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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帝国的回忆:美国人眼中的晚清社会-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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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戏台宽敞,设备精致。此外,打猎也是洋人十分喜爱的活动。长江下游沙洲之地,苇草丛生,野鸭、候鸟随处可见,都是洋人喜爱的猎物。英国人为了到长江和其他河湖里打猎,特别设计了一种华丽小船。每届春秋假日,风和日丽,便三五结伴,泛舟于上海附近的江湖水面上,出没于茂盛的芦苇中,一边打猎,一边休息。他们每个季度都会有三到四场演出。另外,还有巡回剧团每年都到上海来举行大型巡演。
  完美的家居生活
  无疑,经过十年的艰苦经营,上海的生活品位已经大大提升了。来到这里的洋人们,开始把上海当成自己的家,而不是像先前那样,要等着在此赚一笔钱后再回家娶亲。他们先就结婚了。如此一来,这里聚集了很多已婚的年轻人,他们再不满足于清国旧式的宴会,而经常发明或引进一些新的娱乐方式,来唤醒沉默的旧时代。
  洋人在这里的家庭生活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孩子的教育问题。大部分外国孩子都在9岁时被送回国去接受教育。这对于孩子和父母来说,都是件艰难的事情,然而现在还没有办法解决。
  这里是家庭主妇充分获得休息的庇护所。我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什么地方可像大清国这样,家庭主妇们如此无所事事。在清国,你可以充分地使用仆人,一旦这些仆人们闯入了你的生活,一切就会像上了发条的时钟一样,井然有序地运转起来。仆人们忠诚可靠。你告诉他们去做一件事,就可以确信这件事一定能够做好。我相信,当来自太平洋彼岸的那些人们不能再拥有这些仆人时,一定会万分怀念他们。
  

1877年的上海:火轮信使(7)
上海市场堪称完美,难怪许多人都会带着这种印象离开。目前,凡是这个城市及其周围买不到的东西,都可由蒸汽轮船带进来。想吃日本的牛肉吗?这难不倒上海。而“楚府羊肉”绝对是你在世界上任何地方所能吃到的最可口的佳肴。即使在1月份,青豌豆、番茄和生菜也可从广州运来,而所有热带的水果都可从香港运来。
  世界在前进
  在过去三年中,经过好多次尝试,人们终于利用清国廉价的劳动力建起了一批大工厂。在这些宏伟的现代化制造工厂里面,安装了最先进的机器。但是,他们的产品还是很不容易打进清国的市场。
  我只知道有一个行业做得非常成功,这是最出人预料的可在此大获成功的行业,它就是照相平版印刷。最初,它只是取得了部分的成功。幸运的是,李鸿章大人在一次造访时,对这个行业产生了浓厚兴趣。于是,通过他,商家获得了一份与北京政府签订的合同,将一些古老的政府档案进行照相平版印刷。据说,在未来的六年,这个行业的商人们都会一直业务充足,可以让他们忙个不停。
  实际上,大清国自己的制造业起步的那天,对于我们的国家来说,将会是一个悲伤的日子。因为他们一旦开始,就不会再需要从我们这里进口任何东西了。考虑到我们自己的利益,我很高兴地相信,离这一天还非常遥远。
  我感到十分遗憾的是,美国人正在逐渐失去自己在东方的商业地位。商业竞争变得如此的激烈,我们一些古老的商号要么受挫,要么已经转手给其他人。更为糟糕的是,至今尚没有建起新的商行来取代它们。
  大约有400名美国人居住在上海,他们中有些人在这里度过了一生中最好的时光。当然,我们全都为自己的祖国而骄傲,也为自己身为美国公民感到光荣。尤其是当美国军舰出现在这里的时候,我们会变得异常自负,喜欢摆出一副大国的姿态去对待清国人,好像我们的任何要求都必须得到最高的尊重。
