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皇帝唐骏-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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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的方式是这样的，在政府采购中与微软竞争。顶着“国产软件”的光环，加之政府、企业对信息安全的重视，上述公司的产品往往能获得政府订单。在盗版得不到根治的情况下，微软在中国的主要营收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与OEM厂商合作，一是获得政府用户的订单。在政府采购中，国内的厂商与微软相比有两个优势：一是价格便宜，二是向政府开放源代码，政府不需担心其安全性。
与中国政府及其授权企业共享源代码，消除了这些客户对使用微软产品的安全性上的担忧，微软中国向政府采购又迈进了一步。
鲍尔默访华
2003年11月19日晚10时左右，距比尔•；盖茨访华不到10个月，微软第二号人物，CEO鲍尔默出现在首都机场出口。比尔•；盖茨、鲍尔默先后访华，体现了微软对中国的重视，这种重视，与唐骏游说微软美国总部是分不开的。游说美国总部的力量，还包括张亚勤、李开复这两个人。
与2002年的盛大排场有所不同，鲍尔默此行异常低调，直到10月18日，微软才最后公布鲍尔默19日晚访华的决定及一周的行程安排。
关于鲍尔默此行的目的，此前曾引起业界的种种猜测：最初意见认为鲍尔默是为去年的62亿埋单。但随后微软内部传出的消息否认了这种说法：鲍尔默意在拜访中国政府高层，会见客户，缓和与中国政府的关系。
但就在鲍尔默抵京的前一天，华尔街日报消息称：中日韩三国将各设立一个管理机构，负责三国的技术交流与合作，联盟开发Linux软件。业界纷纷传言：鲍尔默此行专为救火，瓦解中日韩三国联盟。经过唐骏的游说、盖茨的努力，Linux仍然影响着微软。
传言还不止于此，一个最大的传言是，随着陈永正由摩托罗拉空降微软，出任微软大中华区总裁，微软中国区总裁唐骏即将离开微软中国，方向有两个，一是回美国总部任职，一是离开微软。鲍尔默访华，微软中国及唐骏再度被推上风口浪尖。
（一）瓦解联盟
对于鲍尔默来中国“救火”一说，微软中国方面表示否认：鲍尔默此次访华是在数个月前已经计划好，与Linux无关，也与源码备用方案无关。微软中国同时表示：鲍尔默只是通过每年一次访华来了解中国政府和合作伙伴的市场需求。
但2003年11月7日鲍尔默在日本东京大学的演讲证实了“救火”的传言。鲍尔默声称：微软将与政府部门合作解决安全问题。高度重视安全问题的原因除了微软产品本身的安全性隐患之外＇奇。ｃom书＇，更因为以Linux为首的开源软件成本低、安全性高对其造成的威胁。
Linux现在已经成为微软的心头大患。早在2003年6月，鲍尔默就曾在一封发给员工的公开信中表示：Linux和其他源码公开的系统软件是微软长期增长前景的最大威胁。而中、韩、日关于Linux的联盟更令鲍尔默不安。
中、日、韩三个亚洲国家联手建立Linux联盟的计划始于2003年9月份。日本经济产业省一位日本政府官员9月1日称：日本、中国和韩国政府将联合主要高科技公司，共同开发可以替代微软Windows操作系统的公开源代码软件产品，在解决微软安全漏洞的同时，制约微软在全球电脑业日益扩大的影响。
作者当时曾致电具体负责此项合作的信产部信息产品管理司张琪司长，她确认了此事：中、日、韩三方正在谈判，估计近期将会有谈判结果。但张琪当时并没有透露其合作日期。“现在好多事情没有敲定，并不适宜向外界透露。”她说道。
而据11月14日《华尔街日报》报道：中、日、韩三方的合作有了成果，日本信息技术产业服务协会、中国软件行业协会及韩国信息产业联合会官员表示，将在日本、中国和韩国各设立一个管理机构，负责组织三国的技术交流与合作，甚至可能共同开发项目。
