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苏三国演义-第6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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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勃雷宁没想到自己弄巧成拙，反而引起基辛格的怀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苏联心狠手辣的外交倒使我们考虑起美国的机会来了。”
３月１１日晚，基辛格把多勃雷宁来访的情况报告了尼克松，引起了尼克松的极大兴趣，若有所思说：
“往往有些意料不到的事会产生重要的影响，乌苏里江事件一定震动了中国人。”
基辛格建议应该抓住这个巨大的战略机会，打开中美关系的僵局。尼克松早有此意，便让基辛格领导审查美国对华政策，特别是美国对“亚洲共产党国家的贸易禁运问题”。
多勃雷宁敏感地察觉了尼克松政府的这一细微战略苗头，出于对中国的极端过敏和敌视来找基辛格，想把这个苗头消灭在萌芽状态，他鼓动如簧之舌劝说基辛格：
“亨利，你要知道，现在还有时间由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来指导世界事态的发展，若把中国弄到国际社会中来。不久我们就不会有这种力量了。对许多苏联人来说，看来台湾很可能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
基辛格暗中冷笑，美中还没有进行正式接触，就把堂堂苏俄超级大国吓成了这个样子，美中若开始来往，准有好戏要看，而且多勃雷宁竟以鼓吹台湾独立来取悦美国，可见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之流真是虎狼之辈，为反华竟不惜采取如此卑劣的手段，就从心里瞧不起俄国人，但基辛格颇有韬略，使尽全副本领装作高深莫测的样子，只给多勃雷宁一个含糊其词的回答，暗示“重建接触的选择已摆在我们面前”。
尼克松和基辛格决定“吊北极熊的胃口”， １９６９年４月２４日给柯西金写了一封信，指示美驻苏大使雅各布比姆把信亲自交给柯西金。 柯西金看尼克松在来信中讲了美苏关系的许多问题，但就是只字不提中国，感到很不过痛，明知是尼克松故意卖弄玄虚，但也无可奈何。
比姆见柯西金呈吞吞吐吐之态，暗暗称赞基辛格手段高明，就按尼克松、基辛格的密电所授妙计口头说明：“我们无意利用中苏之间的困难”。
柯西金这个老练外交家，马上领会了比姆所传尼克松、基辛格口信的言外之意：“这意味着，如果美国愿意的话，美国是能够利用中苏分歧的。”
柯西金对此默默接受，回去和勃列日涅夫研究了一个多月，才搞出复尼克松的信，５月２７ 日让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向比姆转交复信，大做官样应酬文章，而把勃列日涅夫的真正意图口头做了犹抱琵琶半遮面的表达：
“苏联也不会利用美国同中国之间的麻烦，而且总的说来，美苏关系应该建立在长远考虑的基础之上。”
尼克松、基辛格看了比姆的来电，兴味无穷地笑了。基辛格意味深长他说：“总统阁下，你是否已有预感，仍然非常模糊的美苏中三角关系，已经初露端倪了？”
这时；基辛格又拿出林彪４月１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仔细研读，博士对下面这段话发生了兴趣：
我们决不可因为胜利，放松自己的革命警惕性，决不可以忽视美帝、苏修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危险性……毛主席早就说过，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它们一定要打，我们奉陪到底，中国革命的胜利是打出来的。
基辛格确实有非凡才能，他从人们谁也不太仔细去读的中国官方文件中，发现了中国的重要战略动向，得出异平常人的结论。
