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将-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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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中，一个天真的少年可以迅速变成成熟的男子汉，变成熟谙战法的指挥员。但正如菲特烈大帝所说，他的军队中的两头骡子，历经40多次战斗也只能是骡子一样，其分野就在于是否肯动脑子，善于学习。
据说，第一次战斗后，韩先楚这个连最普通的军语和战斗动作都不懂的扛枪的农民，就针对敌我双方的攻防，找出了几个“假如”和“为什么”。具体情况已无从得知。但这个从小就一脑门子“为什么”的放牛娃，自踏上军旅之路后，就愈发勤奋而又自觉地转动着思想的轮子，则成了他日后辉煌的一个重要注释。
彭德怀和军团长首长为什么不同意攻打定边，定边为什么能一鼓而下？盐池为什么一攻未克，二攻才下？10天之内连克两城，挟胜利之师之勇威，接下来打安边为何却吃了败仗？方方面面，林林总总，他反复在心头咀嚼、掂量。这个特别善于从切身经历的战斗中学习战争的“九头鸟”，到东北后，更是每一仗都要总结经验教训。有时还要把他人和自己的其他方案，依照战斗或战役的实际过程，反复进行推演。或多或少，每次战斗都能找到遗憾。像鞍海战役后期对待大石桥守敌550团，虽然将其歼灭了，他却过于相信潘朔端已下令其起义，而对滇军中的死硬分子估计不足，差点儿中了缓兵之计。
韩先楚认为，离开对战例的具体分析研究，就难以深人地理解战略、战役、战术原则。他不但力求搞清每次战斗、战役的精髓，还经常根据战后得知的敌情，重新组织实施方案。有时还把自己摆到对手的立场上，下决心，定方案，与自己再厮杀较量一番。他曾经说过：别人打一仗，我不知打了多少仗。他将此称为“放马后炮”。他认为这种“马后炮”，对任何一位将军都是重要的，对他就尤其是必不可少的。
红25军离开鄂豫皖根据地，长征到陕南，陕军就逼上来了。韩先楚就琢磨这陕军有什么特点，与国民党嫡系有何不同，陕南人民对红军会怎样，又怎样在新区发动群众？东北军也赶来了。这东北军挺能打，装备也好，可一提“九一八”，那劲头就泄去一截子。以后双方一照面，他们就高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抗战初期，他也不知道什么“武士道”，到东北也不了解国民党远征军，到朝鲜对美军就更陌生了。可他总能尽快地抓住对手的弱点，那结果自然也就不同了。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四章 战争大学（7）
在抗大学习时，他的“为什么”也多。兵器教员马千里，原是商震部队的司令部参谋。韩先楚有空就和他唠嗑，除了了解一些兵器知识之外，还请他讲述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由此就不难理解那貌似偶然的184师火线起义，不过是他的系列“为什么”中的一个水到渠成的答案而已。
军事科学是门综合性很强的科学，“博”是将军知识构成的一个显著特征。如果说在人类科学中哪个领域通才比专才更可取，那无疑就是军事指挥领域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凡事都要问个“为什么”，都要寻求出个答案，而是要分出主次、轻重、缓急来，搞清楚哪些是必须和马上要解决的，哪些是可以放一放，或是无所谓的。而对于其中重要的急需解答的“为什么”，则还要继续进行简化，因为任何事物的核心部分总是很少的，或者说是很简单的。
韩先楚恰恰是个化筒能手，他往往能从纷繁复杂的现象中，一眼就窥透事物的本质。像谈到鞍海战役中184师起义，他只说了四个字“它是滇军”。谈到新开岭战役，只有两个字“咬牙”。谈到第四次临江保卫战歼灭那个狂傲冒进的89师，只有一句话“它不知道我的厉害”。谈到奇袭威远堡，仍是四个字“找到‘打点”。建国后到哪儿开几天会，口袋里那个小本子，记满五页的时候不多。不是文化低，记不下来，而是会议精神、主要内容，那几句话、几页纸已经全都概括了。
