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苏三国演义-第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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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东局势的这些转变产生一幅令人困惑的图景，特别是鉴于有些考虑不能在公开的讨论中提出来这个事实。这几个星期使那些负责政治和军事行动的人持续处于紧张状态之中。”
这时，美国参议员富布赖特等人要求弹劾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富布赖特理直气壮宣称：
“如果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坚持他们现在的以好战行动为基础的关于金门和马祖的外交政策，他们就应该受到弹劾！”
更使艾森豪威尔、杜勒斯感到头痛的，是几个国务院官员竟向《纽约时报》透露说，美国公众是反对国务卿杜勒斯的对金门外交政策的。
杜勒斯气急败坏他说，这是美国国务院历史上罕见的泄密和造反事件，美国副总统尼克松认为这是极丢人的事情，他幸灾乐祸挖苦说：
“我对此感到震惊，这是国务院的下属的一个别开生面的处心积虑的行动，要挖国务卿的墙角，对他的政策进行破坏活动。”
焦头烂额的艾森豪威尔急于摆脱困境，他要杜勒斯再次向中国提出停火的建议，杜勒斯唉声叹气说：“毛泽东早已说过，中美两国没有开战，无火可停！”
杜勒斯说着，把毛泽东和彭德怀的一段讲话交到艾森豪威尔手中，美国总统低头看道：
美国侵占台澎与台湾海峡，这是中美两方有关的问题，应当由两国举行谈判解决，目前正在华沙举行。美国人总是要走的，不走是不行的。早走于美国有利，因为它可以取得主动。迟走不利，因为它老是被动。一个东太平洋国家，为什么跑到西太平洋来了呢？西太平洋是西太平洋人的西太平洋，正如东太平洋是东太平洋人的东太平洋一样。这一点是常识，美国人应当懂得。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之间并无战争，无所谓停火。无火而谈停火，岂非笑话？
艾森豪威尔看罢，愈觉自己病弱之躯不及毛泽东那样健康，哀叹 １９５８年是他“一生中最倒霉的一年”：黎巴嫩、伊拉克、埃及、台湾海峡事件和国内矛盾闹得他顾此失彼、焦头烂额。大概是害怕行将就木吧， ６７岁的艾森豪威尔竟越来越相信宿命论，认为以“８”结尾的年份都是他的倒霉之年：
１９１８年：错过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飞黄腾达机会；
１９２８年：在巴黎写书，有事业停顿不前之感；
１９３８年：与麦克阿瑟一起在菲律宾艰苦搏斗；
１９４８年：从军队退休，事业失意。
艾森豪威尔担心在下届总统大选中失败，硬着头皮支持蒋介石在台湾海峡制造紧张局势， １０月２３日批准发表杜勒斯、蒋介石会谈公报，声称“美国承认中华民国是自由中国的以及广大中国人民所抱的希望和愿望的真正发言人”。
为再次教训艾森豪威尔和蒋介石，毛泽东根据国际形势变化再施巧计，１０月２５日命国防部长彭德怀发表《再告台湾同胞书》，揭露美国孤立、托管台湾的两步阴谋，宣布在台湾当局不让美国人护航的条件下，逢双日不打金门的飞机场和料罗湾的码头、海滩和船只。
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打打停停、半停半打、边打边谈的灵活策略，把艾森豪威尔、杜勒斯搞得狼狈不堪，也使赫鲁晓夫感到恼火，因为他一心想与艾森豪威尔改善关系。他认为中国炮击金门与苏联要与美国搞好关系的部署不相协调，弄不好还可能引起苏美冲突。经毛泽东、周恩来一再解释，他对中国炮轰金门和对台对美政策仍一直有意见。
毛泽东在１９５８年１０月接见苏联等６国访华团时，把杜勒斯比作希特勒、墨索里尼式的反面教员，毛泽东风趣他说：
“教员还是有的，有杜勒斯，这不是一个好教员吗？世界上没有杜勒斯事情不好办，有他事情就好办，所以我们经常感觉杜勒斯跟我们是同志。我们要感谢他。这个人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在资产阶级里，他是比较懂得马克思主义的。因为他坚决执行阶级斗争的路线，相当不妥协。我这里没有讲他毫不妥协，因为他还有缺点。他相当坚决，只是坚决得还不够就是了。虽然有缺点，还是世界上最好的一个教员，只是除了共产主义者以外。当然第一个教员是马克思主义者，第二个教员才是杜勒斯。还要加上蒋介石，他还活着。”
