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史纲-第1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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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两国有同一的文化基础，却对同一刺激，产生两种恰恰相反的反应。为什么会如此？
我们认为主要的下列四项原因：
一 中国有长期的科举制度，日本没有。
二 中国有士大夫僵化了的阶层，日本没有。
三 中国人在经济上有安全感，日本人没有。
四 中国帝王有危险感，日本帝王没有。
日本于七世纪大化革新时，把中国文化几乎全部接受过去，不知道什么原因，却单单的拒绝或遗漏了中国知识分子最疯狂崇拜的科举制度。科举制度有它的主要功能，它使政权向下微作一隙的开放，使拥有相当资产的平民有机会借此一线狭径，爬到政权高峰。但也使帝王用它来控制知识分子，这些被长久控制的知识分子，在帝王跟平民之间，形成一个新的统治贵族。他们异于旧有的血统上的贵族，而是一种由科举考试而产生的贵族，即士大夫阶层。他们以研究儒家学派的儒书和做官为唯一职务，俸禄和贪污使他们的财富增加，再把这些财富投资到土地上，所以每一个士大夫都拥有土地和一个寄生性的家族。这些士大夫和这些家族，就像大海里无数礁石，而中国政府则像一只巨舟，在这些礁石之间，蹒跚行驶。日本因为从没有科举的缘故，它幸运的没有制造出来这些礁石，日本政府航行的大海是辽阔的，只要领导人决心改变方向，它就可以改变，不会遭遇到像中国领导人所遭遇到的密如星斗般礁石的阻吓。
科举制度主要内容是考试两千年前的儒书，儒家学派强烈的保守和崇古本质，也就成为士大夫最突出的冥顽性格，八股文的机械训练，更使士大夫脑筋里残存的想像力荡然无存、士大夫习惯于不用自己的思想，所有的著作都是代替圣人系统发言，于是养成一种不切实际发高烧的毛病，对社会上的任何改革和进步，都狂热的对抗。日本知识分子也有这种毛病，但毛病要轻得多，大多数都能冷静地思考到自己国家的缺点，虚怀若谷地接受西洋的生活方式和西洋文化的意识形态。
日本的长子继承制度也使日本社会的资金容易累积，比中国社会蕴藏较高的活力。长子继承制度一定使次子以下的子弟（至少占全国青年三分之二）都有一种不安全感，他们发现父母的财产跟自己无关时，只有走出家庭，赤手空拳到陌生的社会上创立事业。中国是平均继承的，每一个男子都有一份遗产，他缺少创业的刺激，如果他雄心勃勃地去创业——除非是去参加科举考试，社会上没有一个人会赞扬他奋发进取，反而会认为他不知道安分守己。
十九世纪以前的中国的家庭，往往跟家族同义，《红楼梦》上的贾府就是一个士大夫地主家庭的典型形态，没有工作不能生产的成年人，他不必工作，只要停在家里，照样可以享受被重视的生活。而在老年时，尤其占优越地位，所以中国人永远在礁石保护之下，而不是在政府巨舟的保护之下。日本人没有礁石作他们的藏身之所，他们必须奋斗。
中国政府的性质和皇族的地位，跟日本的完全不同。日本皇帝被形容为万世一系，是一种传奇的政治形态，日本有过将近七百年的幕府政治，但幕府的最高官位不过“征夷大将军”，他们把天皇的权力剥夺罄尽，但从没有人想到把天皇排除，自己去当天皇。中国任何一个有权力的野心家，第一件想到的事就是把皇帝挤下宝座，由自己的屁股坐上去，并且还要用极残忍的手段对付失去权力的帝王，以免他死灰复燃。帝王本身自然也用同样残忍的手段对付那些有权力的野心家，以免他们的屁股发痒。所以中国统治阶级对于权力问题，具有高度的敏感和紧张，帝王的最大工作不是治理国家，而是防止官员或将领独揽大权。一些高级官员或军事将领，也特别用不揽大权——事实上也就是不负责任，来表示自己并不是野心家。西洋文化中的民主政治，主要的精神是帝王无权，权在民选的宰相和议会，而这恰恰的严重违反了中国政治传统，更触犯了权力中心最大的禁忌。日本天皇事实上一直没有权力，所以也从不担心丧失权力，征夷大将军归还大政，不过把权力从旧式的幕府转移给新式的内阁与国会而已。
