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传-第4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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丧子，那是真实人生最深的不幸。
但是，他认命了，因为早有相士告诉过他，命中只有一子。早年有人为他算命，说他命中只有一子，但朱玫为他生了两子，他心想不过是算命的乱说，长子的弃世不幸验证了相士的预言。从此金庸对相术算命之类深信不疑。①
关于查传侠自杀的原因有两个版本。一种说法是与父母离婚有关。查传侠在美国读书，得知父母要离婚，非常伤心。他多次尝试劝说父亲，但没能改变这个事实，父母的离婚对他的打击极为沉重，他在绝望中选择结束年轻的生命。林燕妮说：“在离婚期间，查良镛和朱梅（玫）都经历了人生最痛苦的时刻，那就是十八岁的爱儿在父母闹离婚时自杀逝世。”②
另一种说法是，金庸对这个儿子感情很深，相反，母子的关系不太好。查传侠十一二岁时就写过一篇文章，说人生很苦，没什么意思，先天有佛教思想。有人说应该阻止孩子这样想问题，他却觉得儿子是对的，人生本来就像他想的那样，甚至夸奖儿子深刻早慧，根本没想到儿子会因这思想断送性命。查传侠那时在美国读大学一年级，还未选科，有一个女朋友在旧金山，他们在电话里吵了几句，他就不想活了，冲动之下选择了自杀。
① 石贝《我的老板金庸》，110、176页。
② 林燕妮《偶像画廊》，7页。
1991年，金庸将《明报》卖给于品海，有人就说那是因为于品海长得像他死去的儿子。记者问起此事，他回答：“理性上我没这样想。但他跟我大儿子同年，都属猴，相貌也的确有点像，潜意识上不知不觉有亲近的感觉，可能有。”
金庸现有两女一男，和死去的查传侠都是朱玫所生，已各为人父母，都不从文。长女查传诗（英文名Grace），曾在《明报》六楼的广告部当过普通职员，听力有问题，一般的音量她听不到。有传言说《神雕侠侣》中的小龙女就是从他女儿“小聋女”而来，一些员工背后就称她为“小龙女”。1988年5月15日，查传诗与《明报晚报》副总编辑赵国安举行婚礼，当时报纸曾刊出他们的结婚广告。赵国安离过婚，据说金庸不大高兴，他的决定是，赵与他女儿结婚后必须离开《明报》。①
次女查传讷（就是金庸文章中提到的“阿讷”）在树仁书院毕业后，1987年与医生吴维昌结婚，《明报周刊》对他们的婚礼有图文并茂的报道。②
次子查传倜喜欢美食，有意尝尽天下美食，以蔡澜为师，给报章杂志写食评，自号“八袋弟子”（“八袋”是指柴、米、油、盐、酱、醋、茶、酒）。他最喜欢东坡肉和香口食物。因父亲也爱东坡肉，他吃遍了香港的东坡肉，有好吃的，他总要与父亲一起去吃。他说：“小时候，我与哥哥查传侠同在圣保禄学校读书，哥哥成绩优秀，甚得师长欢心，我就非常顽皮，要被教务处罚站，有时还要请家长来校。”查传倜到英国学会计，没有毕业就回港，在明河社出版公司任副经理，协助出版父亲的武侠小说。他表示：“对我来说，金庸是一个成功的武侠小说家，而查良镛是我的父亲。”
1994年11月25日下午，金庸对冷夏说：“每一个礼拜六晚上，我们都有一次家庭聚会，一起吃饭。他们三家都住在同一栋大厦，跟我家很近的。他们三兄妹感情很好。对我也很好……我跟我离了婚的太太也常常聚会，一起吃饭。”①他在央视对白岩松说：“作为父亲我对儿女很宽容，可惜少于教导，我爱他们，但是好像我不太喜欢教人，所以我现在怀疑到底做教授行不行，好不好。”②
① 石贝《我的老板金庸》，120、121页。
② 参考牧夫《渣甸山的黄昏——查良镛的权力、事业和家庭》，《解放月报》1988年第12期，17页。
金庸与子女查传侠、查传诗
① 冷夏《文坛侠圣：金庸传》附录，404页。
② 《访谈：白岩松与金庸对话》，《生活时报》1999年9月16日。
第十六章 人生如棋
一、书房
万事不如书在手，一生常见月当头。
——金庸①
