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传-第5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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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金庸动了大手术，当然要戒烟。回忆当初他和蔡澜一起相对喝威士忌、抽烟谈天，是生活中的一大乐趣。自从心脏病发之后，香烟不能抽了，烈酒也不能饮了，然而每逢宴席，他仍喜欢坐在蔡澜旁边，一来习惯了，二来可以互相悄悄说些席上旁人不中听的话，共引以为乐，三则可以闻到一些蔡澜所吸的香烟余气，稍过烟瘾。③
四、围棋
金庸是个“极为内向的人，不喜应酬、不善辞令，下围棋是他最大的兴趣，无人对弈时甚至自己和自己下棋”。④
自30年代初执棋子以来，金庸对围棋的兴趣终身不减。那时，江浙一带围棋之风很盛，“每一家比较大的茶馆里总有人在下棋，中学、大学的学¨wén rén shū wū¨生宿舍中经常有一堆堆的人围着看棋”。他的家乡海宁是围棋之乡，清代曾出过棋圣范西屏、施定庵。旧时他家有一小轩，是他祖父与客人弈棋处，挂了一副对联：“人心无算处，国手有输时。”他小时候看了不解其意。他读中学时正值抗日战争，烽火连天，课余常和同学下棋。他转学到衢州中学，就带了围棋。据说到重庆考大学时，一天考化学，他和两个同学在茶馆歇息，偶与茶客摆下围棋，由他下场，两位同学观战，一回过神，开考已半小时，匆忙赶到考场，幸亏监考老师网开一面，破例准许进场。说他是个棋迷并不过分。
① 《明报月刊》2004年9月号，23页。
② 石贝《我的老板金庸》，34—35页。
③ 金庸《走近蔡澜》，《中华读书报》2002年7月3日。
④ 《解放月报》1988年第12期，17页。
在《大公报》《新晚报》工作时，金庸常和梁羽生、聂绀弩等下围棋，还写过《围棋杂谈》等“棋话”：
围棋是比象棋复杂得多的智力游戏。象棋三十二子愈下愈少，围棋三百六十一格却是愈下愈多，到中盘时头绪纷繁，牵一发而动全身，四面八方，几百只棋子每一只都有关联，复杂之极。在我所认识的人中，凡是学会围棋而下了一两年之后，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废寝忘食地喜爱。古人称它为“木野狐”，因为棋盘木制，它就像一只狐狸精那么缠人。我在《碧血剑》那部武侠小说中写木桑道人沉迷于棋，千方百计地找寻棋友，生活中确是有这种人的。①
在他笔下，棋如人生，人生如棋。他对围棋的酷爱流露在他的武侠小说中，从《书剑恩仇录》《碧血剑》到《天龙八部》《笑傲江湖》，都有关于围棋的描写，“常有人问起我下围棋的种种来。就直接的影响和关系而言，下围棋推理的过程和创作武侠小说的组织、结构是很密切的。推敲之间，变化太大，耗时过久，这种艺术也就渐渐不时兴了。……但是围棋的训练对我却有另外的启示。其一是‘变’，沈君山先生曾告诉我：目前的电脑还不能处理围棋中所包含的广多变数。这使我想起佛家道家都曾揭示过的：人世之变化多端，周流不居。其二是‘慢’，这和当前西方文明社会中的人生态度是相冲突的，慢的妙处在于沉思和品味。如果围棋能在西方社会里成为普遍的娱乐，可能会帮助许多人更深刻地体悟人生”。②
金庸以棋写人、喻人，喻人生百态、人心百态，发挥得淋漓尽致。《天龙八部》中的“珍珑棋局”，不同的人在这个棋局面前，面对的都是自身的命运。
平生嗜棋如命的范百龄凝视棋局，眼前一黑，喷出一大口、一大口的鲜血。一心重温王朝旧梦的慕容复对棋局凝思已久，左冲右突，始终杀不出重围，心中越来越焦急，拔剑便往颈中刎去。以大理国皇子之尊落魄江湖的“四大恶人”之首、“恶贯满盈”段延庆看着看着，隐伏在心底的自尽念头又冒了上来。只有心无旁骛、四大皆空的少林寺小和尚虚竹——