  然而,我们也时常会为美国的海军感到羞愧。清国人对我们的实力惟一可做出判断的,就是我们那些一钱不值的空谈和美国的海军。坦率地说,我为美国海军在这里的表现感到遗憾。美国军舰的出现,本来应该像其他国家那样,能够激起当地人的敬畏,但它更多表现出的却是对我们伟大国家的奚落。严格说来,从来没有一艘像样的美国军舰访问过上海。我们偶尔看到的,只是一艘陈旧的木船,上面装备着一些老式的滑膛枪。它除了给我们一个向美国国旗敬礼的机会外,再没有什么其他的用处。
  每个星期,我们都会看到一艘清国炮船或铁甲舰沿河行进,它远甚于我们所有那些陈旧过时的大船。我们有些船正停泊在那里,当做自己的修船所。很遗憾,美国那些无时无刻不在夸夸其谈的政客们,他们就不能抽出一点时间来上海访问。相信他们如果来了,那么这里的见闻一定会对他们发挥作用,一定会让他们在登上归途时感觉到,那只象征美国的雄鹰被他们习惯性地夸大了。
  曾几何时,美国海军和快船曾经是我们在东方的骄傲,但那个时代过去了。世界在前进,而在它前进的行列中,找不到我们的身影。我们已经被遗弃在25年前那个金色的时光中了。
  

1906年的上海:会审公廨(1)
——一个美国律师的观察
  1906年11月18日
  钱皮·S。安德鲁
  不管你是律师或是对法律一窍不通的外行,恐怕都很难想象,在文明世界里居然还存在着这样一种刑事法庭,在没有陪审团的情况下,法官即可自行审案,当堂发落,有权判处嫌犯有期徒刑甚至死刑。当你环绕地球半圈到达上海,就可以亲眼目睹这个奇怪的现象。这种审判制度通行清国各地。
  此行上海,经原美国驻上海总领事佑尼干律师①和合伙人费信先生②介绍,我荣幸结识了上海会审公廨③的一名主审法官,并旁听了他一整天的诉讼。这是一段终生难忘的经历。尽管我为纽约郡医学会做过七年公诉律师,对刑庭内幕了如指掌,但在上海会审公廨度过的这一天,仍然像小说情节那样让我激动,并为我内心保留着些许哀婉之情。
  出庭者没有坐位,但不用下跪了
  这是1906年9月的一天,天气炎热。一位清国脚力费劲地牵引着马车,试图为我在法庭外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挤出一条通道。这个法庭从建筑外观看并无特别之处,只是显得更乏味和单调些。
  法庭书记员分别由一名英国人和一名清国人担任,他们坐在庭上相应的位置。芬顿先生和一名西洋巡捕也在庭上,他是一位标准的英国文官,负责监督法庭依照法定程序审办案件。正面条凳上,端坐着一名美籍督办斯蒂芬·巴戴先生(通常是英美驻上海总领事馆的一名副领事)和一名清国法官。
  会审公廨由两名清国法官轮流坐堂,地位相等,但年长者被尊称为法官,而年轻那位被称为助理法官(会审公廨的中方法官称“谳员”,助理法官称“襄谳员”) 。今天出庭的主审法官是位年轻人,名叫孙乃洛。他给予我额外的殊荣,特别邀请我坐在他与巴戴先生的旁边。巴戴先生是会审公廨的洋人监审,汉语讲得十分流利。
  除了上面提到的官员,法庭上其他人等都不许就坐。法庭根本就没为嫌犯、证人和旁听观众设置坐席。巴戴先生说,前不久他们还依照清国习俗,要求出庭人一律下跪,直到最近这一要求才被废止,因为它不符合西方社会的司法习惯。法庭里恐怕有上百名清国人,他们每人都穿着宽大的白袍和宽松的裤子,脑后拖着一条长辫,当中大多数人的眼里都神情惊惶,给人印象很深,真是令人难忘的景象。
  会审公廨的司法结构
  庭审中,辩护律师一次都没有出现。主审法官神色庄严地告诉我,律师很少出庭辩护,在上海也没有律师协会。会审公廨实行当堂发落,审案神速,时间急迫,也不容法官耐心倾听律师冗长的申诉。
  与此不同的是,在上海的洋人享有领事裁判权,可对于上海的清国人来说,他们的诉讼权利又从哪里获得保护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从清国人与洋人关系的渊源说起。如今,约一万名洋人居住在上海,同时还有几十万清国人居住在租界内。租界行政权掌握在由少数外国纳税人推选出的工部局手中。虽然租界中的清国人也向工部局纳税,但他们没有选举权,对市城管理也没有任何发言权。对于这个几十万人口的城市,只有居住在此的外国纳税人才拥有公共事务的决定权。
