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传-第5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① 沈慎《查良镛移民加拿大》，《百姓》半月刊1989年7月16日，51页。
② 翁灵文等《诸子百家看金庸》三，105页。
早在1986年，金庸就在报社内部多次说过：“我希望报馆现代化，我们长期家庭式经营，今后要制度化。”他曾说：“我想报馆由一个人控制，一个人死了，报纸就不能生存。要是制度化了，即使个人被暗杀，报纸还是可以营运下去，所以我提出要制度化。”①其实他也是为“九七”作准备。
1989年，他为吴霭仪《金庸小说的男子》写序说：
我在三十岁稍过后开始写武侠小说，所描写的男主角为数众多，个性和遭遇颇为繁复。但写到最后，男主角的结局通常不出于两途：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或飘然而去，遁世隐居。大概由于我从小就对范蠡、张良一类高人十分钦仰，而少年时代的颠沛流离使我一直渴望恬淡安泰的生活，所以不知不觉之间，我笔下郭靖、乔峰、康熙一类的人物写得较少，多数以另一类的归宿为结局。
连韦小宝最后都坐拥七美，隐居大理去了。但对金庸来说，所谓“退隐”只不过是卖掉《明报》而已。将《明报》上市是他退休计划的重要一步，他并不想通过上市赚大钱，而是想减少对《明报》的控制和参与，最终完全退出。《明报》上市，他的持股量从八成减到了六成。
三、于品海其人
辞去《明报》社长之后，金庸已很少去《明报》，大部分时间在家读书，研习佛经。对于出售《明报》一事，他一直放在心上，一有合适对象，就会约谈，希望尽快实现退休计划。他征询子女的意见，看他们是否有意接掌《明报》，二女一子都不从文，各有自己的生活理想，对接手《明报》也无兴趣。有人说“儿子的死改变了他的一生”，早在1981年他谈到接班人计划时说：“我的儿子和两个女儿中文不好，恐怕没有管理才能，性情和我相差甚远。”②
① 张圭阳《金庸与报业》，287、292页。
② 《解放月报》1988年第12期，17页。
金庸也考虑过由《明报》的几个得力助手接班，如潘粤生，雷伟坡等，他们服务《明报》三十多年，立下过汗马功劳，但潘已移民加拿大，他最后也没有选择雷。他又不愿意交给从事新闻业的女婿赵国安。为找一个合适的接班人，他费尽了心思。
就在这时，两年前代表日本德间书店和金庸洽谈过收购事宜的于品海再度找上门来，这次他是以智才管理顾问公司老板身份上门的。于品海1958年生于香港，在美国加州圣地亚哥大学读电视新闻系时，办过一份手写的中文刊物。1977年转到加拿大读大学，修读政治经济。因盗用信用卡、冒签他人支票等被判刑两年减一天，服刑四个月后被遣返香港，与朋友一起办了一份政论杂志，只出了五期。随后进入《财经日报》做电讯翻译，1985年创办智才管理顾问公司，在广西桂林经营漓苑酒店成功，并成立多家公司，涉及室内设计、酒店管理、房地产等，业务从内地扩展到香港地区及泰国、菲律宾等地。1991年初，智才出售旗下的酒店赚取1。5亿多港元，全面收购上市公司南海纺织。
金庸最担心的是，这个年轻人有没有改变《明报》立场的企图。经多方调查，他肯定于品海并无特殊背景，才放心继续洽商收购《明报》事宜。促使他作出最后决定的，据说是于品海的一句话：“只要查先生愿意卖《明报》，就是要我等上八年，我也会等！”①
经过多次洽谈，双方终于在1991年11月达成初步协议。12月12日，双方联合宣布：智才管理顾问公司技术性收购明报企业。金庸与于品海合组明智控股公司，智才占60％股权，金庸占40％。然后，通过一系列操作，使明智对《明报》的控股恰好略超过50％。收购完成，金庸仍持有明报企业的5％股权，但与于品海相比，已是小股东。新成立的明智控股公司由金庸任主席，实际工作则出于品海负责。
