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草园-第3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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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的话，时过境迁，明天也许成了问题，哪一句话不可以被误解和歪曲？但他又不能说李墨霞的顾虑是一种多余，根据私人信件定罪的事并不是没有发生过。可是，他如何能够下手销毁这些信件？它们曾经浇灌过、养护过他伤痕累累的心灵，在他的生命旅途中，这算是唯一值得珍藏的感情财富，也是他身处逆境而精神未致崩塌的有力支柱。生活已经给他留下了太多的暗伤和隐痛，现在又要他从李墨霞的信中寻找问题，这有如叫他在自己的心头上挑刺。他的手垂了下来，重又把那叠书信包裹起来放回到大木箱的底下。他在房子里踱了几步，在书案前坐了下来。房子正面墙头上贴着的一条字幅跳入他的眼帘：“少说话，多做事，脱胎换骨作新人。”这是他五年前因那句“虎落平丘被犬欺”的闲话挨了一个暑假的整肃留下来的教训。在这五年里，条幅更新过四次，内容却一字未改，他一直拿这张字条自戒自律，每当心绪不能平静时，望着它暗自伤神一会，便自认倒霉了。这次却不灵验，近年来，他很少注意它了，纸已经变色，周边已经破损，早过了应该更新的时候。人不能说话还算人吗？这样生活下去岂不是一种自我窒息！人性的尊严在他内心涌动，仇道民取下了那张字幅。他不打算再检查那些书信了，一直拖延了六七天，才给李墨霞回信，但他隐瞒了自己的真实情绪，为了不让李墨霞担心，只说已经按照她信中说的作了。
不料，在信寄出去的当天下午，仇道民又收到了李墨霞的来信。信中说，她希望仇道民没有回信的原因是工作太忙而不是别的情形。她确实担心，因为，自从重新确定关系以来，仇道民不及时回信的事还没有出现过。她再次提到运动的事，而且更为认真。她说青妹从开始学习的那天起就与外界断绝了联系，进修学校学生的毕业考试也可能要推迟到整风之后，现在她们已经开始学习有关文件，估计下一步就会组织鸣放，那时就不一定能够通信。她深知仇道民的处事，他也许能够沉默无言九十九次，但很难说在一百次上沉得住气，过得了关。如果死火山的深处仍有炽热的岩浆冲突，就难说它没有复活的可能。李墨霞曾经收到过仇道民寄给她的几期油印的《春草园诗选》，仇道民在介绍这个学生诗社时很有些沾沾自喜，以为“双百”方针真正带来了如他那幅门联所形容的春天：“风摇万木花齐放，雨过千山鸟共鸣”。他表示要作个“春草园诗社”的园丁，播撒诗歌的种子，在学生身上复活他年青时候的梦想，因此，他还特别介绍了彭石贤等几个同学的诗作。恰在此时，李墨霞又收到了彭石贤的信，信中说了许多“要肩负时代的使命”，“开创自由*未来”等稚气十足的话。现在她冷静地想想，这种*结社的事是最容易招人注目，最容易惹出麻烦来的。于是，她在信中让仇道民千万不要搞什么诗社，并请他一定关照好侄女李超兰，也提到了彭石贤信中的情绪。她强调说，学生年幼无知，未经世事，感情容易冲动，老师对他们的前途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这样一来，仇道民的心情又沉重了，他曾经无数次痛悔过自己的感情用事，这办诗社的事能说不是自己忘乎所以了么？诚然，诗社是几个学生闹起来的，而且他们还天天在闹，正想着把诗社进一步扩大为学社。比之他，学生们的情绪要激动得多，也确实有些不安分，有如初次离巢的小鸟，在一片新天地里活蹦乱跳，留连忘返，根本不可能预测到暴风雨的来临，正因为他们不知道吉凶是怎么一回事，所以，老师才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因此，陈灿英每次为着办学社的事来向仇老师请示得到的答复都是“别急，再等一等吧”。仇道民在作难，办诗社违犯了李墨霞来信的告诫，他不能不为学生作慎重的考虑，但面对满腔热情的学生，他又不忍心打落他们的积极性，他是实在说不出阻止学生自由结社的理由啊，在他以前作学生的那个年代还有这种自由呢！