读书之对于我，那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事，只次于呼吸空气、饮水、吃饭、睡觉。我曾经想：坐牢十年而可以在狱中阅读天下书籍，或者十年中充分自由，但不得阅读任何书刊——两者由我选择，我一定选择“坐牢读书”。
——金庸
“五月风暴”之后，香港房地产处于低潮，金庸以40万港币的低价，按揭买下港岛渣甸山一幢三层高的洋楼，在这里住了将近十年。洋楼环境清幽，门前有个大花园，外墙都是浅色，与左邻右舍的豪华别墅相比，外表显得十分朴实，在富贵气味袭人的渣甸山上显得尤为特别。
① 《明报月刊》三十三周年贺词。
金庸喜欢看书。初三和他同学的沈宝新说：“他从小到大就喜欢看书，跟他做同学时，每天都见他看书，一看就好几小时，而且看得很专心、很认真。”他到香港后，尤其60年代初深感自己英文程度不够，下决心把英文学好。他家有一个一人高的铁柜，拉开抽屉，里面全是一张一张的小卡片，上面写满英文的单词、短句，每天限定自己记忆多少。①倪匡后来说，金庸的英文虽然有些口音，但是英文程度很深。
金庸每天看书的时间大约四个小时，当然也不是天天如此，有应酬就不能了。他读书很杂，如果遇到一些问题，他会足不出户，从早到晚在书房里翻书，直到自己明白、满意了为止。在朋友、同事和下属中，他被视为“会走路的百科全书”。倪匡说，只有一次问他“英国女王姓什么”，他不能立即回答。有时特意考考他一些较冷僻的问题，也被他顺利过关，印象最深的一次是问他：“蟑螂有一个古称是什么？”他回答：“蜚蠊。”②
他可以成天关在家里看书，经常与他一块儿出差的潘耀明说，“在机场候机时，他从来不会干等，总是到处找书店去看书”。
从渣甸山到太平山，书房在他家里都是最重要的。1975年，沈西城第一次走进他渣甸山的书房，发现——
整个书房犹如一片汪洋大海，麻蓝色的地毯铺满了千多英尺的空间，四壁到顶书架，装着各式各样的书籍，角落一张大书桌，坐在上面，不是古人所谓坐拥书城是什么？
我看过不少书房，很少有大得过金庸这间书房。一千多英尺面积，好比普通人家一层楼了。③
① 翁灵文等《诸子百家看金庸》三，92页。
② 翁灵文等《诸子百家看金庸》三，101页。
③ 沈西城《金庸与倪匡》，14页。
楼下还有个书库。最保守的估计，金庸的藏书有几万册。他自称，没有什么善本书籍，有的是为了某个时期兴趣而买，像音乐、舞蹈、电影、研究围棋的书，一些关于佛学的书；有的是为了写作必需参考的书，如政治经济的书、史地的书和一些武术的书。①
在林行止的记忆里，“唯最有气派的书架，在查良镛先生渣甸山巨宅书房，其时此书房有‘最昂贵书房’之称，书房面积千方英尺以上，‘楼价不菲’，记忆中查宅花园中还有一储书室，只是笔者没参观过。”②
书房角落的那张大桌子，是金庸白天写武侠小说、看书的地方，晚上他去《明报》上班，写社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的生活按部就班，极有规律，白天在大书房写武侠小说，晚上在《明报》办公室写社评，娱乐性的武侠小说与严肃的社评互不干扰，两张桌子各写各的。
与朱玫离婚后，金庸将渣甸山的别墅给了她，先搬到北角半山，再搬到太平山。
从渣甸出到太平山，都是香港最好的居住区。太平山俗称扯旗山，可以俯瞰维多利亚港，日落后能欣赏“东方之珠”的夜景，山顶一带都是官绅名流的豪宅。他家在山顶道一号，那是一座大洋房，面积有好几万平方英尺，花园也大得惊人，据说单是装修费就用了百万元。“别墅占地面积约2000平方米，主体结构是一幢二层楼的楼房，整个设计可谓中西结合。亭台水榭、花园曲径当然颇为民族化，但游泳池却是绝对的洋派。”（1996年他将山顶道一号拍卖，成交价1。9亿港元。）③新居搬定，倪匡去参观，第一个印象是“必须装室内电话”，否则同居一楼照应不易。
罗孚说，回想50年代，金庸租人家的房子，住在太平山脚下，如今住在太平山顶而处于巅峰，花园式的华屋，一山的上下，一个世代的升腾！④温瑞安第一次踏进金庸的家，有三个特别的印象：
