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草园-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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愧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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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过后，风和日丽，这是生命力最旺盛的季节。放眼望去，一片油油的绿色盖满了原野，小河流水盈盈荡荡地蜿蜒向东。这是一个星期天，仇道民与一些学生出发春游了。他们傍着校门外的小河一路说笑，逆流而上。在一处农家村舍，他们停下来小憩了一小会，有的同学向那位留在家里照看小孙子的老太婆讨了口茶喝，有的同学走得热了，解下些衣裳来，随即，他们又沿着屋后一条羊肠草径向小山坡上爬去。
这里有一片桃李相杂的树林子，李花早已经零零落落，桃花也开始凋谢了。
“真可惜，辜负了一片大好的春光，”仇道民站立下来，留连不舍地回头打望着刚才走过的山岗说，“我们已经来迟了，见不着百花争艳的景象了！”
“也不一定非看桃李争春不可，校园里并不是少见花草，可就是乏味，”彭石贤的感受不同，“能到这野地里来兜阵风也好，我看眼前这情景并不差，它同样使人觉得轻松愉快。”
“不错，这话说得有些哲理，” 彭石贤的话有可能无心说出，倒是仇道民的感慨流露出了藏于内心深处的某种生活体验，“往往是，人们想象的东西要比眼见的好得多，早来也未见得真会有个百花齐放——这小山坡能开出多少花来？”
“走吧，曾明武他们走远了呢，”陈灿英与李超兰在山坡下等侯着他们，“仇老师，您累了吧，让我们给你提着衣服好了。”
“不用，不用。”仇道民从山坡上连跑带滑地直冲下去，他赶到了彭石贤的前面，“我还没到走不动的时候呢，以前，正是你们这年纪，爬个十里二十里的大山，我根本就不用喘气。”
“真的吗？”李超兰说，“我们可不行。”
“你不信的话，可以去问你青姑妈，我们一天赶过二百多里路，常常两头见黑，也不觉得怎么累，那叫一鼓作气，”仇道民孩子似的兴奋，孩子似的叹息，“现在是不行啦，可你们更不行——都是些笼养鸡，给学校关呆了！”
于是，他们又谈到了学校规章制度的严厉与呆板，谈到了教学内容的枯燥与划一，也还谈到了教学方法的简单与机械。
忽然，仇道民问：“你们是不是觉得我上课像个小丑！”
“谁说的呀！”“你是说上课招得同学们发笑便是小丑么？这哪能呢！”“我们都爱听你上课，真的！”“同学们都是这么说！”好几个同学争着表白。
“看来，你们也学会奉承了！”仇道民笑起来。
现在，彭石贤越来越觉得仇老师的课讲得引人入胜，也越来越感觉到他在工作中显现出来的热情，他说，“招人发笑不好，难道像有些老师的和尚念经，巫婆装疯才是好吗？”
同学们让彭石贤这个放肆的比喻逗笑了。仇道民摇头：“如果是和尚或巫婆，他自己的感觉可能是好的，我说的小丑也有两种，一种是他逗人笑，逗得人笑出眼泪，笑得人心里泛酸，这正是他的本意，算这小丑有本事；可另一种是，你们看过玩猴戏吗？那猴子也算是个小丑吧，让它戴帽便戴帽，让它跳圈便跳圈，让它作什么便作什么，可它总是惶恐不安地望着主人的皮鞭，虽然这也能引发出观众的笑声来，但对它来说却实在是一种悲哀！”
大家并不清楚这话的深刻含意，都面面相觑，无话可答。
今天，仇道民情绪爽朗，很有点故态复萌，他一边走一边说，话更玄乎了：“我觉得，如果一个人失去了人格的独立，只能仰人鼻息行事，那他就只可能是个小丑，教学也如此，做人如此，你们说，为了迎合别人而生活的人，他能不显出笨拙和可笑来么？”
“没人说谁是小丑呀！”李超兰可能没有会意，也可能正是感觉到了这话隐含的意思。
“真是没人说么？”仇道民的手落在彭石贤的肩上，“那样才好——可说了也无所谓，谁叫他去小丑呢！”
彭石贤觉得仇老师的话似乎是指以前那种“鸡叫狗叫”的事，彭石贤问东答西：“我今后一定认真听讲。”