他的犹豫不决让彭石贤感到了烦躁，一连好几天，他与“猴头”等同学利用所有的空余时间赶着油印《春草园诗集》，仇老师却推卸了原来答应作序的事，只为诗集题写了一句“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而陈灿英似乎也不如她以前说的那样急切，她把油印的诗集堆放在仇老师的床底下，便没有再提起了，彭石贤跟她商量过好几次，她都只是大大咧咧地说了些空话，并无实际行动，看来，这诗社学社就光是他一个人在着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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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中学的领导已经多次组织老师们学过整风运动的有关文件，这没有引起老师们多大的反响，因为人们都知道，文件上的话往往不可捉摸，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要紧的是看领导如何解释，而更为世故的人则对领导的说法也不看重，只留心领导脸上神色的变化。既然脸色铁青，目光阴冷的校长念完文件便把它推到了一旁，只言不由衷地说了几句“欢迎大家多提宝贵意见”的话，老师们当然不会有“帮助党整风”的热情表现出来。所以，一开始，运动显得风平浪静，万里无云。领导与老师双方都满足于那种相安无事的太平景象。
可是，这场运动的高层领导不同意，坚持说，我们的方针是“放”而不是“收”。于是，县中学校长只得再次把全体老师召集拢来开了一个大会，反复表示他真心诚意地欢迎大家帮助党整风。接着，他从那件褪了色的中山装口袋里拿出个本子来，架上眼镜，一字一句地宣读那份称作工作回顾的检讨，整整三个小时，谈他从二十一岁参加革命至今又二十一年的经历：这无非是说些有成绩也有问题，成绩不大是个问题，问题不少可还有不少成绩，为了把工作搞得更好，希望大家多多指出他的问题，只有解决了问题，才可能取得更大成绩之类的话。如此狗咬尾巴自转圈一番之后，又说现在整风运动正在广泛展开，他相信老师们一定会本着“治病救人”的精神对他进行帮助，若不然，就说明他脱离群众到了一个十分严重的地步。于是，便有人给他送来了一点“和风细雨”。比如，说他工作中有点急躁情绪啦，有时深入群众还不够啦，甚至还有人说，校长不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带病坚持工作，这严格地分析起来是对革命的长远利益不负责任啦。如此种种，鬼才知道是阿谀奉承呢还是挖苦讽刺！当然，这和风细雨虽算不得是一种舒舒服服的享受，但绝没有那种所谓“忍痛割尾巴”的难堪与狼狈。
又过了些天，外头的形势变化更快，县里的领导现身说法，接连召开了两次知名人士鸣放座谈会，所有县委委员及各局的领导都到会听取意见，仇道民有幸被冠以知名人士的头衔出席了会议。县委书记亲自主持座谈，他首先对到会人员深深一鞠躬，对他以往工作的未能周到尽意表示歉疚，接着，正式进行检讨，那检讨的用词和语气比起县中学的校长来就要深刻感人得多了。其他领导也都一一表态，声称以往严重地脱离了群众，今后决心改正，态度极为诚恳。经过几天的反复动员，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不少与会的人士果真解除顾虑，畅所欲言了。有人说到感慨动情之处，还禁不住热泪盈眶。仇道民却始终没有发言，他并非是无动于衷，而是觉得这知名人士的荣耀实在当之有愧。而且，县委书记再三点名催请他发言时，那笑脸，那过分的卑恭让他觉得领导也太为难了，可惜，他一时确实提不出什么意见来，在尴尬歉然之中，他终于推却了这片盛情。当时，校长列席了会议，他不得不闻风而动了。散会回学校的当天，他就亲自去买了纸和笔，叫来几个帮手，在图书馆的楼上布置了一间“鸣放室”，一连几个晚上，他把全体老师请了上去，又再三发动，再三检讨，这回是不同了，他说到对某老师漠不关心，犯了严重的官僚主义，有次检查课堂教学，见她未经请假，擅自缺课，便在学生的面前十分严厉地批评了她目无组织纪律的行为，并骂了她“混蛋”之类的话。后来，他才知道那位老师当天是突然犯病起不了床。说到这里，校长真还用手帕去拭眼睛。老师们听到这里，都认真起来，大家什么时候见过领导能如此自厉自责？他们便眼巴巴地看着校长会不会也把例子举到自己头上。