在那不打仗的日子比节假日还少的年代里，他每天都在反躬自问：假如敌人突然出现在我的前方，或是两翼，我应当怎么办？
他不断地警示、总结自己，也总结、反思别人及看到的一切战争。内心的动力燃烧着自己，也照亮子自己和他所率领的部队。
应该说，除了从事军事理论研究而著名的外，古今中外的名将都是在战场上走向成熟的，而这种成熟靠的是经验的不断总结和积累。但是，像韩先楚这种没有理论准备，又缺乏理论著述，完全是在战争中打出来的大老粗，是最易被视为经验主义的。
那么，他究竟是不是呢？ 日军奇袭珍珠港，使山本五十六一举成名。一年后，这位珍珠港事件的策划者，故计重演偷袭中途岛，结果却大相径庭，日本海军也从此一蹶不振。没人要在这位可以置身世界名将录的山本五十六大将的“经验”后面加上“主义”两字，但他显然犯了战术老套的兵家大忌。因为每个战斗、战役都是独特的，任何一个成功战例都是不可能复制的。
由于职务和其他客观条件的局限，韩先楚走不到世界名将的行列中去。但他指挥的战斗、战役，特别是到了黑土地之后，几乎无不充满着创造的活力和新意。
一个缺乏创意的、靠即买即卖式的经验指挥作战的将军，在历史转换时期或是面对一个新的对手时，是免不了要交学费的。他的军衔越高，那鲜血和生命的代价就越大。可韩先楚从红军时期到抗日战争，再从解放战争到抗美援朝，又从陆地打到海上，各个时期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对手，都没打过败仗。这是“经验主义”能解释得了的吗？
对敌斗争坚决，战斗情绪一贯高涨，在艰危情况下总是不惜牺牲个人一切要求担负艰巨任务。有实践经验和部队工作经验，处理问题细致，决心果断，特别注意敌人规律及我之对付手段，积极机动灵活地完成任务，有钻研精神，积极扶持核心领导，注意研究上级命令、指示等，不仅坚决贯彻执行而且能根据实际情况提出自己的意见
第四章 战争大学（8）
以上为韩先楚《自传》中关于“廿四年革命斗争”，也就是对其整个战争年代的总结中所占将近一半篇幅的文字……从中是不难感受到他的那些“为什么”的。
吴焕先、*及麦克阿瑟等等
1953年4月，也就是韩先楚在朝鲜写完《自传》不久，他就回国了。和平了，安定了，家中书桌上就出现一张照片，镶嵌在个32开本大小的镜框里。自那以后，从中南到东南，又从西北到北京，除“*”怕抄家收起一段时间外，这张照片就一直这样伴随着他。
这是一张30年代的初期的半身戎装照片，一个25岁上下的军人，眉目端正，头戴一顶八角帽。岁月的流云已将照片染得灰暗发黄，遮掩不住的是人物的浩浩正气，勃勃英姿。
吴焕先任红25军军长时，徐海东为所属74师师长。徐海东抗战初期即患病，后来抗战及整个解放战争均未能参战，1955年授大将军衔。倘若吴焕先不是长征到陕南不久即牺牲了，他将是什么？而比这种资历更重要的，还是对革命的贡献和水平、能力。吴焕先是黄麻起义的领导人之一，鄂豫皖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在重建25军和领导红25军坚持鄂豫皖根据地，长征人陕，他都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特别是长征到达陕南后，在与党中央已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听说红4方面军到了川西，几乎所有的人都主张入川。果真如此，不但不符合党中央的战略意图，对中国红军的前途大为不利，而且红25军也就变成“张国焘的尾巴”了。当时，惟独红25军政委兼鄂豫皖省委代理书记吴焕先，坚持反对入川。他看出中央红军的目的是陕北，力主红25军西进甘肃，迎接中央红军。这个决定，不但决定了红25军当时的命运，也决定了红25军将士接下来的几十年的命运，还决定了红25军的历史地位。否则，可能就没有了大将徐海东，上将韩先楚，以及那么多中将、少将了。
这种掌舵人的果断和远见卓识，直到半个世纪后，也令红25军将士赞叹不已，自然也感念不已。