“仇老师，别提这些吧，”陈灿英以为仇老师是不满意某些同学的背后议论，“你不是说今天还要讨论诗社的事吗？”
“你让前面那些同学等一等吧，”仇道民对诗社的事已经考虑好了，他现在认为，由团支部牵头，诗社的事就可以放心去办，形势毕竟有了不同，仇道民仰望晴空，不觉脱口赞美了一句，“今天的天气多么的好！”
大自然对生命具有强大的启示和感召力量。仇道民又谈起了诗与自然，诗与社会，诗与个性心理等方面的关系。
“曾明武——你们别太走快了，”陈灿英跑着去招呼走在前边的同学，“等一等大家吧，还有事情要商量！”
曾明武一群人上了大路口，谈的却是另外的话题。他们刚才在一户农家讨茶喝，有个聋老头把曾明武当成去动员他入社的干部，他一脸不高兴，口里骂骂咧咧地：“查，查，就剩个裤裆没查过，把什么都查到社里去了！”这便引发了同学们关于合作化办得好不好，发展得快不快的争论：
“我们那里也有人对合作化不满，说土地刚回老家，屁股没落板凳又让人拉去合作了，媳妇进门就闹离婚，这媒婆光会哄弄人！”
“合作化高潮是干部喊出来的，农民人入心不入，根本不自愿。我们那里有个死顽固，他日夜把土地证揣在怀里，干部一跟他提入社，他就拿出土地证，阴阳怪气的问：‘这上面的名字没弄错吧？土地是我的，你怎么比我还心急心忧呢，快别白操这份心了！’干部们没办法，就把他那田地上方的水口堵死，庄稼没有水，他只得去几里外的山坑里挑水灌溉，坚持了一个多月，有次把水桶摔破了，他才去找干部说：‘我用土地证跟你换担水桶吧，这回我是心甘情愿了！’不识时务的人还多呢！”
“搞社会主义不强迫也不行，去年我们那里粮食减产，干部们为评模范，认多了统购任务，结果弄得好些人没饭吃，余粮户又不肯交出余粮来，干部们去搜也搜不出，你们说粮食藏哪里去了？有的把竹节捅开，把米装进去，拿它搁在牛圈顶上，谁能料到？有的干脆把粮食藏到屋后的岩洞里去了，他们自己不说，鬼也猜想不到，搞社会主义不搞强迫还怎么行？”
“搞强迫叫社会主义，你这才叫怪话！”
“这就恰恰说明合作化搞快了，超越了群众的觉悟。”
“陈灿英叫你别走快了呢——企图一个早晨把什么事情都办好是不可能的，谁想要一口吃个胖子，那是做梦。”
“胖子来了！”有同学望着陈灿英手上搂着衣服，满头大汗地跑着追上来，胸脯一颠一颠，“你们谁想要一口吃个胖子。。。 ”
“怎么走这么快？春游变成越野赛跑了。”陈灿英站住脚，边喘气边说，“仇老师说还得商量诗社的事——”她见同学们在哈哈大笑，猜到可能是取笑她的胖，“笑什么，无聊！”
“同学们刚才是谈农业合作化，”曾明武说，“诗社的事回学校去说不行？”
仇老师与其他同学也走了过来，彭石贤建议：“我看还是去青草坪好，从围墙的小门进去就行。”
大家都赞成。于是有同学抢先跑过去爬围墙，从里面开了围墙门。这小门不常开，蒿草荆条长得与人一般高了。同学们好不容易拔开一条路，在一块开阔的青草地上坐下来，几个好玩爱闹的同学连翻几个筋斗，说这里简直是个洞天福地。
陈灿英首先说了学校团委要求学生广泛开展课余文化活动的意图，还说这是为了贯彻‘双百’方针，要创造出一个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来。彭石贤不善于长篇大论，他原先办诗社要说的话现在却没有了。
仇道民在同学们的掌声中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宣布诗的时代真正开始了。又因为他提出诗社负责人应该自由选举，被提名的人反而推推让让，结果大家一哄便通过曾明武担任诗社社长，陈灿英与彭石贤担任编辑。
在讨论给诗社定名的时候却出现了争论：
“据我看，青年诗社，时代诗社这类名字太常见，太俗套，给人一种顺手捎来的感觉，不如叫学子诗社，学子，历来就包含着敢担道义的意思。”
“过去叫学子，现在不就是叫学生？何必来个古腔古板？要担道义就叫正义社或真理社。”
“你还打算出份真理报？那不如出人民日报，就叫新华社好了——社名应该含蓄一点，讲点文采，我看可以叫先忧社，取‘先天下之忧而忧’这话的含义，忧国忧民是诗人的天职。”
“更不行，现在你忧什么国，忧什么民？让人说闲话。”