“当然，我各方面的缺点一定很多，在这里一时记不起来，好在老师们可以大鸣大放。我今天特意自己掏钱买来了纸和笔，务必请同志们用大字报的形式写出来，写得越多越好，我绝对不会进行打击报复。”最后，校长再三申明了他的态度。
大字报就这样贴出来了，第一张大字报是郭红鼻子写的，题目叫《看看校长的军阀作风》，说某次在大庭广众中校长骂他不学无术，对什么东西都分不清倒和顺，某次又骂他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最后还说到校长对他的入党要求置之不理，他的申请递交了几十次等等。这在许多人看来，总觉得有些似是而非，郭红鼻也太无自知之明了，让这种人入党，党还叫党吗？他这简直是有点恩将仇报，多少事校长都给他护着，团委书记的椅子让他坐着，居然还不知足！但也有人在怀疑，这是不是在演戏？实际情况是，虽不能说他们是在精心策划一场骗局，但郭红鼻也不是没有献苦肉计的意思，他写好大字报稿之后确实先给校长过了目，他也害怕秋后算账。校长看过一笑：“那你就用打倒军阀的题目贴出去吧。”校长见郭红鼻不敢，就亲自用笔给改成了现在所见的这个题目。校长心里清楚，对重用郭红鼻，群众的意见不少，认为他是养着一条恶狗。如果让大家知道他对这狗似的人还有点军阀作风似乎没有坏处。至于说，如果他到时想要教训一下郭红鼻子，那是很容易办到的事情。
随后，大字报零零总总贴出来不少，但这并不完全是郭红鼻带动起来的，因为领导规定了任务，人人都得写，只是鸡毛蒜皮的事搜括起来也没个几斤几两。大家仍然在观望。
仇道民不关心大是大非，但总是放不下学生的诗社与学社，因此，他对时局也作了一番研究，还想找人作个商量，可找谁去？除倪老师外也就没有别的人了。
仇道民认识姚太如，倪老师认识李墨霞，在县中学，他们算得是熟人。一开始，倪老师常去仇老师那里坐一坐，说些关于熟人熟事的话，但讨厌的郭洪斌几乎每次都要来寻事打岔，倪老师倒是显得无所谓，可她却见到了仇道民的作难，甚至还见到了他的惶惶不安。她认定这也是个可怜人。也许好人都可怜吧，倪老师为了不给别人添麻烦，这以后，她除了去图书馆上班，便真的闭门不出，打起坐来了。后来，出了郭洪斌爬墙的事，仇道民见倪老师对一些流言蜚语全无反映，便主动上门去看望，他呆坐好一会，倪老师竟不开言，只淡淡一笑而已。仇道民鼓起勇气说：“这郭洪斌是个不通人性的家伙，你得小心他些。”倪老师问：“如何小心？我们刚才说的这些话就可以被指为背后议论，算小心么？”仇道民回答不得，他在郭洪斌面前实在小心得不能再小心了！倪老师不想让仇道民难堪，便说：“放心吧，邪不敌正，他不是已经搬走了？”仇道民完全信任倪老师的人品，也很佩服她的沉着。其实，这两人之间是有话可说的，当初，仇老师写了些诗，倪老师虽无心写诗，论诗却很有见地。对办诗社的事，她看出来仇道民蠢蠢欲动，便说：“诗是十分个性化的东西，诗不要主子，甚至也不要老师，你何必去办什么诗社？”但是，诗社并非是仇道民一人想办，是学生闹着要办，领导也提倡办，硬让仇道民出面阻扰也不好。于是，倪老师建议，如果诗社一定得办，还是让团支部挂名为好，远忧难免，也作点近虑吧。后来，诗社办起来了，运动在发展，许多的事情又不免让人们动心，比如，这学社究竟能不能办呢？仇道民是想办，心里却总不踏实，便又去问倪老师：“中央的文件，党报的社论该不会有假吧？我反复读了那个宣传工作的讲话，觉得并没有理由去怀疑它的诚意，你说呢？”倪老师一听便知道，仇老师无疑是受了报纸的宣传鼓动，她带笑地说：“我没说的呢，我从来就没有弄懂过政治，你是说你不怀疑吗？那还问别人什么呢！”仇道民摇头，叹气：“可我让郭洪斌这种人害苦了，就怕他们不讲政策。我自己倒霉可以放在一旁，一旦累及学生，误人子弟，在良心上就过不去了！”倪老师理解仇道民，他是爱诗，爱那个朝气蓬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