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5年:中国盛衰之交-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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闷雷声滚滚而来，一场惊天大风暴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而这场大风暴，既不是不同民族之间的斗争，更不是敌对阶级之间的较量，从一开始，就只是一场封建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战争。“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至此，杨国忠逼迫安禄山造反的目的终于达到。只是，令他想不到的是，雄起的狼烟烽火，不但揭开了安史之乱的序幕，为大唐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也奏响了李杨爱情悲剧的序曲，为他杨氏一家敲响了丧钟。
【一 最难当的是宰相】
“宰相，国之名器”。作为大唐的中枢，宰相对政局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玄宗即位后，先起用姚崇、宋璟为相，其后又用张嘉贞、张说、李元纮、杜逻、韩休、张九龄为相。他们各有所长，并且尽忠职守，使得朝政充满朝气，政治清明，政局稳定。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相对李林甫为相19年的时间，之前的宰相相对来说换得极为频繁，这自然是玄宗的策略。如果说前期玄宗在宰相的任免上还是出于为了社稷考虑，后面则完全改变了初衷。越到后来，在宰相的任免上越体现出玄宗的权术。尤其到了李林甫和杨国忠之时，玄宗已经完全是出于一己私利的目的了。
重新回到宰相的话题。宋璟罢相后，接替他的是源乾曜和张嘉贞，源乾曜为正，张嘉贞为副。但实际上，张嘉贞刚愎自用，遇事决断，而源乾曜性格宽厚，加上之前长期担任姚崇的副手，虽名为正，实际上反而成了张嘉贞的副手。后世多认为，这是玄宗的权术所在，有意如此安排，好让二人互相制衡。
两位新宰相都没有姚崇或宋璟的那种锐意进取的精神，但二人也很好地行使了守成的职责。不久后，张嘉贞受弟弟金吾将军张嘉佑贪赃牵累，被免去相职，外放为刺史，姚崇的老对手张说被起用为宰相和兵部尚书。
『注：张说，字道济，又字说之。原籍范阳（今河北涿县），世居河东（今山西永济），徙家洛阳。张说为文运思精密，年轻时文学很有造诣。垂拱四年（688年），武则天策试贤良方正，亲临洛阳城南门主考，张说应诏对策为天下第一，授太子校书，累官至凤阁舍人。』
长安三年（703年），武则天男宠张昌宗诬陷御史大夫魏元忠谋反，并胁迫张说作证，张说应允。然而当上廷作证时，张说＇〃文〃＇却慷慨＇〃人〃＇陈词，对＇〃书〃＇武则天＇〃屋〃＇说：“陛下视之，在陛下前，犹逼臣如是，况在外乎！臣今对广朝，不敢不以实对。臣实不闻元忠有是言，但昌宗逼臣诬证之耳！”张昌宗气急败坏，反诬称张说与魏元忠同谋反。张说又据理反驳，保护了耿直大臣魏元忠。但武则天却因此认为张说是“反复小人”，流配钦州。
中宗复位后，召还张说。睿宗朝时，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当时太平公主与太子李隆基争权，有人上言，说五日内有急兵入宫。睿宗召集大臣商议此事，众人都知道这事旨在离间挑拨父子关系，以动摇太子李隆基地位，然而却面面相觑，不知道该说什么。唯独张说直言不讳地指出：“此有谗人设计，拟摇动东宫耳。陛下若使太子监国，则君臣分定，自然窥觎路绝，灾难不生。”（《大唐新语·卷一》）睿宗听后十分高兴，这才下旨让太子监国。第二年，又下旨让太子即位。