“怕什么闲话！怕闲话还写什么诗？我们讲爱国爱人民，难道这‘爱’就不包含忧国忧民的意思？”
“对，‘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你就是叫匹夫社别人又能怎么说！”
“谁能把你怎么样？即使叫农业社也没人把你怎么样。可是，这不是给诗社扫兴么？我看还是叫它双百社吧，这样才符合当前的形势。”
“那叫它歌功社或者颂德社会更符合形势。。。”
“都别争了。”仇道民见同学们越说越远，便从中调和，“取社名就像给人取名字一样，不算第一位的事。我看重要的在于内容，关键是今后大家一致努力。当然，能有一个恰切而又新颖一点的社名自然更好——鲁迅有篇文章，写了个叫百草园的地方，那是他儿时眷恋不舍的一角自由天地，诗是童心不泯的感情世界，我们也可以把未来的诗社当作这样一片自由园地。你们看能不能借用百草园这名字？”
“百草园——”彭石贤得到启示，“那何必借，我们叫这里作青草坪，就用青草坪诗社这名字，留个纪念不好么？”
“好，这用意不错，”但仇道民改了两个字，“那就取名春草园诗社好了，有诗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春草是极富生命力的。”
经仇老师一说，大家都同意了，不过，这只是一种折衷。所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是仇老师即兴所说，并非诗社人员已经有了统一的认识。彭石贤当时就想，真要取这句诗的含意，这个“园”就应该是另外的一个“原”字了。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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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社办起来了。但仇道民欢呼诗的时代已经开始，这恐怕过分乐观，政治气候与自然气候并不一定同步。诗苑繁荣所必需的条件是真正的自由与*。
春草园诗社遇着了一种假象。官方大吹大擂要造成一个自由*、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这迷惑了许许多多的人们。
春草园诗社原定十天油印一张诗选，后来加速到了一星期一张。曾明武不管诗社的事，但有时也凑个热闹，写几句被彭石贤讥诮为“明白如话”的诗，像“社会主义是天堂，一穷二白不能上”，其实，这诗也未见得如话一样明白。彭石贤这个编辑处在高度的兴奋之中，忙着与诗社人员谈诗，改诗，他不惜把好些功课弃之脑后，俨然“我是诗国的公民，将生命奉献于诗神，我要向苍穹呼号，让万籁在沉睡中苏醒。”他称这个同学的诗“如清泉流经石上，磊落鲜明”，又指那个同学的诗“如春雷隆隆远逝，余韵不尽”因顾忌到诗社编辑工作上的合作关系，他对陈灿英的诗很少评论，只偶尔在背后以“矫揉造作”冠之。陈灿英对这个从旁人口里传来的贬损也还以“狂妄自大”四个字。
但奇怪的是，彭石贤与陈灿英的关系并没有进一步恶化，相反，时间稍长，两人的相处还渐趋融洽，在诗社的编辑工作中能够配合默契，这是因为，诗社成员都处在平等的位置上。虽然，诗社成立之初是借团支部的名义行事，但团支部除传达了上头的‘双百’精神而外，在这段时间里并无任何具体指示，诗社毕竟是个自发组织，谁想发号施令，也无人想听，陈灿英只能取商量的态度与彭石贤说话。而她对诗歌的爱好，为诗社办事的热情，彭石贤也不能不承认。他还在心里佩服陈灿英的组织能力，特别是她那比自己要强得多的口才。在这两个人中间，李超兰有时居然可以仲裁是非：“诗是可以各有所爱的，要不，如何谈得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次，她的话是针对彭石贤坚决不同意发表一首《欢呼总路线》的诗说的。因为诗中讲公私合营好，而他母亲却在私下里向儿子诉了不少公私合营的苦。对李超兰的意见，陈灿英表示支持。也许真是自己固执己见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