韩先楚到红25军手枪团后，就开始与吴焕先接触，并经常在其直接指挥下完成侦察、战斗任务。在鄂东北反“围剿”时，我军被敌包围。军长吴焕先率手枪团一个排抢占高地吸引敌人，掩护部队分散突围后，他们被围住了。敌人叫喊“抓活的”。吴焕先将一袋子白花花的银元撒向空中，敌人见钱眼开，他带领大家安全脱险。长征进入河南后，突然与敌遭遇，我军有些抵挡不住。军政委吴焕先纵马赶到前卫团，一手大刀，一手驳克枪，高呼：两军相逢勇者胜，共产党员跟我上！
红25军进入陕西境界，杨虎城调集几路兵马迎头堵截。吴焕先采取“牵牛”战术，避开强敌，指挥部队沿鄂陕交界的崇山峻岭向西游动。敌警1旅不知死活，10余天紧追不舍，被引入袁家沟口一条长lO余里的深沟，一举歼灭，俘旅长以下1400余人。
当部队进入袁家沟口准备设伏歼敌时，已是营长的韩先楚一看那地形，不由在心头连连叫绝。
第四次临江保卫战中，全歼那个轻敌冒进的89师和54师162团，我们是否也能看到吴焕先“牵牛”的影子？
在鄂豫皖时，以吴焕先军长为首的红25军领导，总结出“八会”的游击战术思想和军事本领，对全军官兵进行教育训练。①会打仗。打就要打胜，无胜利把握的仗不打。②会进攻。进攻要迅速、勇猛，打敌措手不及。③会防守。常以少数兵力佯作主力，防守一处，诱敌来攻，主力则出其不意，击敌侧后，转守为攻，聚而歼之。④会转移。敌大兵力合围或与敌突然遭遇打不赢时，要很快进行转移，善于钻敌人的空子，化险为夷。⑤会突围。在敌包围合击时，要能够独自荛战，看准敌人薄弱部位，分散突围，自动集合收拢，使敌围不住、打不散。⑥会隐蔽。善于隐蔽自己，善于埋伏歼敌，或避敌锋芒，保存自己。⑦会行军。黑夜行军，远程奔袭，神出鬼没。⑧会侦察。手枪团是全军的主要耳目，乔装改扮，四出侦察，捉俘虏，作调查，找报纸，以各种手段搞敌情报。
第四章 战争大学（9）
这是农民韩先楚参军后第一次比较正规、系统的军事训练，印象深刻，而又受益匪浅。
吴焕先的那匹马，行军路上除了让给伤员、病号，就是驮东西，他很少有骑的时候。在大别山时和士兵一样吃野菜，一次搞到7个鸡蛋，他让炊事员做了一锅野菜鸡蛋汤，跟大家一起喝。他是黄安县四角曹门村人，因为他参加革命，父亲、哥哥、嫂子、弟弟等六口人被敌人杀害，母亲病饿而死。妻子听说红军挨饿，给他送来鸡、鸡蛋、粮食，他都送给医院的伤病员。而妻子离开他不久，就饿死在回家的路上。大家都了解他的身世、为人和水平，都觉得跟他打仗有信心，跟他走不会错。
在历时10个月，行程近万里的长征中，吴焕先不断进行政治思想动员，反复强调严格遵守群众纪律，不打土豪，不进围寨，沿途所需粮草一律购买。还以军司令部、政治部名义发布《关于商业政策问题》的布告，宣布“保证贸易自由，反对奸商，取消一切苛捐杂税、厘金关卡，实行统一的累进税”，只没收反革命分子的商业财产，保证正当经商，保护行商，对小商户免税等等。在通过少数民族地区时，他还专门制定了“三大禁令、四项注意”，禁止驻扎清真寺，禁止打回族中的土豪，禁止在回民家中吃大荤，注意尊重回民的风俗习惯，注意用回民水桶在井里打水，注意回避青年妇女，注意公买公卖。对豪绅、保甲长、团总、警察、军官等，除罪大恶极者外，一律进行教育和争取利用，使其为我军服务。因而，沿途村寨的地主武装大都保持中立。所到之处受到广大群众和工商业者的欢迎。 红25军不但是最先到达陕北的，而且一路上队伍不断扩大。半路上留下个陈先瑞团，还开辟一块鄂豫陕根据地。这在各路长征红军中是绝无仅有的。劳山、榆树桥战斗后，全军清一色捷克式步马枪，轻机枪，每连装备9挺还用不完。在陆续到达陕北的各路红军中，堪称一支兵强马壮的精锐之师了。
到达陕北的中央红军，不但人马疲惫，而且腰包空瘪。毛泽东给徐海东写信“借钱”，徐海东立即从7000元大洋中拿出5000元送给中央。毛泽东、周恩来转告全军予以表扬，彭德怀则说“多谢你们财神爷”。
1935年8月中旬，红25军为策应，迎接党中央和红军，沿西（安）兰（州）公路东进西突。21日徒涉汭河时，突然山洪暴发，部队隔河一分为二，敌35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