① 金庸等《三剑楼随笔》，37页。
② 翁灵文等《诸子百家看金庸》三，141—142页。
一上来便闭了眼乱下一子，以至自己杀了一大块白子，大违根本棋理，任何稍懂弈理之人，都决不会去下这一着。那等于是提剑自刎、横刀自杀。岂知他闭目落子而杀了自己一大块白棋后，局面顿呈开朗，黑棋虽然大占优势，白棋却已有回旋的余地，不再像以前这般缚手缚脚，顾此失彼。……若不是虚竹闭上眼睛、随手瞎摆而下出这着大笨棋来，只怕再过一千年，这个“珍珑”也没人能解得开。
在《明报》社评中，围棋也会成为主题。1968年6月30日的社评《林海峰获本因坊荣衔》说：“前几年大陆也颇为重视围棋，大陆的青年高手陈祖德已可和日本第一流的九段棋手一较高下。本来发展下去，以我国人本质之优势，未始不能全面盖过日本。但‘文化大革命’一来，任何文化都给革了命，围棋当无例外。陈祖德、吴淞笙等人近况不知若何，北望神州，不胜怅惘。”
1971年3月9日，他在《围棋和中共的战略》社评中说，围棋中包含了许多中国人处世和斗争的哲理，研究围棋以了解中国人的斗争方式也是路径之一。中国历史上，谢安、梁武帝、曾国藩、吴佩孚等既懂战略，又喜围棋，中共会下围棋的将军有陈毅，国民党方面有周至柔。毛、蒋都不下棋。
1973年8月26日，他发表社评《不专心致志，则不得也》，从围棋国手陈祖德在日本连战皆败说起，“文革”期间，不仅陈的棋力退步了，“这些年来，中国围棋界没有出新的人才。其他各界也很少”。
金庸曾拜围棋大师林海峰的高徒王立诚为师，也跟聂卫平等人学过棋，媒体报道过“聂棋圣”在他家吃螃蟹破纪录的事。1993年3月19日，金庸第三次成为中南海的座上客，丁关根在钓鱼台国宾馆宴请他，特地请聂卫平作陪。席闻丁关根问聂卫平：“你有几个围棋弟子？”聂答：“最好的弟子是马晓春，但真正拜过师的只有查先生一位。”丁说：“你怎么叫徒弟为查先生？”聂回答：“我崇拜查先生的小说，他的年纪又比我大得多，我们是两头大。”丁关根又问：“查先生的围棋在香港是不是最好的？”聂沉吟半晌，才说：“在香港知名人士中第一。”众人大笑，金庸却说：“即使在香港知名人士之中，我的围棋也绝非第一。”
1985年12月24日金庸与陈祖德、聂卫平等在一起
1986年金庸与吴清源对弈
金庸与郝克强在家中对弈
台湾《围棋》杂志给了金庸“香港棋坛闻人”的称号，也有人说是香港作家司马长风首先提出来的。倪匡对这称呼大大赞赏，因为这表明名字倒是众所知闻，棋力之低，却也可想而知。这也是他的自嘲。《明报》编辑部也有许多人爱下围棋，订阅了一些日本的围棋杂志。①
胡菊人和金庸就是棋友，二人棋力不相上下。金庸自称是“冲动派”，下棋可以大胜，更常大败；而菊人是“稳健派”，败而不溃。金庸爱围棋，“尤其他的长子逝世后，他对围棋的喜爱，迹近疯狂”。②
本来金庸每天晚上都要回报社写社评，一下起围棋来，他连社评都不写了，交由徐东滨执笔，有时潘粤生也会代劳。1982年，陈祖德到香港治病，金庸专门请他到自己家里休养，一住半年多。金庸把罗建文也请到家里。“每天两人各教我一盘棋，都是开始让八子。从让八子开始，以后让七子、六子、五子地进步起来，直到陈祖德先生病势有所改善离港回沪，那时开始让四子了。之后，我又请了聂卫平、王立诚、林海峰、吴清源诸位老师指点。当时围棋界的朋友们开玩笑说：‘木谷实众弟子围棋段数最多，查良镛众师傅围棋段数最多。’……起初我只是和人对弈，弈理完全不懂，直到一众好师傅时时教导棋理，懂得多了，定式、手筋等也记了不少，水准自然提高了些。其实我的棋还是臭棋，和高手对弈，自己摆上四个黑子再说（请对方让四子）。”③
金庸与沈君山、余英时、牟宗三等人结交，都是通过围棋。他们几个人中，沈君山的棋最好，沈君山让金庸三子，让余英时两子。牟宗三就比他们两个差一点，但棋瘾很大，金庸请牟星期天来下棋，牟一定来的。佘英时跟他下过一盘棋，余输了。不过金庸一直认为余的棋比他好，只是一开头不小心让他占了上风，没有办法转，这盘棋才输了的。