所以中国专制政体下的帝王，是世界上危险感最大的人，对野心家的恐惧心理，助长一种对中国伤害最大的贪污罪行。贪污在中国数千年不能绝迹，而在大黑暗时代尤其无孔不入，原因之一就是帝王有意培养它，当愤怒的人群纷纷控告某一有权人物贪污暴虐时，帝王往往暗自高兴，认为手握大权的人一旦把注意力放到贪污上，他就再不会有坐金銮殿那种野心。英明的玄烨大帝，就公开承认，绝对不贪污的官员根本没有。以贪污为中心的官员们的结合，形成一个只有中国才有，而其他各国所无的“官场”和官场特有的意识形态，在官场中，以善颂善祷和不负责任为第一要务。这些跟西洋近代文化，尤其跟自然科学工业以及军备业务，不能并存。日本却在二开始就肃清了贪污，建立起来一个非常有效率的文官制度，这是重要的分野。
石头投入河流会生出涟漪，苹果种进肥沃的土壤会发芽成长。石头投入酱缸只会听到“噗”的一声，苹果种进酱缸很少能发芽，即令发芽，也无法成长，即令成长，结出的果实也使人沮丧。中国没有力量摆脱数千年累积下来、沉淀下来的渣滓废物的污染，这是中国的不幸。
十七 百日维新·戊戌政变
中国在被日本击败后，弱点全部暴露。二十年前七十年代时，中国知识分子为堕落的祖国解嘲，说中国是一头睡狮，终会觉醒，有些外国人同意这个看法。现在西洋各国对这个睡狮的表现，哄堂大笑。当非洲、土耳其和印度莫卧儿帝国，先后被欧洲瓜分之后，他们认为瓜分中国的时机已经成熟，而且必须迅速下手，否则就可能会被别人抢走。在本世纪（十九）最末短短的五年内，各国对中国急吼吼宰割的成果，我们摘要列为下表：
从上表可以看出，中国已千疮百孔，支离破碎，开始受到各国的凌迟酷刑。过去他们对中国还保持着对待一个一级强国应有的礼貌，现在完全露出帝国主义的狰狞嘴脸，不再作任何化装。像俄国对旅顺、大连，它的舰队突然闯进港口，声称有租借它，的必要，就大模大样作军事占领，清政府只好答应。英国对威海卫，法国对广州湾，都是直率地提出他们的要求。中国清政府这个末期癌症的老拳师，在失去了漂亮的拳击手套之后，只有挨打的份。
各国的势力范围也就是各国预定的瓜分地区，都已协调妥当，只等动手的信号。幸而这个信号没有出现，却出现了美国的敏锐反应，美国不愿意被排除在瓜分的行列之外。本世纪（十九）最后一年（1899），美国国务卿（外交部长）约翰开发表声明，强调维护中国领土的完整和政治的独立，以及各国在中国有均等的通商贸易机会。这就是著名的“对华门户开放宣言”，各国因为它可以消除各国在中国对抗的紧张形势，先后表示赞成。
中国就在这种脆弱的均势之下，苟延残喘。
但被瓜分的危机，已使广大的青年知识分子觉醒。
《马关条约》签订的那一年（一八九五），北京正在举行科学制度下的全国考试，集中在北京参加考试，来自全国各省的数千名考生（举人），悲愤交集，推举一位广东省的考生康有为当领袖，领导大家向皇帝载湉上书，要求效法日本的明治天皇，变法维新。专制政府等级森严，这份请愿书当然到不了载湉面前。次年（一八九六），康有为已考取了进士，再向载湉上书，载湉仍然不会看到。不过以康有为当领袖被称为维新党的知识分子们的呐喊，已掀起政治性的狂飙，成为十二世纪宋王朝大学生在被金军包围的首都开封，发动激烈的知识青年救亡运动以来，第二次激烈的知识青年救亡运动。自强运动是当权官员发动的武器改良，现在是青年们要求发动的政治改革。