“尽管报告的调子好战，但是它是使人感兴趣的，而且是逗人的、充满寓意的。报告强调，除非中国首先受到进攻，它就不会发动进攻。这样，美国就减轻了对中国会干涉印度支那的担心。报告指出，苏联和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构成了同等的威胁，这就满足了实现三角外交的先决条件之一，即美国不应该被视为主要的敌人。”
基辛格去见尼克松，提交了他对中共九大的评估报告，兴高采烈地提醒美国总统尼克松说：“毛泽东贬低美国只是走走形式，中国人首先关心的是苏联的威胁，而不是美国。”
反共斗士尼克松对此有独特的反应。基辛格认为中共九大报告中提到毛泽东继续为整顿教育政策而斗争的部分，引起了尼克松固有的报复心理的反应，他在基辛格提交的对中共九大的评估报告上批示：
“亨（利）基（辛格）：注意毛（泽东）也对教育机构进行斗争。”
其后，不断发生的中苏边界冲突吸引着基辛格的注意力，固有的反共观点使他仍认为是中国挑起了边界冲突，但新疆边界的枪声改变了他的看法，基辛格这样谈他思想的变化过程：
“在新疆发生的敌对行动打翻了我心中对谁是可能的进攻者的天秤。最初，我也同意流行的看法，认为中国是一个好战的国家，但是，我看了一份详细的地图，发现新疆事件发生的地点离苏联的铁路终点只有几英里，而离中国的任何一个铁路终点却有几百英里。这使我认识到，中国军事领导人不会选择这样不利的地点发动进攻。此后，我对问题的看法就不同了。”
基辛格把他的看法告诉了尼克松，美国总统也大感意外，他问基辛格：“这对美国是福还是祸呢？”
基辛格怀着进深山探宝的强烈兴趣，来回踱步分析：
“如果苏联是进攻者，对美国来说既是问题，也是机会。问题是，苏联对中国的全面入侵不仅会破坏地缘政治。而且也会打破世人的心理平衡，以致出现无法阻挡的严酷局面。”
尼克松摸着尖下巴点点头，既而又双手一摊苦笑说：“中国目前和美国毫无关系，我们挺身而出有必要吗？”
基辛格眼镜片后面闪着智慧的光芒，吐出真知的见：
“对于一个我们既没有与之建交，又没有在任何一级建立有效联系的国家来说，要为它出面抵制这种入侵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机会在于中国可能愿意重新进入外交舞台，为了弄清这种可能性，我们需要同中国领导人建立某种联系。”
尼克松当即做出决断，指示设法与中国挂钩，但要掌握时机。基辛格欣然赞同说：
“是的，如果我们行动过快，或者太张扬——在文化革命没有完全结束之前——中国人就可能拒绝这种行动。如果美国行动太迟缓，又可能会促使中国人怀疑这是美苏勾结，这可能促使中国只好同莫斯科做现实的交易。”
尼克松、基辛格权衡利弊，认为历史表明，在两个敌对的伙伴之中，联合弱的一方更有利，因为这样可以遏制强者，而改善美中关系不会破坏美苏关系。
于是，尼克松在环球旅行中，注意“在每一站都给中国人留下一张名片”，精心地开辟了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通道，首先通过戴高乐向中国试探进行接触的可能性。
面对新的国际形势，毛泽东、周恩来决定调整中国外交格局，打破中美关系僵局，寻找给尼克松、基辛格发回信息的机会。
１９６９年７月１６日，广东省公安厅在香港附近海面抓到两名侵入中国领海的美国人，硬说是美国特务，要向美国提出抗议。周恩来敏感地注意到美联社驻莫斯科记者索尔兹伯里的一篇报道：
“在中苏冲突中，给尼克松一个大好机会——使他能成为像样的历史人物的机会。当然，也存在着巨大的危险性，尼克松得下大赌注。一旦中美接近，将使世界的政治形势产生结构性的变化。”
周恩来力排众议，坚持查明事实真相，确定为美国游客误人中国领海，便下令予以释放。在太平洋彼岸，尼克松和基辛格领会了毛泽东、周恩来传回的信息，决定放宽美国对华贸易和旅行的限制措施。
这是尼克松上台后，中美之间第一次无声无影却奥妙无穷的对话，堪称世界外交史上的绝唱，有诗为证：
外交大师果不同，远隔重洋信息通。
人不见面话不讲，超级智慧人称颂。
尼克松为改变反共斗士形象对美国官员宣称：“苏联是更具有侵略性的一方，如果听任中国在一场中苏战争中被摧毁，那是不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
尼克松不顾美国文武大员对他立场迅速变化的不满，指示尽快打开中美关系大门。谁知老天故意捉弄人，他却听到周恩来和柯西金在北京进行会谈的消息。这使他大吃一惊，暴跳如雷。