尘埃落定，于品海成功收购《明报》，引起各方纷纷猜测，人们疑惑，金庸为什么将倾注了几十年心血的《明报》，出售给一个名不见经传、和他毫无关系的年轻人？于品海是否为日本财团做中介，控制香港传媒呢？……一时传言四起，《明报》员工也是议论纷纷，金庸为此解释：
① 转引自艾涛《金庸新传》，309页。
自从我公开表示要退休后，连智才在内，一共有十一个机构向《明报》探询过收购或参股的可能……我一个个郑重研究，有时还请获多利等著名财务公司分析对方的提议条件。但第一，我不想将《明报》卖给外国公司；第二，我不希望收购《明报》的机构纯粹从生意出发，而不是对新闻事业有一种奉献精神与责任感。至于某些我怀疑具有政治目的的探盘者，根本没有对之作任何回应。
经过相当长时间的交往和了解，我觉得于品海先生的经营管理才能令我十分佩服，正是巩固与发展明报企业的理想人才，同时他对新闻事业具有热诚，那是非常难得的性格。他出的价钱不是最高，连第二、第三高也不是，但我很乐意将《明报》的控制股权交在他手里，正如日本的伊藤忠集团、西武集团、南海纺织的唐骥千先生等著名商界人士投了他一票一样，我也投他一票。那是长期性的选择，而不是一时性的“价高者得”，我只盼望他不过分急进，必须未虑胜，先虑败，以稳健手法来经营《明报》。明报集团今后有重大发展，那我是有充分信心的，我们其他同仁的责任，倒是在不断研究各种行动中“失败的可能性”，以及“万一失败”，如何善后。
他对于品海大为赞誉：
如果不是我运气好，不会遇到于品海先生这样似乎“度身定做”的，比我所想象、所要求更加精彩的人才。在和他交往数月之中，倾谈“大计”，投机万分。我们在香港天南地北地长谈，两个家庭又一起去日本旅行，在温泉旅馆中越谈越高兴。他是在加拿大读政治经济系的，对传播事业至少已热衷了十年。至于企业筹划，那是天才。
我了解到，以他的才能和资产，不可能只作为《明报》的少数股东而全心全力地投入经营。那岂不是为我“打工”？我当机立断，建议他买入《明报》的控制性股权。他暂时资金不足，可以通过财政结构上的安排，使他以较少股份而拥有控制权，那便是明智公司的由来。至于股价呢，我们是真正的“君子国交易”，他出一个价钱，我说太多，这比市价高了很多；我出一个价钱，他说太少，不足以反映《明报》的潜力和发展远景。我说在他积极进取的经营下，才有可能这样发展，由我保守地管理，稳健有余，进取不足。终于，在和沈宝新兄数度商议后，以折中的价格成交。
即使再低的价格，我也会欣然同意。当时市场上许多人不了解，有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揣测。其实我的动机很简单，第一，要将《明报》交托给一个我充分信任的才干之士，期望今后至少有三十年兴旺发展，坚持诚信正直的报纸风格。第二，我可以快快乐乐地去享受两大嗜好：读书、旅行。只有在兴之所至的时候，才写一些文章，在全无时间催逼下写文章。
于品海先生替我完成了这两大心愿，使我得以在十分轻松、十分愉快的心情中颐养天年。①
那一刻，于品海成了他心目中最完美的接班人，年纪轻轻就有丰富的企业经营及投资经验，而且对传媒事业表现出异常的热忱。还有另一层原因，有人说于品海长得像他死去的长子查传侠。当记者问及此事，他坦然回答：“理性上我没这样想。但他跟我大儿子同年，都属猴，相貌也的确有点像，潜意识上不知不觉有亲近的感觉，可能有。”②
金庸在港岛深水湾乡村俱乐部设宴招待明报集团高层人员，大家都不说话，气氛凝重，他打破沉默，以不无感伤的语气正式宣布将退出明报企业，由于品海来接管，他简单介绍了于的情况，并表示会一如既往地关心和支持明报企业：
自然规律是不能违反的，我已经67岁了，再过几个月就68岁了，早已到了退休年龄。我精力渐渐衰退，如继续掌管大权，企业和报馆都会老化的，所以应当趁我头脑还清醒的时候，为公司作长期的策划。要使《明报》《明报月刊》《明报周刊》的生命比我个人的生命长得多……老实说，离开总是舍不得的。《明报》由我一手创办，我一直看着他成长，就像我的儿女一样，在感情上我怎么舍得交给别人？但要《明报》能成功地办下去，我则只能放手……
① 《第三个和第四个理想》，《明报》1993年4月2日。