在日本，鲍尔默“救火”的方式是敦促日本参加“政府安全项目”，免费获取Windows的源代码，同时使相关官员接受有针对性的培训。但鲍尔默的计划并未成功，日本并未同意加入“政府安全项目”，日本相关政府官员此前曾在公开场合表示研发一种新的操作系统软件势在必行。
同时，微软的“源码备用方案”并不为各国政府所承认，因为以Linux为首的开源软件除了价格更低之外，更能面向计算机硬件实行底层操作，具有更高的安全性。为此，中、日、韩三方联盟的官员强烈呼吁政府购买开放源代码的软件。
除此之外，他们还呼吁政府为一些试验项目提供资金、建立开放源代码软件的质量认证中心。据中科院院士倪光南透露：为将上述呼吁落到实处，该联盟的管理机构将独立于目前已有的政府出资建立的组织，并从2004年3月份开始先后在北京、札幌和汉城举行一系列后续会议。
（二）兑现承诺
与年初盖茨来中国之行签署“源码备用方案”相比，鲍尔默此行沉寂许多。面对中国政府，鲍尔默公关中国政府的手段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通过签署与中软的全球合作协议和教育部签署关于基础教育的合作协议，逐步实现对中国包括去年62亿大单在内的承诺，以缓和微软与中国政府的关系，达到瓦解此联盟的目的。
2003年11月20日，鲍尔默出席了中软与微软的联合发布会，并签署合作备忘录。双方决定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人才培养、软件开发、市场营销、企业协议、培训认证及软件外包服务等方面进行合作。
这实际上是鲍尔默对2002年6月份62亿大单的承诺的兑现。当时，鲍尔默曾许诺：在未来3年内，微软将为中国本土企业提供总价超过7亿美元的软件开发、服务外包订单和基于嵌入式软件的硬件产品出口订单。
就在同一天，鲍尔默还出席了微软与教育部的合作仪式，微软决定出资1000万美元，资助中国边远地区的中小学教育。
此计划是2002年与教育部签署的“长城计划”的一部分。当时鲍尔默承诺：3年内向中国教育界投资、赞助和捐赠至少3亿元人民币。当时微软亚洲研究院就分别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科技大学签署了以资金、人才、教材、学术交流、学生实习、国际合作等形式合办软件学院的协议。
但此次与2002年“长城计划”的区别是：2002年“长城计划”实施主要针对中国高等教育，2003年主要针对中小学教育，也即是基础教育。而据微软介绍：微软针对中小学的投资也将很快落到实处。
事实上，微软自今年初以来正在逐步实现其对中国的承诺。2003年2月份，盖茨签订与中国的源码备用方案，解除中国政府对于微软产品安全性的担忧。7月25日，微软成立中国信息安全产品测评认证中心源代码查看实验室，七家特许单位可以查看微软的源代码进行研究与合作。
随后，微软将第一个海外技术中心设在中国，成立中国技术中心，它为中国的IT企业提供技术咨询和支持，并且不以盈利为目的。“上海滩事件”之后，微软加大与中国基础教育界的合作，推出面向低端职业教育的软件课程，并制作大量课件、幻灯片。
鲍尔默与教育部签署针对中小学的合作计划与微软兵败上海滩有关：通过对中国基础教育的支持，消除“上海滩事件”影响。微软2003年4月曾发函上海市教委，要求没有获得微软Office授权的上海中小学全部购买正版的Office产品。微软的政策引起了上海市中、小学及上海市教委的强烈反弹：在上海市所有中小学机器上卸载微软Office，转而采购国产软件WPS。这被称为上海滩事件。
鲍尔默此行尽管“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但其通过兑现承诺以强化中国布局的决心却显而易见。
