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草园-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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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陈灿英的心态变化确实很大，有一次，李超兰送给彭石贤一篇诗稿，没有署名，只问彭石贤同不同意刊登。彭石贤看过诗后，连声说这诗写的真好，并肯定这诗是李超兰写的：“你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为什么不署上名字？”李超兰笑着说：“你能认出我的字迹来，不过，这诗只是我代别人抄写的。你猜猜，这诗究竟是谁写的？”彭石贤不相信：“我绝对没错，肯定是你写的！”李超兰却仍然否定：“告诉你了，这不是我写的，你常吹嘘能够以诗论人，怎么这回猜不着了？”
那首诗的题目叫《如果。。。》，彭石贤反复地琢磨，特别是其中的几句：
如果我是一片云，
就不会依恋山林，
而要直追那席卷天际的长风；
如果我是一重浪，
就不会眷恋河床，
而要奔向那波涛汹涌的海洋；
如果我是位诗人，
就不会浅唱低吟，
而要引吭高歌那时代的新声！
彭石贤想，这诗如果不是李超兰为激励他而写，那末，是谁抒发出了这样一种进取的激情？彭石贤一连猜了几个人，李超兰只是摇头，最后她才说诗的作者是陈灿英：“我看这首诗不能算是矫揉造作吧！”
彭石贤以诗论人的失误让他很丧气，也让他迷惑不解：究竟是诗不可捉摸呢，还是人不可捉摸？
看来，这次真是彭石贤未能深刻理解陈灿英。如果把描写漂亮女孩子的词用到陈灿英身上自然不会贴切，但是彭石贤用“圆的大集合”来形容她，那也只能说是漫画化的夸张。溜圆而稍凸的眼睛，肥厚而红润的宽嘴唇，自然失尽了女性的秀气，然而却显现出了她充沛的激情；额角敞亮，眉黛飞扬，更为她增添了几分智慧的光彩。陈灿英说话的神气很像她的父亲，她父亲身材肥胖结实，在全县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是位出名的带头人，他创办高级社的事迹上了省里的报纸。还曾被学校请来做过报告。他站到讲台前，拍着胸膛宣称：“我听党的，群众听我的，明年余粮翻一番，人人碗里加个尖！”校长给他倒茶时，让他附带谈谈对学生毕业回乡的看法，他马上在台上喊应他女儿：“灿妹子，你爸跟你说，现在农村正需要有文化的人，读好了书一定得回乡下来搞社会主义，高级社会计的位子给你留着，你爸上学三个月，茅坑里蹲了九十天，这会儿又当社长又兼会计，干不下，农村里少了文化人呀！你们学生全靠农民养活，敢说回乡劳动不光荣？”
陈灿英摒弃了父亲的鄙俗而继承了他的自信与机敏。她当然知道父亲让她回乡不是真话，只是趋赶政治形势而已。陈灿英在学校里也是紧跟政治运动的积极分子，多次被评为优秀团干部。她对仇老师敬而远之，对郭红鼻则亲而近之。再说，她虽然给申学慈写过一封求爱信，但那也算不得轻薄，当时处在初中毕业前夕，对能否升学没有把握，加之以前与她要好的那个农村青年干部突然结了婚，她在似有失落的时候，便大胆地袒露了对申学慈的好感。这让申学慈不胜惶惑，自己也好些天心神不安。后来，申学慈没有回音，她也觉得这人并不可取，于是转而向曾明武献媚求爱，这既是少女怀春，也是向“党”靠拢。当曾明武用自己的经历坦诚地告诉她谈爱的危险性时，她顿时明白过来，觉得还是应该从工作和学习上始终不懈地去追求自己的理想目标。