经过皇家教师副宰相兼财政部长（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翁同和的推荐（在康有为失败后。翁同和又誓言他没有推荐过），年轻的皇帝载湉，发现了这个救亡运动。他在读到康有为稍后所著的《波兰亡国记》、《突厥亡国记》，不禁痛哭流涕，这位头脑清晰的君主对他的王朝和中国的前途，怀着极大的忧虑。本世纪（十九）最后第二年（一八九八），古历的戊戌年，二十九岁的载湉，接见地位卑微的康有为。接着从四月二十三日起到八月五日，一百零三天中，载湉颁发了下列一连串严厉的诏令，实行公孙鞅式的变法：
一 科学考试仍保留，但废除八股文，改用议论体裁。
二 设立北京大学（京师大学堂），各省原有的旧式书院（专门研究儒家的四书五经，造就科举考试人才），一律改为现代化的中学小学。并创办茶丝专科职业学校。
三 命满洲兵团，全部改用现代化武器，用新式训练。并将汉人组成的绿营兵团，改为警察。
四 撤销叠床架屋的若干中央机构，如詹事府（皇太子宫事务部），通政司（皇宫文件奏章收受处），光禄寺（皇宫供应部），鸿胪寺（属国或外国使节招待部，职权跟理藩院——藩属事条部重复），太常寺（祭祀部），太仆寺（畜牧部），大理寺（最高法院，职权跟刑部——司法部重复）。
五 选派满洲贵族出国游历考察。
六 改良司法部门，改良刑事诉讼法，改革监狱弊端。
七 命各省出版农业丛书，奖励各种工商发明。
除此之外，康有为还建议载湉进行更激烈的下列明治维新式的改革：
一 建立内阁会议制度，由皇帝召见大臣讨论国事（开懋勤殿）。
二 禁止妇女缠足。
三 请载湉率先剪去辫子，改穿西服（断发易服）。
四 请迁都上海，摆脱旧势力，在新环境中改革。
五 借巨款六亿元，改良军队，广筑铁路。
一百零三天中，载湉所作的这些冲击，使全国那些朽烂透顶了的官员士大夫阶层，像被挑了巢的蚂蚁一样，惊恐失措，骇叫奔走，乱成一团。自从十一世纪王安石变法失败以来，中国历史即显示出一个定律，在士大夫政治形态下，任何变法和改革都不可能。以王安石无懈可击的道德声望，和崇高的宰相地位，皇帝赵顼又有绝对控制政府的权力，都归于惨败。康有为不过一个新进的小官——工程部科长（工部主事），要他领导负载如此沉重的政府，做出比王安石还要激烈十倍的改变，失败自在意料之中。
变法运动在技术上也发生错误，包括载湉在内，维新党没有一个人有实际的政治经验，他们不先谋求广大人群的觉醒，反而在自己的力量还没有能控制局势之前，剥夺了太多人的既得利益，因而树立太多的政敌。像突然间废除八股文，仅此一项就使全国知识分子恨入骨髓，因为在这世界上，除了八股文外，他们再不会其他东西了，废除八股文就等于把他们全都埋葬。像突然间撤销那么多具有。千年历史的古老官署，立刻就触怒依靠那些官署为生的官员和寄生人物，他们散布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制造出愤怒的舆论，看起来北京就像是沸腾了一样。没有做好准备工作而作太猛烈的刹车，会导致车辆翻覆。没有做好准备工作而作太猛烈的改革，会引起暴力对抗。
守旧党的势力事实上比维新党强大百倍以上，儒家学派理学巨头宰相徐桐，就是代表人物之一，他连从洋楼前面走过都不肯，他坚持“宁可亡国，不可改革”。监察部委员（御史）文祥是满洲人，他向载湉警告说，维新党的目的只在救中国，不在救清王朝。文祥的见解供给满族人反对改革的理论根据，他们誓言：“宁把国家送给友邦，也不交给家奴。”家奴，指的是汉人。
皇帝在理论上有绝对的最高权力，但必须获得军队的效忠，载湉也曾注意到这一点，他曾把河北省司法厅长（直隶按察使）负责在天津训练新军的袁世凯，擢升为副部长（侍郎）阶级，并且接见他，建立私人感情。但袁世凯是官场中人物，官场中人物只效忠权力较大的一方，那时中央的军权全部握在守旧党领袖直隶（河北省）总督满族人荣禄的手里，而荣禄正率领王公大臣（包括那些被裁撤的古老官署的高级官员），日夜在皇太后那拉兰儿——载湉的伯母兼姨母身旁，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