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草园-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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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议论的学生也有陈灿英，她甚至并不讳言她父亲就是有本事哄弄人的干部，因为这些事情在农村司空见惯，没有谁以为不可告人，她父亲与同伴们说起这些事来也总是得意洋洋，陈灿英为之辩解说：“难道可以不完成上级交下来的任务？”
思想更为出格的学生也还有，猴头就称那晚上发生的事情为农民起义。他家住在先锋农业社靠最西头的两间茅草房里。曾明武常来猴头家帮着忙些农活，与他家里人说些家常话。猴头的哥哥也是转业军人，担任了乡上的民兵营长，他们两人很快就成了好朋友。这位民兵营长对合作化同样不满，牢骚满腹。他被临时抽调去参加了那天晚上围堵农民闹事的行动，他说：“没有一个像共产党这样的组织绝对成不了事！”曾明武完全认同这一点。但他知道，猴头的哥哥说这话的意思，只不过是他见到了农民的松松散散与愚昧落后，觉得他们成事无望，而他自己并没有要成就什么大事的想法。他可以在背地里骂合作化的娘，说些不满政府的怪话，这并不妨碍他照样当他的基层干部，凭民兵营长的职务从合作社拿些误工补贴来养活他的妻子儿女。他的弟弟猴头对农民起义的事却似有兴趣，而且，他还认为，要想成事，当紧的是得建立一支地下武装，他不顾曾明武的劝阻，好几次转弯抹角地与他哥哥谈到了这件事，当哥哥明白弟弟之所以说起陈胜吴广揭竿而起的故事来，是为了让他好好看重民兵营长手上的十几条枪时，便抬手在猴头的脑门上戳了两下，狠狠地骂了一顿：“你是想着去找死不成？你当那枪是我们家里的木扁担或者拨火棍，能由得着你去搬弄么！”
彭石贤的兴趣仍然在诗社上，他很赞成猴头论诗的观点，认为“诗人应该站在时代的顶峰，吹响战斗的号角”。其实，这观点并不新鲜，当时主张文艺为政治服务的人都是这么说的。问题是他们对政治的理解各不相同。猴头写了十几篇题名叫做《成语解》的短诗，如“画饼充饥”、“狼狈为奸”、“狐假虎威”、“重蹈覆辙”、“为虎作伥”等，这多是一些带讥诮与讽喻意味的东西。《为虎作伥》是这样写的：
“老虎吃人，伥鬼先行。
伥鬼何来？虎夺人命，威慑其魂；
伥鬼何为？助恶为恶，以寻替身。
人而为鬼，鬼而卖人，
循环往复，正道无存。
幸耶不幸，我的弟兄？
可怜可恨，我的亲人！”
仇老师看了，认为不错，能别出心裁，他建议删去这首诗中“我的兄弟”与“我的亲人”两句，说“鬼为非类，不足以亲”，他当然不知道猴头与他哥哥关于所谓地下武装的那场争执。
彭石贤此时更是觉得这种诗比他以前为诗社编辑的那些诗来意义要强多了。他还对猴头说，他打算创作一部长诗，而且要以那次农民暴动为背景。猴头一听，马上来劲，建议去那个农民起义的发生地点进行一次社会调查，他还表示非常乐意结伴同去。
彭石贤为写诗常常冥思遐想，上课也走神分心，他的作业已经拉下许多了，有时，他也找李超兰要过数学作业来照抄，李超兰笑他：“可别让陈灿英见到，那你才不好意思呢！”
“有什么办法？那就任人去骂好了，”彭石贤无可奈何地一笑，“我是孤立无援了！”
抄完作业，彭石贤站起来，从侧旁久久地望着李超兰，他终于从口袋里拿出一张折叠的纸条来：“给你！”说完，便马上起身离座，邀人玩球去了。
李超兰展开纸条一看，那是一首题为《问你》的诗：
当晨光划破夜空，
或月亮隐进云层，
我问你那闪烁的眼睛：
可愿意去探寻
苍穹的奥秘，大地的峥嵘？
当春风催发芳华，
或冰雪覆盖群峰，
我问你那轻捷的步履：
可愿意去踏平
世间的险阻，前路的艰辛？
当生命激起欢乐，
或忧伤郁结胸中，
我问你那深蔽的心灵：
可否依然许诺
将与我同心，愿伴我同行？