  然而,由于司法管辖权影响到清国人,所以租界当局对清国人的诉讼权予以认可,这是明智的。成立会审公廨,即是对生活在租界内的清国人施用混合司法管辖权。例如,如果一个洋人控告清国人,庭审由清国法官进行,使用《大清律法》裁决,而原告的领事或其他官方代表只能按照司法程序旁听。
  会审公廨的刑事审判对洋人而言最具吸引力。因为《大清律法》十分独特,处罚相当重,非同寻常。几个月前,上海郊区一名清国抢劫犯被裁决“站笼处死”,即把他关进站笼中,头伸出笼外,卡在一个洞中,不能动弹。然后,每天从其站立的石头堆中取走一枚石子,至到其颈项被笼口勒紧,窒息而死。此外,还有一种死刑叫“凌迟”,就是将犯人身上的肉一片一片割下,令他痛不欲生。处决强盗的方法一般是斩首。
  

1906年的上海:会审公廨(2)
上海租界当局认为,剥夺清国官府处罚其人民的权力是不明智的,至少在面子上需要为会审公廨赋予审判权。这个法庭之所以如此称谓,是由其司法特性所决定的。因为在清国法官审案时,必须另有一名外国领事陪同。在刑事案件判决上,外国领事拥有发言权,但清国国民之间的民事诉讼则由清国法官独立裁定。
  从这个法庭的实际情形看,许多案子都转为民事诉讼了。这个情形与美国相似,许多刑案实际上更适于民事法庭审理。上海租界内的警察力量由租界当局控制。除非通过外国巡捕房,否则不许逮捕清国人。即使一个外地的清国人在租界临时居住,也必须由工部局签署逮捕证后,才能逮捕他。许多了解其中奥妙的清国人宁愿搬进租界居住,因为清国法律在这里必须为西洋法律让路。
  法庭上的“疯女”
  现在,让我们重新回到孙乃洛法官这里。他礼貌地停止了庭审,等待翻译给我进行简单的解释。我被一位清国妇女的奇特举动吸引,因为她神情紧张地紧盯着我们。“这是一位可怜的人儿!”我心中暗自叹息,感觉到她内心极度的焦虑。看来,她十分害怕最终审判会以可怕的方式夺去她爱人的生命。从她间歇的抽泣中,可以感觉到,这是不可避免的了。我们注定要目睹一出最为哀婉动人的场面,代表司法公平的屠刀必将落在犯人颈项之上,而我们听到的不是犯人的尖叫,而是无辜妻子的哀嚎。
  孙法官拍打着惊堂木,要求法庭保持肃静。令人诧异的是,似乎没有人关心那个孤苦伶仃、痛苦啜泣的女人。她站在法官面前,表情麻木,动作呆滞,只是不停地哭泣。哭声越来越大,最后竟歇斯底里地尖叫起来。
  一位清国衙役冲上前去,抓住她双肩,粗暴地揪住她长长的黑发,恶狠狠地将她拖出法庭。这个衙役的脸上找不到一丝同情。我惊讶地回转头来,看着巴戴先生,试图寻得答案。
  他冷冰冰地说:“这个女人是个疯子。”
  意想不到的解释,更增加了现场压抑而恐怖的气氛。
  我回答道:“如果是疯子,为什么不把她送进疯人院呢?”
  巴戴先生说:“因为,无论是清国人或清国政府,都没有对如何处置疯子有任何规定。我们在上海已尽最大努力,但清国的这种精神病人实在太多,我们也照顾不过来。”
  我暗自叹息道,相信总有一天会有人用笔叙述自己因身患脑疾而备受煎熬的经历,以上帝的名义呼吁所有文明国家的人民,来解除他们心灵的痛苦。
  据说,在大清国,如果哪家出了疯子,通常做法是将他捆绑起来或用重石缚在堂屋里。曾经有个广东女人被这样捆了15年。最近,还有一位,颈、手、脚都被捆绑,送到了传教士创设的避难所。这人在悉心照料下得以康复,但锁链长时间的束缚,已使他一只手的肌肉萎缩了。
  判断一个人究竟是弱智抑或是患有精神病,可以进行一个小测验,即用一小块灯芯浸泡过食用油或煤油后,放在他的大拇指上点燃,观察其表现即可判断。
  我常在这里的大街上看到精神病患者被人嘲弄的情景,他们遭到乱石的痛击。清国人对付精神病患者的处方,是为他灌服桐油,使之呕吐。他们认为这样可排除邪恶的毒素。清国人不知道,疯病的原因是人的大脑机能出了问题。
  在那炎热的一天,会审公堂里发生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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