她的许多诗作有矫揉造作之嫌并不奇怪。因为她总想用诗去巴结政治，然而书报上对各项政策、方针、路线的赞词已经满目皆是，她要翻新又力不从心，只能将现成的词语搜来并极力加以堆砌，这不成了矫揉造作还能是什么？可是，在最近一段时间，政治气氛发生了变化，学校领导与老师同时放松了政治说教与组织管理，原来那些陈旧的口号对许多人失去了吸引力。郭红鼻的被冷落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他穿过一阵子红花衣，跳过了一阵子蹩脚舞，随后，他发现人们并不拿他当作楷模，自由化*化的风气反而把他送回到生活中原本无足轻重的位置。他感到自己已被贬值，不用他挤到各种*上去喷痰喷水地骂人训人，他那走路的脚步也就显得有些拖拖踏踏，没有过去的那分神气了。他对越来越漠视权威的倾向极不高兴，却又无可奈何。他原来的那些追随者如陈灿英并非有意要疏远他，而是许多事情，如这诗社的事就不必去向他请示，便是有时记起这位顶头上司，特意去征求他的意见，他却显得毫无兴趣，因为他对这些事本来就一窍不通，要去听他那些粗俗不堪的牢骚话，陈灿英也感到了乏味。倒是春草园里充满着生机，同学们勃发的诗情互相激励，无拘的谈笑互相感染，诗社办得生动活泼。在一片自由自在的气氛里，大家的心境都开阔多了，百花齐放自然也应该有陈灿英，而且，她并不乏才能，于是，一种渴求进取的情绪流泄成诗，这当然会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情调，这同样是不足为怪的事，只是彭石贤没有见到她的这种变化而已。
但陈灿英没有忘记自己这团支部委员的身份，也没有忘记诗社挂着团支部组织发起的名，所以，在写下《如果。。。》这首诗的时候，不愿用真名发表，她心里明白，诗已经言出了她个人的“志”，尽管有些模糊。
陈灿英的心态随环境气氛的变化而变化。当初她给曾明武一连写了二张简短的字条和一封长信，落笔明白无误地称“爱你的人”，在没有得到曾明武答复的日子里，她失望，不满，以为曾明武看不起她，便跟李超兰说了那些败坏曾明武的话。在她了解到曾明武的本意之后，便认同了，并尽力克制自己内心的骚动情绪，她与曾明武之间的接触不是减少而是增多，虽然谈的还是工作和学习。曾明武有心调解好陈灿英与彭石贤的关系，但陈灿英对彭石贤存有成见，怎么也说不通。那报复的意图十分明显，她把彭石贤那篇《猫的宣言》抄录下来交给郭红鼻，拿它当作打击干部的证据，并在干部汇报会上列举出彭石贤不少的问题，从而得出彭石贤思想落后的结论。曾明武劝陈灿英不必如此小题大做，陈灿英却说这是坚持原则，并反问：“你与彭石贤那么要好，为什么不找他来向我认错？你对他真好！”曾明武只得知难而退。这件事最终以彭石贤放弃入团要求而了结。
陈灿英与曾明武的相处并非不融洽。陈灿英见到了曾明武的深思好学，也见到了他对自己的关爱之情。因此，她对曾明武的感情也逐步净化纯洁。她想办好春草园诗社，对诗社的发展有过许多的设计，自信能够弄出一个热闹的场面来。我们没有必要怀疑她这方面的能力，只可惜上级少有具体的支持与指示。现在，她寄希望于与曾明武联手，于是，向曾明武提议，最好将诗社改成学社，下面分设若干个小组，如诗歌、哲学、歌舞等等，以便把组织扩大到各年级去，这样，当社长的才会是有名有实。可曾明武对她的这些意见却不肯响应，甚至也不附和，显得要冷不热，有时还说风凉话：“官当大了招惹麻烦呢！”陈灿英却热情有余，“什么招麻烦？你是以为入了党便是革命到了头，那好吧，你不干我来干！”。
陈灿英与彭石贤的关系实际上是改善了，越到后来越是这样。彭石贤记下了陈灿英那首《如果。。。 》的诗，想一想，这也真是陈灿英：敏锐，泼辣，似乎还带着些深邃的思考。彭石贤感到自愧不如，诗人的自信心也受到了挫折，他不信别人的邪乎，却并非不信别人的能力。而且，此时他还觉得，曾明武对诗社的事太不负责，幸而有个陈灿英。
李超兰不知道陈灿英这几行小诗对彭石贤有如此大的震撼。她继续鼓励彭石贤：“所有刊出的诗，我还是最喜欢你写的，如果将来你当了诗人，我当了歌唱家，那就太好了！”
“我当不了什么诗人，别提这些了吧。。。 ”彭石贤回答。
“这怎么不能说？”李超兰的话并非不符合当时的形势，学校已经多次号召学生发展专长，公开鼓动学生成名成家，“难道你还想去作那种空头政治家么！”
“怎么不能作政治家？难道政治家都是空头的！”彭石贤反问，“你当歌唱家就可以不问政治么？”