鲍尔默兑现对中国的承诺的意义不止于此：通过兑现对中国政府的承诺，并通过促使日本加入其“政府安全项目”，对中、日、韩三国Linux联盟实行各个击破，最终让三国Linux联盟全线溃退。但这种做法，并未获得地方政府的认同。
（三）布局中国
微软高层每次来华之前都会设定外界对其的“印象值”。鲍尔默此次来华前，微软就开始向作者传达这样的信息：此次例行访问是为了不断加强对中国的承诺。但有消息传：鲍尔默此行的真实目的是整肃微软大中华区人事管理，强化总部对大中华区的直接监管。
其身份以及微软中国高层此时正处于大动荡的时节印证了这种看法。在鲍尔默此行的陪行人员中，作者并没有看到微软中国的总裁唐骏，而陪伴鲍尔默左右的是今年9月继任微软大中华区的总裁陈永正。就在当天，唐骏离开微软转投一家Linux厂商的消息成为会场作者讨论的热点。时间进入2003年，微软不断加强对中国的掌控，体现了其对中国重视程度的加强。7月初，微软进行全球组织架构调整时，微软就不断加重中国区的权重；9月份，陈永正空降微软，台湾、香港、大陆两岸三地统归微软大中华区总裁陈永正管辖，在大中华区事实上已经形成了以中国事务为核心的格局。
9月中旬，包括微软7大业务线中，近30位高级副总裁同时“感受中国”，要求微软上下一致重视中国市场。9月底，微软宣布一个重大的决定：由微软所有的副总裁组成“中国咨询委员会”直接“遥控”大中华区的工作。陈永正表示：中国咨询委员会每季度开一次会，把中国策略的执行或者遇到的问题，向美国总部做直接的沟通。
10月份，微软决定取消微软中国架构，唐骏将在微软总部重新分配工作。在新的微软全球组织架构中，微软大中华区跳出亚太区的控制并与之平级，成为继日本之后第二个被单独拿出来由微软总部管理的亚洲市场，微软大中华区总裁陈永正直接向微软总部汇报。
通过一系列措施，微软已经完成了大中华区的新布局，中国事务得到微软前所未有的重视，鲍尔默于此时访问中国，兑现对中国的承诺是其任务之一，同时，鲍尔默还将布局大中华区事务。鲍尔默下机的当晚，陈永正即向鲍尔默汇报其上任2个多月来的工作情况。
此时，取消微软中国组织架构已成定局，没有定下来的只是唐骏是在微软内部重新分配工作还是离开微软。
唐骏
如何走到今天？我想我是幸运的，因为我最难忘的少小时的记忆和最珍贵的打工经历，在我需要作出判断与决策时，每每会指引着我，产生奇妙的、不可思议的作用。
我还清楚的记得，小时候，我的爸爸妈妈想得那么遥远，我和哥哥十来岁就要盖房子，这段经历是磨炼，也是苦难。十二三岁是什么年纪？是开始关注异性、也渴望得到异性关注的一个年纪，而我们却要在精神和体力上忍受那么多。
盖房子最开始的工作是由我和大哥唐政一起完成的，父母都要上班。然后是包工头进驻，完成剩下的工作。
我结婚就是在常州老房子里结的，那时候我正在日本留学，刚刚留学一年，我带着女朋友从日本回到常州，摆了很多酒席。那热闹场面，父母的兴奋，新娘子的纯情，亲朋好友席上的觥筹交错，我现在还记得十分清楚。
婚后，我跟新娘子提起当年修房子的旧事，新娘子笑了：你家人看得真远，想象力真丰富。那样的记忆，历久弥新，现在我与妻子开玩笑还会提起。
但修房子时所历经的苦难，却不似玩笑那么轻松。所以，我现在做任何计划，工作、人生、发展，从来不超过三年，三年以外不在我的考虑范围之内。因为世界变得太快，现在就跟自己说若干年后该如何如何，反而是一种阻碍。计划越长远，就越没有可行性。
当然，我的童年不仅仅只有修房子的苦难，也有让我得意的事情。在小学里，我当过红小兵、小队长、中队长，还担任过大队长。红小兵是起点，大队长是“仕途”的顶点。看来，在小学里我的“仕途”颇为顺利，一点不像在初中的经历那么不顺利，也不像我成人后的经历，波澜壮阔，坎坷曲折。
那时虽然是个领导，但并不组织什么活动。现在我很奇怪：那时候自己为什么没有组织什么活动呢？也有一些活动，是到街头、乡下演出，但都是老师组织的。在那个混乱年代，我在小学里参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