌管。
骑兵依照旧制，一员营官，每月的薪饷为八十两银子，哨官每月的薪饷为十两八钱银子，先锋官的月薪为六两银子，亲兵和骑兵每月薪饷为四两八钱银子，步兵的什长和亲兵一样，步兵的月薪为四两五钱银子，伙棚长夫比照陆师。每匹马每月支取麸豆费二两银子，每营有二百六十八匹战马，每月共支取二千六百六十三两八钱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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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进入1859年，江西的湘军就发起了对景德镇的攻击。
1月22日，张运兰和吴国佐的部队约定联合攻打景德镇。按照约定，王文瑞与吴国佐在中路进攻，张运兰的部队分为左右两路随后推进。王文瑞等人率部接战，太平军逃走。
但是，张运兰再次失约，导致吴国佐部陷入被动。太平军见湘军没有后续部队，回头抄袭。吴国佐率部奋力抵抗，太平军便直接向前，进攻王文瑞部，又分兵抄袭王文瑞部右侧。王文瑞和吴国佐的两支部队且战且退，丢下一百五十四具尸体。
吴国佐对张运兰非常恼火。但他无法左右张运兰，只好上书请求撤下自己的部队。王文瑞也对张运兰非常不满。
曾国藩同意吴国佐的请求，命令他率部返回湖南，张运兰从此专门负责指挥景德镇的战事。
1859年，咸丰九年（2）
1月30日，张运兰的部队单独攻打景德镇。太平军在城外隐蔽埋伏。过了很久，几十名举着白旗的太平军骑兵驰到水边，正要渡河，湘军突然出击，太平军骑兵全部逃回，不再出战。
日暮时分，张运兰下令收兵。太平军吹响号角，大批战士涌上来，趁机掩杀湘军。张运兰指挥部队渡河反击，王文瑞率部随后跟进，太平军败退，防守景德镇。
张运兰是个谨慎含蓄的将领。在吴国佐走后，朱品隆、唐义训和四川人李榕这些将领，也跟张运兰一样，个个谨小慎微，不轻易出战，保存实力。李续宜的部将成大吉和毛有铭等人只求保全自己，湘军的锋锐开始钝缺。
张运兰畏手畏脚，很难获得战功，于3月3日攻打景德镇失利。
鲍超却依然勇猛，于3月11日率部在安徽宿松的北二郎河大败太平军，稍稍遏止了太平军的军势。
和张运兰相比，浙江清军将领江长贵更为大胆，率部攻克了婺源。安徽的太平军从婺源西奔建德，并向西北部的彭泽运动。
刘腾鹤的部队已调防九江，驻扎彭泽。刘腾鹤连忙率部迎击，于3月24日在玉虹桥将这支太平军击退。
安徽和江苏的战场已经混为一片。张芾所部清军与清军江南大营共同作战。
捻军在1月份对苗沛霖的圩寨发起围攻，被苗沛霖的团练部队击退。
郑魁士所部于2月26日攻克湾沚，还一并攻克东北方的邻镇黄池。
江浦的太平军守将薛三元向江南清军总统张国梁请降，愿意献城赎罪。和春派李世忠受降。太平军各部声讨薛三元叛变，连忙发起攻击。薛三元已命令部属剃发，闭城待援。清军赖镇海的水师赶到，为江浦解了围。
薛三元率领所部，与李世忠合力攻克浦口。张国梁命令周天培和赖镇海所部入城驻守。
安徽的钦差大臣胜保弹劾袁甲三过于谨慎，错失作战良机，清廷命令袁甲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