② 转引自艾涛《金庸新传》，309页。
《明报》改组当天，于品海宣布，收购明报企业纯粹是商业活动，是一项长期投资，不涉及政治，更不会涉及《明报》一贯的编辑方针。现在明报企业的市价每股约3元，即使有人愿意出价20元，也不会转让。金庸充满信心地对外界说：“虽然《明报》的股权有变，但报纸、杂志的编辑权仍由自己负责，所以这方面不会有什么变化。”他还说，于品海向他保证，决不干预明报企业的报纸杂志编辑事务，因为于也认识到，明报企业最大的资产应该是《明报》和《明报周刊》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是编辑这些刊物的一批文化界的精英，他不会愚蠢到来干涉这样的刊物和这样的人才。他们达成协议前，于品海承诺不会辞退《明报》的旧员工。至于控制权，金庸表示，这是他和于品海商量后自愿放弃的。况且他对权力本来就不热衷，若按他的打算，他早就想彻底退出《明报》的具体事务，只是同事们一再挽留，他才答应再干几年，这次能找到一个满意的接班人接手他的事业，对他来说，实在是求之不得的好事。
四、牛津访学
1991年秋天，金庸在加拿大温哥华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演讲，题目是《中国强盛的根源——开放与改革》，指出中国历史上有一个现象，先是有一段社会秩序混乱、多民族杂居、大规模战争、人民大量死亡的痛苦时期，由于中华民族“待人如己”的性格，以及重视“融合、中和”的哲学思想和“天下一家”的人文主义观点，形成了不同民族的大融合和统一，中华民族就此壮大。春秋战国的混乱演进为秦汉的大统一，五胡十六国的大混乱演进为隋唐的大统一，五代十国、辽金元和宋朝的长期战争再演进为明清的统一。他认为汉初、唐初、清初三个时代是最强大兴盛、人民生活最安定幸福的时代，强大是由于开放与容纳，兴盛是由于秩序与改革。这三个大王朝又有一巧合：开国不久，第二代统治者处理不当，形成无秩序状态，国家遭遇危机，通过一场小小的政变，第三代统治者再采取公平、稳定而有秩序的政策，国家因此强盛繁荣，出现了中国史上的黄金时代。
金庸一讲完，就有一位外国教授起来提问：“中国现在实施开放改革政策，又是中共建国后的第二、三代，请问你是不是暗示，中国将会有一段富强繁荣的时期？”他回答：“我不是暗示，我是希望。我不是历史命定主义者，不相信‘历史上有这样的原因，就一定有那样的后果’，因为历史上偶然的因素太多。然而历史的教训和经验总是有用的，不论对于哪一个国家，容忍与改革永远是有益的。”①
当年10月30日、12月5日，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与现代中国研究所分别投票通过他为访问学者。牛津是他心目中的神圣学府，接到通知，他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
事先我担心不被牛津大学选上，选上之后觉得很光荣。我在中学就梦想能到牛津或剑桥去读书，这个梦想不能实现，常常觉得乃终生遗憾。现在能以相当于教授的资格去讲学、研究，高兴得很，觉得这个机会不能放弃。如果可能的话，后年我还想到剑桥做些研究。学术上要真的做出点成绩出来才行。②
1992年2月，金庸卸下明报企业的重担不久，即登上了飞往英国的飞机。
他在伦敦说，“希望仍以香港为长居之所，能出门游历天下，以偿多年的心愿”。“他之来牛津也是同样的心情。他感叹少年时正逢国事蜩螗，他求学的年月自浙江至重庆，亦因烽火而饱受颠沛无定之苦，如今得来此著名的学府，感到很开心，恨不得再装点书箧，重为学子。”③以后他到剑桥读博，此时就埋下了伏笔。他对英国情有独钟，对美国则一辈子都很反感。他曾对陶杰说，“我看的英国书多。受那边大学的影响也深……”
访学半年，转眼即逝，回到香港，他不无失落地对记者说：“我在牛津时，是希望能够做些学术工作，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