毛泽东针对赫鲁晓夫惧怕美国的心理，让苏联官员告诉赫鲁晓夫：
“杜勒斯现在很不好办，他搞得很被动。人们责问他，为什么管到金门去呢？……全世界除了杜勒斯，都说金门是中国的岛屿，金门问题是中国的内政。所以他现在搞得很不好办事啦！我们还要继续使他难办，使他继续处于困难地位。不能轻易饶他！不要轻易让他溜掉！在这个地方大概他一时也相当难溜。”
此时，赫鲁晓夫一心想访美搞戴维营会谈，对毛泽东的话自然听不进去，但艾森豪威尔、杜鲁门却被毛泽东在台湾海峡问题上的灵活战术打得狼狈不堪，不得不于１９５８年１２月１０日宣布美国自台湾海峡地区撤出部分海空军。
鉴于赫鲁晓夫反对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论断，毛泽东在１９５８年１２ 月间举行的中共八届六次会议上，再次对纸老虎论进行了阐述：
“这里我想回答帝国主义及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纸老虎的问题。我的回答是，既是真的，又是纸的，这是一个由真变纸的过程的问题。变即转化，真老虎转化为纸老虎，走向反面。一切事物都是如此……从本质上看，从长期上看，从战略上看，必须如实地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看成纸老虎。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战略思想。另一方面，”它们又是活的铁的真的老虎，它们会吃人的。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策略思想和战术思想。”
毛泽东的“纸老虎论”和“绞索论”极大地武装了反帝斗士，将反帝斗争推进到一个新阶段，这正是：
金门炮击举世惊，神奇变化妙无穷。
停停打打气若虹，巧计出自毛泽东。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罪有应得 加剧紧张局势杜勒斯氏谢世
谄谀拍马 追求美苏缓和赫鲁晓夫访美
话说赫鲁晓夫爱出风头，好大喜功，在坐稳苏共中央第一书记、部长会议主席的金交椅之后，见毛泽东不听他的指挥，就一心想和美国搞缓和，于是厨房辩论、戴维营精神不久便相继出现，留下一连串大丢苏联人脸面的丑闻、怪事，遭到中国领导人的严厉斥责。
赫鲁晓夫上台后野心勃勃要做出惊世之举，他力求通过美苏首脑会谈，实现美苏合作主宰世界的全球战略，但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未把赫鲁晓夫放在眼里，赫鲁晓夫只得主动向艾森豪威尔频送秋波，设法拉拢。
早在１９５７年５月１０日，赫鲁晓夫接见美国《纽约时报》总编辑卡特勒奇时，就不顾苏联最高领导人的尊严，公开提出要求说：“我非常尊重艾森豪威尔总统，并希望能访问贵国。”艾森豪威尔听了卡特勒奇转达的口信，与国务卿杜勒斯密谋协商。杜勒斯认为赫鲁晓夫亲自找上门要求访美是件喜事，但还要煞煞赫鲁晓夫的锐气，因而对他的要求暂时不要理睬。赫鲁晓夫又不断通过各种渠道向艾森豪威尔、杜勒斯发出求访信息，提议进行美苏首脑会谈，但美国总统、国务卿却毫不理会，他不由勃然大怒，便在核武器和柏林问题上制造事端，向美国当局施加压力。
赫鲁晓夫不惜血本发展尖端武器，很快捷报频传：苏联１９５７年８月成功地发射世界上第一枚洲际弹道导弹， １０月间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成功运行。
这一下使赫鲁晓夫趾高气扬，尾巴翘上了大，他有意让美国记者转告艾森豪威尔：这只是苏联尖端武器奇迹的一个小小开端，其他火箭、卫星将源源不断送上太空。他嘲笑艾森豪威尔说，美国的运载火箭怕是差得很远吧？要不为什么不把美国的卫星送上天呢？你们的Ｂ—５２重型轰炸机干脆推入炼铁炉化掉算了，Ｂ—５２飞机在苏联的多级弹导火箭面前，只不过是废铁一堆！
赫鲁晓夫又得意忘形地挖苦英国说，你们还把轰炸机当宝贝吧，跟苏联的尖端武器一比，这些东西简直不值一提，回去全砸烂当废铁卖算了！