“跟你没说的！”李超兰走了，她以为彭石贤是故意与她“抬杠”斗嘴劲。 电子书 分享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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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石贤对当前的政治情势确实发生了一些兴趣，那是因为谁都生活在一个特定的政治环境中。但是，如果彭石贤此时想要作个政治家，那才是真正的幼稚，在随后迎面扑来的政治风浪中，他根本不知道见风使舵，应变的能力远不及其他同学。
眼下，政治大气压骤减，春风浩荡，学校的政治思想灌输松弛下来，问题不只是少了一些对学生的具体管教与纪律约束，更为重要的是，自由化思潮还带给学生们不少对立的、越轨的观点，因而激发了他们的浮躁情绪，这就让人觉得是花样百出。自从打开了青草园围墙边那张茅封草长的小门，许多同学从那里出入就不再担心学校严格的门禁制度了。小门外，有一条绕墙而走的小水沟，离开水沟，走几百米的田间小道就有好几户农家，他们都是一个叫先锋高级农业社的社员，县中学的学生多数家在农村，对合作化的事情很关心，到野外来玩玩走走时，还有兴趣顺便打听些乡下人的新闻，并美其名曰“社会调查”。
更有一桩突然发生的事件震动了他们。一天夜晚，同学们刚刚入睡不久，又被吵吵闹闹的声音惊醒了，在慌慌张张之中，有人说失了火，有人说敌机来散传单，也有人说是农民进城来抢粮，一些同学刚拥出寝室，随即被学校领导赶了回来，说县政府来人让学生保持稳定，一律不得外去，彭石贤与好几个同学从寝室的窗口跳出去，爬到后面的山坡上，望见县城近郊的山路上闪动着一线线灯火，还能隐隐约约地听到呐喊的声音，一直到响过几十发枪声，那些灯火才熄灭散去，这时，天快亮了。第二天，学校领导宣布说，政府平息了一次反革命*事件，抓到了十多名罪犯，并当场击毙了一名首恶分子。晚餐后，有一些好奇的学生还去看了现场，这是一个小山坳，此时已显得十分地平静，除了见到几处尚未完全清除干净的路障外，已经没有任何痕迹了。
但不是所有的同学们都完全认同当局的说法，因为有几个学生的家长就在那些农民之中，所谓的反革命*不过是些可怜的泥脚杆子要饭吃。具体情形是，去年当地干部多收购了农民几千斤粮食，今年的统销粮太少，分配不下去，政府派去做思想工作的干部又光是说些吓唬人的话，不能解决问题，这些人就被“神仙会”的几个迷信分子哄弄到县政府来闹事，成百上千的人拿着扁担箩筐，举着灯光火把一窝蜂似地向县城涌来；不用说，结果当然是被*下去了，因为这些人搞的依然是刀枪不入的那一套，有个傻呆子顶着枪杆子叫骂着往前冲，白丢了一条命，幸亏他只是光棍一条，无老无小，无牵无挂。
这件事情引发了同学们许多的议论，既然社员群众确实有困难，就说不上是什么思想反动，那责任就只能加到那些农村干部身上了。平时，他们的父兄对当地的基层干部也有着不少牢骚，这不能不影响到学生们谈话的纯洁性。
“事情全都坏在那些积极分子手上，光知道敲锣打鼓地向上级报喜请功，光争他们的先进，争他们的模范，全然不顾老百姓的死活！”
“正是呢，我们那里有个干部宣传购余粮干脆就是哄骗人，他对群众说，今年政府统购你一百斤，明年便返销你一百五十斤，准赚，就看你爱国不爱国！结果那个村大大超额完成了任务，他在县里当上了模范，第二年群众饿肚子去找他时，他却理直气壮地抵赖说，你们才是糊涂呢，天下哪有这种好事？我是说去年政府统销给你一百斤，今年你就该统购给政府一百五十斤，这才叫爱国！”
“这算什么，会哄弄就是好的，有些农村干部光知道胡来，与旧社会的保甲长差不了多少！”
参与议论的学生也有陈灿英，她甚至并不讳言她父亲就是有本事哄弄人的干部，因为这些事情在农村司空见惯，没有谁以为不可告人，她父亲与同伴们说起这些事来也总是得意洋洋，陈灿英为之辩解说：“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