李超兰不意遇上了难题，而彭石贤则像是得到了解脱，轻松了好些，他的诗情已经政治化了，决心不畏任何风险，要去肩负时代的伟大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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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中国进入了人们习惯称呼的红五月，就像不能不脱下旧棉袄一样，随着政治气候的升温，人们的情绪也不能不热乎起来。最高权威发动整风运动，妙语连珠，可谓深谋远虑；他号召鸣放，像是虚怀若谷，意切情真。听者则如坐春风，如沫夏雨，还有人耐不住欢呼雀跃，激动不已。或许，他们真是见到了一些“大是大非”的问题，感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吧。只是，毕竟天高地厚，谁都不测风云，对这场运动怀有顾虑的人依然是绝大多数，经验告诉人们，到运动后期，一旦遇上食言而肥者，他要把响应者的言行当作政治把柄也无可奈何，因为你自己是绝对的弱者。所以，像鱼群绕着诱饵兜圈子一样，他们总感到气氛有些异常，不肯贸然前去碰那钓钩。
中学生简单质朴，对新鲜事物一般都表现得很敏感，也很有勇气，是自由化思潮天然的拥护者。诗社成员对报纸上登出的一些观点新奇的文章时有议论，彭石贤的兴趣更大，一有时间便来阅报栏前阅读这类文章。李超兰却显得例外，从不肯近前一瞥，有如遇着别人玩火一样，既有好奇，又深恐避之不及。在春草园里，当彭石贤怀着欣喜的心情向她说及这些新闻时，她也点头带笑，或者应和几句，表现出一些兴趣，但这对她来说，首先是一种情话。如果一旦意识到谈话出格，有可能带来某种风险时，她就只是睁着眼睛听听而已了。比如，彭石贤曾多次向她说起，要以那次农民暴动为背景创作出一部长篇叙事诗来，好像那是件一鸣惊人的事，对此，李超兰就一直没有出过声，她的心里颇很有些疑虑。现在，她觉得不能不说了：
“我看你最好不要去管报纸上说的那些事，那与你没什么关系，。。。 ”李超兰坐在草地上，用手拨弄着面前长得很高了的青草说，但当她抬起头来时，却遇着彭石贤睁大眼睛，露出很有点怪异的神情，便顽皮地一笑，“我能不是为着你好？”
“那，那你是说关心政治不好？”彭石贤反问。
“再说，”李超兰不肯直接回答彭石贤提出的问题，“你真要写诗，又何必去写那些农民的事？”
“农民的事为什么不能写？”彭石贤固执地坚持。
“政府不是给他们定了反革命罪么？”李超兰婉转地说，“这可不是我不赞成你写。”
“那是干部犯了错，农民要吃饭才闹事的，怎么会是是反革命？”彭石贤振振有词，“现在不就是要我们大鸣大放，大家都来帮助政府整风么！”
“*是残酷的，你还是离远一点为好呢！”李超兰突然说出一个让人震惊的看法。
“怎么就残酷了！什么叫残酷？”彭石贤感到十分意外。
“这是我青姑妈经常对我说的，当然只在自己家里。”李超兰作了解释。
“你们也真是。。。 ” 彭石贤说的“你们”除了指李超兰与李青霞，或许还包括了仇老师、曾明武等人，在彭石贤的心里早已经堆积了许许多多的抱怨：“这言论自由，这结社自由是宪法上明明白白写着的，这鸣放，这整风是领导三番五次号召的，偏是你们要顾虑这顾虑那！” 可是，李超兰这话是把他当作自己人看待才这么说的，这怎么能够怨怪她？
看起来，李超兰似乎要比彭石贤稳重得多，但这绝对不能说明她的政治思想已经成熟。相反，这也是学生们政治思想贫乏而又蒙昧的一种表现。