一、他的大厅甚阔，但最令我这种“书虫”触目的是，四周的壁柜，尽是书，全是书，精装的、平装的、线装的、套装的，全是厚厚薄薄、大大小小令我心弦震动的书。
① 翁灵文等《诸子百家看金庸》三，126—127页。
② 林行止《书痴》，《万象》2004年6月号。
③ 葛继宏《山顶道一号访金庸》，《叩访名家》，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39—40、43页。
④ 《读书》1988年2月，140—141页。
二、他的办公桌是在中厅，有落地的长窗，可以望到整个维多利亚海港的夜景，香港的夜景世界闻名，到了晚上万家灯火热闹而无声地闪烁，那感觉真令人屏息。
三、他的洗手间大得像座会议厅，浴具高雅，名贵地毯，兼有运动器材。倪匡在日后曾开玩笑说，从他那儿（赛西湖大厦）用望远镜望过去，可以看见金庸在做什么，有次他打电话告诉金庸在做什么举动，把金庸着实吓了一大跳。且不论倪匡此说是否当真，金庸的房子的确有面大窗，的确很有书卷气，而且很舒适，一坐下来就舍不得走。①
那时金庸对《明报》的具体编务管得少了，大部分时间躲在家中看书、下围棋。内地记者葛继宏造访山顶道一号，“在他的书房，我们看到的几乎全是精装本的外文书籍”。其实也有《古今图书集成》《点校本二十四史》《涵芬楼丛书》《资治通鉴》等大部头古籍，以及大量文史、艺术、围棋等方面的书籍。细心的人发现，他的藏书大多外皮残旧，“显见是时有翻阅”。许多到过他书房的人都提到了一百巨册的《大藏经》，占了整整两排书架。1981年4月12日下午，在倪匡陪同下走进他那间书房兼客厅的《南洋商报》记者杜南发，只看见四壁皆书，走近一瞧，大部分赫然是有关佛学的书籍，各种文字的都有，还有一整套已被他大部分读完的《大藏经》。②
二、佛经
与温瑞安一同见到金庸的廖雁平天真地问：“查先生，您有没有过不开心的时候？”他笑说：“有啊。”再问：“那您不开心的时候怎么过呢？”他说：“睡个觉不就过去了？”③
① 翁灵文等《诸子百家看金庸》三，143—144页。
② 翁灵文等《诸子百家看金庸》三，127页；杜南发等《诸子百家看金庸》五，133、181页。
③ 翁灵文等《诸子百家看金庸》三，142页。
其实，也有睡个觉过不去的时候。“1976年10月，我十九岁的长子传侠突然在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自杀丧命。这对我真如晴天霹雳，我伤心得几乎自己也想跟着自杀。当时有一个强烈的疑问：‘为什么要自杀？为什么忽然厌弃了生命？’我想到阴世去和传侠会面，要他向我解释这个疑问。”①在突如其来的死亡面前，万贯家财、一切身外的虚名浮利都变得空空洞洞。这也许是他一生遇到的最大打击，他自称：“在香港几十年都很开心，除了大儿子死亡，与前妻离婚，以及许多好朋友去世之外，其他都没有大的不开心。在小学、中学、大学读书时本来也挺开心，只是抗战期间，物质生活艰苦些，但精神生活也很愉快。”儿子的死使他伤心欲绝，他拼命用《格林童话》里的一个故事安慰自己：
有一个妈妈死了儿子，她非常伤心，从早哭到晚。她去问神父，为什么她的儿子会死，他能否让儿子复活？神父说：“可以，你拿一只碗，一家一家去乞。如果有一家没死过人，就让他们给你一粒米，你乞够十粒米，你的儿子就会复活。”那个女人很开心，就去乞。但一路乞，竟发觉没有一家没死过人，到最后，一粒米都没乞到。她就觉悟：亲人过世原来是任何一家都避免不了的啊。于是，她开始感到安慰。②
此后一年，金庸读了无数书，探究“生与死”的奥秘，详细研究英国出版的《对死亡的关情》，汤因比博士讨论死亡的长文有不少精湛的见解，却解答不了他心中对“人之生死”的大疑问。这个疑问，只有到宗教中去求解答。他在高中时期曾从头至尾精读过《圣经》，回忆书中的要义，反复思考，他肯定基督教的教义不合他的想法，后来他忽然领悟到（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