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名家随笔精选集-第2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吃得太饱之后，享受一支雪茄烟的时候，也不敢忘记他们神圣的上帝。这些慈悲的教徒，给人受洗礼，做弥撒，都是不取费的；但是这些受洗礼的做弥撒的人，他们可不能免费而生活啊！神圣的上帝啊！你不肯把保加利亚的蔬菜和匈牙利的肥猪，分赐一点给这些虽然是有罪的该死的而实在是穷苦的勤劳的大众吗？

　　　　五

　　　　维也纳，虽然在可怕的忧郁中，然而在奥地利的国家戏院里，仍然在演奏着“夏威夷之花”，在悠扬的音乐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轻歌与曼舞。碧眼金发、艳绝人间的匈牙利的女主角，把一些肥胖的布尔乔亚都迷醉在温柔甜蜜的梦中，他们甚至愿意自己的太太和她的情人多有几次约会，以便各行其道。在我看来，整个的维也纳，就是一个剧场。在街上，你可以看见戴着饰了羽毛的提罗尔式的帽子的律师，高视阔步。你可以看见垂头丧气的失业的工人，好像发了痴似的注视着那些陈列在窗户里的火腿与面包。你可以看见酒店里的穿着白围裙的伙计，在那里唱着提罗尔的乐曲，你可以看见一队一队的贫穷白人拉着手风琴奏出农村的歌曲，沿街乞食。总之，一切都好像有些是戏剧。

　　　　维也纳人也和巴黎人一样，没有一个不欢喜坐咖啡馆的。他们把咖啡馆当作阅报室。但是在维也纳除了本地的合法的报纸之外，一个人如果要想看见一份日内瓦、普拉哈或巴黎的报纸，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不过如果你是熟主顾，或者侍者也可以从一个秘密柜子里面拿出一份外国报给你看，但是如果警察从你手里没收了去，顾客是要负赔偿责任的。因为奥国的警察是很有名的，在维也纳有一所大规模的警官学校，葡萄牙、保加利亚、匈牙利以及中国都有学生在这里学习。维也纳的警察，他们知道“地下的”报纸是在什么地方印刷，在什么地方出卖。除此以外，他们还记得每月向那些秘密卖淫的妓女去征收贿赂，也忘不了在那些赌场里去顺便敲诈。在国社党向民众开枪炸毁纪念碑以及放火杀人的时候，他们也照例捕了几个人，但是在监狱里是很受优待的，因为他们是国社党，毕竟不是革命党啊。而况现在正是要“恢复民族精神”的时候，这些流氓，也早就释放了。

　　　　在离开维也纳的前一天，我去到维也纳郊外的高白者尔山（Kobenzl）游览，这就是有名的阿尔卑斯山的。在这山顶上，有一个高白者尔饭店（KobenzlHotel），我在这个饭店的前面的院落中，吃了一杯咖啡。就在这吃咖啡的地方，可以俯瞰这幽美的维也纳城市的全景，而且还可以望见多瑙河的晚帆。

　　　　在归途中，经过格林梯镇（Grintzin），我又由汽车夫的介绍去访问了这里一家有名的老酒店叫做曼哈特（Manhart）的，这也是全维也纳极著名的一家老酒店。店主导我去参观了他地下的酒窖，内有最大的酒桶，储藏着一百八十年前的老酒，酒桶上有雕刻甚精，并刻有年代。这个酒店，本是平民集饮的地方，在这里并无菜肴可买，酒客须自带菜肴。酒店外有一小花园，花园内有音乐台，有乐师。当一般村男村女洒醉之后，高歌狂舞，和以村乐，也觉得可以暂时忘记他们的痛苦。但是现在又渐渐有了高贵的布尔乔亚的足迹了。维也纳的人，一切都是满不在乎的，一切都是得过且过的，“过去的让它过去，未来的等它来了再说，只有现在是要快乐的。”这就是他们的人生哲学。而且这也就是那些德国刽子手看不起他们奥国门徒的地方。

　　　　我总不相信维也纳就这样忧郁地过渡它的生活。听说在1934年2月里，当那些佩着红白绶带的“爱国志士们”，绞杀工程师维塞尔时，维塞尔在临死时还高呼“革命万岁”。我总相信革命在维也纳不会死灭，革命不久会唤起维也纳美丽的笑容，在工人住屋的窗户里，在夜的黑暗里，维也纳的美丽的笑容，会重新出现在这忧郁的城市中。

　　　　可是现在的维也纳，已经被天主教徒弄成一个警察窝，一块国社党的杀人犯的强盗窟。不，简直是巴尔干的一片荒野了。一些人是终日游荡而抽着“教皇牌”的雪茄，可是另一部分人是饿着肚子。不过，我们总有一天看见这幽美的维也纳，从深沉的忧郁中，展开她可爱的微笑吧？



………【第四十四章　好聪明的北平商人】………

　　　　刘半农

　　　　现在的刘半农本来不愿意多管闲事，但到了国难临头国家民族生死存亡之际，心火在内中燃燎着，要叫我不说话自己抑厄不住。

　　　　在北平住了十多年，觉得北平的商人，是世界上最聪明，最富于*，最不会吃亏，最不会跌倒的理性动物！

　　　　二十年来的军阀战斗，北平地方此去彼来，此来彼去，商人先生们照例是对来者即欢迎，对去者即欢送，从来没有过些些的表示。

　　　　这且不必说，因为军阀究竟还是我们本国人，胡打过了一阵也就算了。

　　　　可是，自从五三以后，抵制日贷的口号叫了两三年，各商店始终没有摸摸良心，多卖些本国贷，少卖些日本贷，所以到了今天，十家铺子里九家堆满了日本贷，一旦说声要封存，真要他们的命。