毛泽东对苏联卫星上天感到欢欣鼓舞。在１９５７年１１月１８日的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他巧妙地用它来鼓舞社会主义阵营和世界共产党人的志气，把这些成就作为东风压倒西风、国际形势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的一大证据。他说：
“第七件是苏联抛上了两个卫星。抛卫星的国家有多少钢？５１００ 万吨。不是讲美国非常厉害吗？你为什么到现在连一个山药蛋还没抛上去？你有一万万吨钢，牛皮吹得那么大呀，做出了先锋计划。先锋计划要改名了，得改成落后计划。由这七件事，我想可以得出一个概念：西方世界被抛到我们后面去了……在苏联发射人造卫星以前，社会主义国家在人心归向、人口众多方面已经对于帝国主义国家占了压倒的优势；而在苏联发射人造卫星以后，就在最重要的科学技术部门方面也占了压倒的优势。”
毛泽东豪情满怀，向世界宣告：“今年， １９５７ 年，形势大为不同了。我们的天上是一片光明，西方的天上是一片乌云。我们很乐观，而他们呢，却是惶惶不安。两个卫星上天，使他们睡不着觉。”
苏联卫星上天使艾森豪威尔、杜勒斯狼狈不堪，但两人并不惊慌，依然对赫鲁晓夫举行美苏首脑会谈的要求置之不理。
赫鲁晓夫看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在１９５８年１１月１０日的莫斯科演说中宣布，他打算把东柏林的控制权转交给东德政府，由此引起了第二次柏林危机。
赫鲁晓夫见艾森豪威尔仍无软化反应，就在１１月１４日再次发表声明，宣布他正在就柏林的地位准备一个适当的文件，做出最重要决定。
他见艾森豪威尔仍无反应，便下狠心搞了个“最后通牒”式文件，让外交部长葛罗米柯１１月２７日正式递交给美、英、法和联邦德国驻苏联大使，宣称要使西柏林成为一个非武装的自由城市，由苏、美、英、法和联合国保证它的地位。赫鲁晓夫提出另签一个协定，由东德保证西柏林与外界的交往畅通。作为交换条件，西方应担保不再利用西柏林对东德进行颠覆活动；如果６个月后仍无进展，苏联将单独与东德签订和约。
赫鲁晓夫发出威胁说，即使美国等西方国家不同意苏联的意见，也“阻止不了我们执行苏联的计划”，因为再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７１岁的杜勒斯此时己患癌症，全身剧痛，疲乏无力，勉强在他的国务院办公室里那张皮制长沙发上躺下，双脚往小桌上一搁，吃力地翻阅赫鲁晓夫的最后通牒式文件，终于从“外交游戏文件”中抓到了实质性东西：从西柏林撤出所有外国军队，６个月内使柏林成为自由城市。
杜勒斯放下赫鲁晓夫的“最后通牒”式文件，丛负责欧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利文斯顿麦钱特手中接过一本大拍纸簿，漫不经心地在上面天马行空般乱写乱画。
杜勒斯没有向艾森豪威尔报告他的病情，而在剧烈的病痛中，在死亡的阴影的笼罩下，作了他最后一次仆仆风尘的欧洲之行。
他与法国总统戴高乐、英国首相麦克米伦、西德总理阿登纳协商对策，他忍着痛苦听取西方盟国首脑的意见，就餐时根本不能下咽，但却装作使人觉得他在吃东西的样子，只对阿登纳说患了癌症，他强打精神发表对苏强硬讲话说：
“如果赫鲁晓夫鲁莽行事，柏林危机就有可能导致战争的爆发。美国愿意冒这个风险，因为保住西柏林，其意义是十分重大的，但是，西方必须设法避免一场灾难，设法同赫鲁晓夫进行谈判。”
杜勒斯对赫鲁晓夫的性格特征进行深入研究，认为此人虽然经常咆哮如雷，但骨子里想和美国搞缓和。杜勒斯与阿登纳密商后公开宣称：“如果赫鲁晓夫使用武力关闭柏林的高速公路，美国就决心使用武力保持它的畅通！”
杜勒斯回到华盛顿，向艾森豪威尔汇报他的欧洲之行结果，两人决定采取强硬态度，“拒不投降，但愿意谈判”。赫鲁晓夫果然欺软怕硬，表示愿意和解，不再提最后通牒之事。
杜勒斯病重住院发现癌症已到晚期， １９５９年５月２４日死于华盛顿的沃尔特里德陆军医院。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称赞“杜勒斯是一个值得称道的和很有意思的对手”：
“艾森豪威尔受到杜勒斯的很大影响。杜勒斯是个侵略成性的人物，他对苏联有一种天然的强烈反感，对每一件新的事物、每一件共产主义的事物、每一件社会主义的事物都有一种思想意识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