林海峰、陈祖德、郝克强都教过他棋，而且友谊甚笃。有几位日本朋友，言语不通，只能用汉字笔谈，却因为下棋成了朋友。①
① 《明报》1964年12月22日。
② 杨莉歌《金庸传说》，195页。
③ 金庸《痛悼梁羽生兄》，《明报月刊》2009年3月号，19页。
欧阳碧记得1986年或1987年第一次上山顶道一号的查家别墅做客，金庸听说她会连五子儿，就把她带到客厅的另一边，端出一具木墩子一般的围棋盘，两盒烧瓷的黑白棋子，跟她下了起来。下围棋的一般不屑于玩连五子儿，他们那天下了三盘，结果被欧阳碧赢了两盘。两个女儿和阿May听说她赢了，都过来叽叽喳喳地吵着要跟她杀一盘，她们轮流跟她下，最后查传讷终于把她赢了。②
在他家中大厅的醒目之处挂着日本棋院颁发的围棋段数证明书，是金庸从日本带回来的，据说段数是一段。有一次倪匡在他家当着温瑞安等人的面说：“足拿了段级呢！还不是几个人自己封的，我看他棋艺也不怎么！”③中国围棋协会授予他的是业余六段，“在他的书房里，悬挂着由李梦华签名的围棋段位证书”。④
1964年4月金庸到东京，就让当地朋友陪他去买些日文的围棋书。他家中不仅收藏有大量关于围棋的书，而且搜罗了各类名贵的棋盘、棋子，棋子有天然石、贝壳、烧瓷的，有日式、中式。倪匡一次在百货公司看到一副棋子，白子用水晶制，黑子用墨晶制，华贵无比，建议金庸去买，结果他动作慢了，想起去买，被人买走了，多年引以为憾。⑤
金庸搬到山顶道的别墅时，倪匡去参观新居，他拿出一个新买的木棋盘，是一株千年老树原块木头制成的。他问倪匡：“猜猜看，买来多少钱？”倪匡暗想，你查良镛问我价钱，那就估高一点吧！“一万块！”金庸提醒：“喂！是从日本买回来的呀！”“那么——三万块！”金庸摇了摇头：“倪匡，怎么你这么不识货？这是珍品，在日本店里看到，要买下来，老板不肯，后来托人去求情，才勉强答应卖给我。”他一本正经地说，并竖起十根指头，原来是十万元。他把木棋盘抱得紧紧的，生怕它溜走似的。倪匡只有感叹。⑥
① 《金庸散文集》，178页。
② 石贝《我的老板金庸》，118页。
③ 翁灵文等《诸子百家看金庸》三，150页。
④ 《人物》2000年第7期，120页。
⑤ 翁灵文等《诸子百家看金庸》三，103—104页。
⑥ 沈西城《金庸与倪匡》，39页。
金庸沉迷于黑白子的世界，不惜花钱、花时间，有人批评他“过分浪费”，他置之不理。他对推广围棋也很热心，出钱、出力。80年代，他在尖沙嘴金马伦道买了一层楼，作为香港围棋会的会址，每个月只是象征性地收取一元租金。其间他向围棋会的几位高手学艺，围棋会经常举办比赛，他都会去颁奖。后来，他与会中一位高手因围棋会的事发生口角，一怒之下收回了房子，不再租给围棋会。①
1983年8月28日晚上，金庸在台湾“清华大学”说：“人生其实很复杂，命运跟遭遇千变万化，如果照一定的模式去描写的话，就太将人生简单化了。围棋有定式，几位大宗师都是老一辈老师照定式教出来的，而人生没有定式。”那天，林海峰也在。金庸说：“今天林老师讲围棋，就说下棋时感到一种矛盾，不知道是弃子好，还是把它救出来好，本身不太统一。”在他心目中，林海峰是一代宗师的风度，初次见面，林海峰话也不讲，他和妻子都很佩服，很欣赏。棋高不高是另一回事，关键是林海峰个性很好，刚毅木讷。金庸和沈君山一致认为就是郭靖的写照。以前他认为生活中并无这样一个人，那只是他想象中的男子汉大丈夫、顶天立地的英雄。“当然林老师主要是在围棋上的贡献，下围棋的人品也有好有坏，我跟他接近总觉得他话也不太讲，但是很忠厚很实在，在某一方面修养很高。”②1966年4月15日，《明报》头版显著位置刊登林海峰与高川格对决的棋局，当时林八段，对手是十段。金庸常常对沈君山说，他写了郭靖这个拙实的人物，称为侠之大者，十余年来，在实际世界里并没有碰到过，竟在林海峰的身上看到了郭靖的影子。③不过他最仰慕的棋手还是吴清源。
某夜闲谈，一位朋友忽然问金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