李超兰从小长得十分乖巧，虽然是寄人篱下，却一向讨得姑妈喜爱。仅是因为出生于地主家庭，她一开始就没有过做小主人、小公民的自豪感与自信心。同伴的歧视，姑妈的警戒，让她在政治上产生了一种压抑感与负罪感。她积极参与各项政治活动，努力争取入团，好像不缺政治热情，但那并不是源于她的政治理念，相反，是她感到了一种无形的政治压力，不这样不行。一次两次入不上团，她表现十分平静，这使她明白了现实环境的冷峻。平时，她只为对付考试才去阅读政治课本，很少与人议论政治话题。她十分听大人的话，虽然不是她心里没有主见。李青霞对侄女的期待甚殷，管教也特别地严格。还曾经有过这样一件动蛮的事：她把十岁的李超兰关在一间堆放杂物的储藏室里整整饿了一天半夜。那是因为李超兰与地委大院的孩子玩耍时，说起了小时候父亲带着她去看龙灯的事。当时，她吵闹着，谁抱也不行，非让父亲扛着跟随龙灯队伍到看完灯不可，回家时，他父亲摔倒在台阶上，跌伤了脚，在椅子上一连躺了好几天，可父亲一句话也没骂她，还笑着说：“兰兰，龙灯看够了吗？”讲起这些来，李超兰对伙伴们脱口而出：“我爸现在去了台湾，他真是好！”
这话传到李青霞耳里，让她暗地里大吃一惊，她把李超兰拉过来，将她推进储藏室，还下了锁：“看你敢多嘴，把我说过的话给全忘了！”
李超兰从没见过姑妈对她这么凶，她一声不敢哭，只听得门外姑父在说：“小孩子懂什么？能不是有好说好么。。。 ”
“住嘴！你也是古董。。。”李超兰听青姑妈说，“没有政治头脑就不应该有嘴巴，她不懂我就叫她懂！政治上的事随便不得，放松了，谁知以后会惹出什么祸端来？不把我说的话放在心上，非饿死她不可！”
什么话没放在心上呢？李超兰终于从这严厉的惩处中记起，刚来青姑妈这里不久，一天晚上，姑妈把她叫到跟前说：“你知道怎么不让你呆在小镇？那是因为李寿凡不是你的伯父，他是地主，是敌人，被政府*了，这要划清界线，你切不可在外人面前说他半个好字，从今往后，你在家里听到大人们说的话，见到他们作的事都不能随便往外讲，得记住，敢多嘴多舌，就把你关进黑房子！”
李超兰意识到自己失言了，她老老实实地接受了这次严历的惩罚，竟没有掉一滴眼泪，并永远记住了一点：事关政治的话乱说不得。半晚过后，李青霞放出李超兰来：
“明白了没有？”
“明白了。”
“怕不怕？”
“怕。”
姑妈抱起侄女来，足有一个多小时没有再说一句话。
青姑妈也说过兄长待她好，但不是当外人说，这就是政治！
“我当然只是对你说。。。 ”李超兰表示她没拿彭石贤当外人，“你你怎么啦？”
“没什么，”彭石贤一直低头听着，这故事有好几分沉重，说明了李超兰对他的关照，他抬起头来时，眼角上含着颗泪珠，彭石贤不好意思地揉了一下眼睛，勉强一笑，但他不能信服这位青姑妈，“她还是个宣传部长呢！”
“我青姑妈每次来信都让人烦，总是说这也不许，那也不行，”李超兰又想着该附和彭石贤，不觉流露出对青姑妈的不满来，“有时，连我姑父也笑话她。。。 ”
李超兰在地委大院度假，李青霞总不忘在规定的作业之外，给她借来许多课外书籍，并限期读完，有时还要检查读书笔记，但她自己并没有时间去读这些书，仅是以前粗略地翻过，或者听人谈到过，但说起书上的事来，她却自以为是，而且那样子咄咄逼人，这就不免要闹出笑话来。比如她把《古丽霞的道路》与《卓娅和舒拉的故事》中的情节混淆起来，甚至把《战争与和平》说成是高尔基的作品，她本不是十分浅陋的人，或者说，她不是学者与教师，出这点差错也说不得是出了大“洋相”，但问题在于她处事的霸道。有一次，她看一本杂志，上面有篇文章引述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中保尔筑路时遇着冬尼娅时的一段对话，她便想当然地生发开去以教育李超兰：“你得注意，绝对不能走冬尼娅的道路，讲吃，讲穿，讲资产阶级的一套就会使自己变得酸臭*。现在尤其不能谈恋爱，像冬尼娅一样，她从小就只知道追求这些东西，后来不是被时代抛弃了么！”
李超兰听着出不得声，觉得书上写的似乎不是那么回事。这时，姑父在一旁说：“你弄明白了么？冬尼娅小时候究竟是跟谁谈恋爱，那是不是她的错呢。。。 ”
李青霞马上抢过话来，还振振有词：“不是她的错是谁的错？这里明白地写着，冬民娅是保尔小时候的女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