玄宗开元初，拜张说为中书令，封燕国公。开元元年（713年）十月，玄宗欲召回同州刺史姚崇为相。张说因与姚崇不和，暗中指使御史大夫赵彦昭弹劾，玄宗不予理睬。接着，张说又使殿中监姜皎向玄宗建议，任命姚崇为河东总管，以阻止姚崇入相。玄宗知是张说的计谋，不顾一再阻挠，仍拜姚崇为相。姚崇任相后，张说私自到岐王李范（玄宗四弟）府邸申述诚意。姚崇知道后告发了此事。玄宗最忌讳宗亲与大臣相结，尤其是自己的儿子和兄弟，这是皇权下特有的对亲情巨大的扭曲。张说本来难逃此劫，但因人求情，只被贬为相州刺史，充河北道按察使。他之所以逃过一劫，其中还藏有一段佳话。
张说之前有个门生叫贾全虚，与他十分宠爱的美妾宁怀棠私通。张说发觉后，想依法处置贾全虚。贾全虚大声叫道：“贪色爱才，人人通病，男子汉死何足惜？但明公何惜一女子，竟欲杀死国士，难道明公长此贵显，不必缓急倚人么？从前楚庄不究绝缨，杨素不追红拂，度量过人，古今称羡，公奈何器小至此？”张说对他的话暗暗称奇，就将宁怀棠赐给他，并且送给他们许多财物，打发他们走了。没想到贾全虚后来机缘巧合下到内廷机要处任佣书，所有大臣的密奏，往往先人得知。他看到姚崇告发张说的奏章后，立即奔来相告。张说听说十分着急，苦无计策。贾全虚便送给张说一幅夜明帘，请他献给九公主。张说依计而行。九公主在玄宗面前为张说求情，张说才免于遭祸。
在外放期间，张说并没有就此消沉，他的政绩相当卓著。这也是玄宗又想到张说的主要原因。
此次入相，张说本人感受却是相当复杂。几经宦海沉浮后，在他看来，相位是天堂，但也是地狱，是个荣耀与危险并存的地方。然而，对张说来说，荣华与权力太有吸引力，以致他明知道潜在的威胁，却仍然踏上了这条危险的路。
张说任宰相后，还是做出了一些成绩。他有才智，却好受人贿赂。他与姚崇关系不好，二人勾心斗角，互相排挤。姚崇临死时，怕张说将来报复自己的儿子，就对儿子说：“我为相数年，所言所行，颇有可述，死后墓铭，非文家不办。当今文章宗匠，首推张说，他与我素来不睦，若往求著述，必然推却，我传下一计，可在我灵座前，陈设珍玩等物，俟说来吊奠若见此珍玩，不顾而去，是他纪念前仇，很是可忧，汝等可速归乡里！倘若他逐件玩弄，有爱慕意，汝等可传我遗命，悉数奉送。即求他作一碑铭，以速为妙！待他碑文做就，随即勒石，并呈皇上御览。我料说性贪珍物，足令智昏，若照此办法，他必追悔。汝等切记勿违！果能如我所料，碑文中已具赞扬，后想郤寻仇报复，不免自相予盾。”姚崇死后，张说果然前来吊唁。姚崇的儿子姚彝已经按父亲的义演，将珍玩摆列灵前。张说见了珍玩，立即起了贪财之心，忍不住上前摩挲玩弄。姚彝趁机上前说：“先父有遗言，说同僚中肯作碑文，就将遗珍赠他，您是当代文家，倘不吝珠玉，不肖等应衔图报，微物更不足道。”张说欣然允诺。姚彝等再拜称谢，请他快写。张说回去后，立即写了篇为姚崇歌功颂德的碑文。姚家也信守承诺，将珍玩送到张家。姚家得到张说所作碑文后，连夜让人刻碑，还特意将底稿呈上玄宗皇帝。玄宗看了，也极口称赞，说：“似此贤相，不可无此文称扬。”张说事后才醒悟，暗想自己与姚崇不和，怎么能赞扬他，连忙派人索还原稿，只说文章草率，需要修改，不料姚家说已刻成碑，并上呈御览。张说不禁顿足道：“这皆是姚崇遗策，我一个活张说，反被死姚崇所算了。”张说贪小的性格由此可见。
张说脾气暴躁，百官凡奏事有不合他心意的，“好面折之，至于叱骂”，所以与同僚的关系不甚融洽。开元十四年（726年），玄宗召回河南尹崔隐甫，欲授任要官，张说却认为崔隐甫不通文学，难以胜任。玄宗没有听张说的意见，坚持任命崔隐甫为御史大夫。崔隐甫得知事情经过后，心里记恨张说。
御史中丞宇文融，曾建议检括天下游户及籍外占田，设置十道劝农事，分行郡县督责检查。张说担心扰民，屡次从中阻止。宇文融又请求吏部设立十铨，与苏颋等分管选举，张说又极力抑止。宇文融愤怒至极，决心报复张说。
在唐朝，得罪御史台的大臣是一件后患无穷的事，因为御史有权弹劾任何大臣，不管对方的地位有多么显赫。这时候，在张说手下任职的张九龄已经看到了危险，劝说张说立即采取自卫措施，但张说不听，竟然还说：“鼠辈何能为！”