原来，越南共产党主席胡志明１９６９年９月３日逝世后，中共中央决定派周恩来参加葬礼，还决定周恩来在河内避免与柯西金接触，以表明对苏联在新疆挑起边界冲突的抗议。
周恩来９月４日到达河内，向胡志明遗体告别之后，当即起飞返回北京。
鉴于中苏关系紧张，柯西金绕道印度前往河内，９月１０日自河内返回莫斯科时己飞到苏联的中亚城市杜尚别，又突然提出要转道北京与周恩来会晤。
柯西金此举虽出人预料，但毛泽东、周恩来却有外交大师风度，他们都认为，不管中苏立场多么对立，不论柯西金有没有诚意，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要来北京谈，总不能拒人于门外。当然，也绝对不抱幻想。
在首都机场会客室，周恩来与柯西金进行了坦率的谈话，并就严格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边界发生争执时协商解决等问题达成协议。其后，周思来以致柯西金信的方式予以确认。
对此事，９月１１日的中国《人民日报》在不显眼的位置发表了中苏公报：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今天在首都机场会见了从河内参加胡志明丧礼后回国途经北京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双方进行了坦率的谈话。
就是这样一则简单的新闻消息，却触动了尼克松的神经，他担心突兀出现的中苏首脑会谈会使刚有起色的中美接触计划夭折。他被这事前毫无迹象的事情惊呆了，迫不及待地把基辛格找来，阴沉着脸怒吼：
“中国人要干什么？苏联人要搞什么名堂？这是不是意味他们之间的缓和？”
基辛格也是刚得知这一消息，但他见尼克松这样气急败坏，反而冷静下来，冷静地给尼克松分析说：
“初步看来，关于中苏高级会谈的联合声明是非常冷淡的，声明中没有使用他们过去描述这种会谈的标准形容词——‘兄弟般的’，这就意味着有严重分歧。我揣测，中国人可能邀请柯西金路过北京，因为他们认为使‘温度’降低一些，符合中国的利益。”
“这是否意味着苏中关系的缓和？”
“不是。在我看来，这是双方严阵以待，以准备下一回合的斗争。”
尼克松又问起此事的起因和是谁先主动提出的，基辛格果断地做出判断说：
“关于这次会晤的起因，有各种各样可能的解释。我认为，柯西金的飞机在杜尚别改变方向。可能是由于中国在最后一分钟提出的邀请。无论如何，中国给予柯西金的不过是起码的礼仪待遇，没有允许他离开机场。苏联首先宣布这次会晤，这可能意味着是苏联采取了主动行动。”
尼克松仍不放心，又问及这次会晤对中苏关系的影响，基辛格凭借他对中苏关系的深入研究侃侃而谈：
“我觉得程序性协议改变不了渊源深远的紧张关系。不管是中国想寻求和解也好，或是苏联给北京的最后警告也好，有一点是清楚的：中苏关系在走向一个危机点。”
基辛格拿出两则电信来证明他的判断。
第一条电信是名为苏联自由撰稿人、实则是苏联政府发言人的维克托路易斯大讲苏联对设在新疆罗布泊的中国核试验基地进行空袭的可能性，他以“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权威姿态宣称：
“过去一年的事态发展，证明苏联格守这样一个理论，即社会主义国家为了自身的利益或者那些受到威胁的国家的利益，有权干涉彼此的事务。”
第二条电信是引人注目的新闻评论：
“周恩来不避免会晤柯西金，不表明中苏冲突有任何新变化，而表明冲突糟到什么程度，说明整个中苏问题已经达到没有任何伸缩余地的地步……”
尼克松终于被基辛格说服，继续采取改善中美关系的措施。
这样，美中之间跳开了轻盈的小步舞： １９６９年１２月１２日，中国驻波兰大使馆代办雷阳同美驻波大使斯托塞尔在中美大使级会谈中断两年后首次接触；同时，美国务院宣布，从１２月２３ 日起，允许美国公司的国外子公司向中国出售非战略物资。一周后，美国务院宣布取消对中国的贸易禁运，第七舰队亦减少在台湾海峡的舰只和巡逻活动。
到１９６９年底，美国同共产党世界的关系就慢慢演变成更为典型的中美苏三角关系了，而中美间的小步舞更引人注目，基辛格对此有精确描绘：
“这样，我们与中国人之间就开始了一场错综复杂的小步舞。这种小步舞安排得如此微妙，以致双方都能够总是说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