张九龄的忧虑不幸应验。不久，宇文融联合崔隐甫、李林甫，三人共同弹劾张说。罪名是：向术士问吉凶，滥用职权谋求私利，受贿。玄宗十分愤怒，命与张说不和的左相源乾曜进行调查。结果罪名成立，昔日无限风光的宰相顿时沦落为阶下囚。幸好高力士为张说求情，玄宗只是免去他的宰相职位，命在集贤院专修国史。之后，张说专文史之任。
玄宗虽然免去张说的相位，却对他宠遇不衰，“朝廷每有大事，上常遣中使访之”（《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三》），以征询张说的意见。可见玄宗此时还很清明，他清楚地知道张说的优点和缺点。张说的缺点令其不足以再任宰相，其优点却依然可以为朝廷上佳的顾问。
张说前后三次为相，掌文学之任凡30年，为开元前期一代文宗。张说“喜延纳后进”，张九龄、王翰等等著名文士均常游其门下。他实际上是盛唐前期文学界的领袖人物。张说最著名的代表作为《邺都引》：“君不见魏武草创争天禄，群雄睚眦相驰逐。昼携壮士破坚阵，夜接词人赋华屋。都邑缭绕西山阳，桑榆汗漫漳河曲。城郭为墟人代改，但有西园明月在。邺旁高冢多贵臣，娥眉睌睩共灰尘。试上铜台歌舞处，惟有秋风愁杀人。”这首七言歌行写得豪放而不粗率，表现出鲜明的英雄性格和倜傥意气，正是盛唐诗歌最显著的精神内涵。
张说同时还以文章著称。当时朝廷著述多出他与苏颋之手，人称“燕许大手笔”（张说封燕国公，苏颋封许国公）（李肇《唐国史补》）。张说的文章质实素朴，往往在俊爽的文字中展现宏伟的气势，充分展现出大时代的特征。
张说后，玄宗以清廉正直闻名的李元纮接替了张说的宰相位置。李元纮是名门之后，父亲李道广曾任武则天的宰相。因为李元纮是玄宗时期被任命的第一个无科举功名的宰相，世人多认为他是靠荫庇进入仕途。杜暹也被召入中枢，与李元纮、源乾曜形成了所谓的三驾马车。
李元纮早年做雍州司户参军时，曾审理过一件争夺产权的案件。当时太平公主与人争夺磨坊，李元纮秉公判还给原主。太平公主权倾朝野，百官都趋奉她。雍州长史窦怀贞便促令李元纮改判。李元纮不仅不同意，还在判决书上写道：“南山可移，此判难改！”受到民众的广泛好评。
杜暹则是因为善于绥抚将士入相。李元纮与杜暹一文一武，本是很好的搭配。然而，两个人都是刚直之人，意气之争逐渐演变成了中枢的不和。玄宗对宰相之间经常的争吵感到厌烦，将二人都贬为刺史，同时降源乾曜为尚书左丞，留在朝廷使用，但不再是宰相。
『注：源乾曜先后与张嘉贞、张说、李元纮、杜暹同朝。在此期间，他基本上不去主动揽事，只是跟着在下发的文件上签署自己的名字。当举荐他的姜皎因王皇后一事获罪时，源乾曜却没有替姜皎说一句话，因而受到人们的非议。玄宗曾经私下里问高力士：“你知道朕为什么提拔重用源乾曜吗？”高力士深谙侍奉帝王之道，直接回答说：“臣不知。”玄宗说：“那时因为源乾曜的容貌谈吐都很像萧至忠。”萧至忠因为归附太平公主而被玄宗捕杀。高力士继续虚心请教：“萧至忠不是有负于陛下吗？陛下为什么还深深地记着他？”玄宗解释说：“至忠诚国器，但晚谬尔，其始不谓之贤哉？”（《新唐书·卷一百二十三·萧至忠传》）这句话大有意味。』
萧嵩替代了源乾曜，宇文融和裴光庭替代了李元纮、杜暹。裴光庭不久后病死，萧嵩此时已经跟天子结成了亲家（玄宗女儿新昌公主嫁给了萧嵩的儿子萧衡），便举荐好友王丘（妻子为中宗女）代替裴光庭。萧嵩想不到的是，正因为他这一举荐，引出了许多事端，也直接导致了他日后的罢相。王丘谢绝了相位，改为举荐韩休。韩休当时以文才著称，一直负责起草皇帝的诏令，并已升任为尚书省右丞。
韩休性情正直耿介，入相后坚持原则和道义，玄宗有了过失，总是直言谏争，毫不让步。而萧嵩恰恰相反，总是顺从玄宗。有一次，玄宗在照镜子，显得闷闷不乐。左右内侍说：“韩休为相以后，陛下消瘦了，何不将他罢官算了。”玄宗严肃地说：“我虽然瘦了些，天下人却一定肥了。萧嵩来奏事，一味地顺从我，他走了以后，我心里不踏实。睡觉也很不安稳。我用韩休，是为了治理国家，而不是为我一人。”
韩休如此峭鲠性情，自然看不惯萧嵩一味顺从皇帝的行为，二人起了剧烈的冲突。这让玄宗相当不快。
唐太宗李世民曾经说过：“治安则骄侈易生，骄侈则危亡立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