　　　　于是乎商会也开会了，请求缓封的代表也派出了。

　　　　当真，一旦把这些货物封存了，他们的血本一定要大受损失。但你们的是血本，难道南京上海等处的商人的资本就是叫屁本！若然你们的反对封存是聪明，他们的赞成封存就应当是傻子。呜呼，智愚之别，其在斯乎！其在斯乎但我对于这一点，不十分坚持，只须你们能向负责任的机关做到可以缓封，我也不再多说。我所要研究的是：

　　　　到了今天，你们已经有了切实反对日本的决心没有？

　　　　我敢斩钉截铁地说：没有，没有！其证据就在你们所用的“仇货”两个字。

　　　　夫所谓仇货云者，诚不胜其滑头之至，对于中国人，可以说“仇国当然是日本，日本以外还有哪一国是咱们的仇国”；对于日本人（假定是日本兵来到了北平了），却又可以说：“我们所说的仇国另有所指，并不是你们贵国大日本。瞧，我们铺子里不满是你们贵国货吗？”真聪明，不知道开会的时候那一位先生绞尽了脑汁才想出来这一个好字眼，谁谓商人不通文墨耶！

　　　　不说日本而说仇国，不说日本货而说仇货，这与挖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日本’两字而成两个窟窿一样的滑稽，一样的卑劣，一样的无耻。

　　　　我索性教会了你们罢！你们可以赶快多开办些日文商业讲习班。目前对于中国人，可以说“我们因为要对付日本，所以不得不加紧学习日本的语言文字”，将来日本兵来到了北平了，却可以用为招待贵客的工具，看见日本人进门，可以不说‘您来啦’而说“空尼溪瓦”，送日本人出门，可以不说‘您走啦’而说“阿里阿笃”，这是何等的方便啊！

　　　　朝鲜安南印度三个亡国区域我都到过，境内愚蠢的小商人大都只能说土话，必须是聪明人，能说征服国的语言的，才能开设大商店，聪明的北平商人乎，其亦有见及此乎？

　　　　我常以预言家自命。三年前，我作文反对钞票邮票商店招牌等并用中外文字，今年夏季中央政府居然有明令禁止了。半年前我反对营业的跳舞场，今天报纸上，居然登载了内政部咨请各省市府封闭的消息了。现在又说北平商人将来的阿里阿笃化，亦许是一个预言罢。但是，皇天后土，我希望我这一次预言就失败了罢！



………【第四十五章　陈坦先生】………

　　　　朱海涛

　　　　在图书馆架子上放着一函书，精精致致的仿佛没有人动过。我这不安份〈分〉的人当然不会放过它，打开来，装订得极漂亮的五册。翻开，却不由得使我纳闷，满纸都是数目字，有阿拉伯字，有中国字，有黑的，也间着有红的，一格一格一行一行整整齐齐，排列得像才喊过“看齐”的集合队伍，顶上面一格却空了大半，只印着大字的年号，年数，西元等等，仿佛队伍前面站着一位大队长，两位大队副。我觉得好有趣味，研究了半天却始终没看懂，没奈何，只好捧回架去，心里想：这看不懂的天书，印得这么讲究干吗？

　　　　这年，说起来该是写论文年份了，自然不能不多翻点书。一翻书，就来了问题。譬如《明史》，打开《庄烈帝本纪》看不到三行：“八月熹宗疾大渐，召王入受遗命，丁巳即皇帝位。……”这丁巳是初几？十几？或竟是二十几？不知道！只好搁在心里纳闷，想：“学历史的又不是八字先生，哪里记得这么多丁巳？”

　　　　老师到底是有用处的，张西山先生教我们史学方法，这天谈到年月日问题，我睁大了眼睛看他变戏法，看怎么一来丁巳就已变了初三！他一声不响的检出一部书来，乖乖！就是那本我研究半天看不懂的有字天书——《中西回史日历》。三言两语的一点拨，我全懂了，敢情是这么一回事。我觉得作这书的人真伟大，造福于学史者真像大海里给了个指南针。从此以后：“新会陈垣”四个字深深印到了我脑中，我还记得他的书斋号作“励耘书屋”，这是刻在这书的右下角的。

　　　　离济南前，西山师告诉我到北平后最好去拜见援庵先生：“不过他架子大，不容易见到。”

　　　　我却没有去请见，可是我对他的钦仰更加深了。我见到了他著作书目的一部分，一部部全是结结实实的惹不起。我只挑着买了两本小书，一本《史讳举例》，一本校勘《元典章》后归纳写成的校书错误举例（原名忘了）。同时将他所有在北大开的课全旁听了。

　　　　这是位不长不矮，胖胖的典型身材，方方大大的脸，高高阔阔的前额，一付黑边老花眼镜，平常是不大戴的，每次讲课时，总是临时从怀里掏出来戴上，而最引人注意的是那两撇浓浓的八字胡，这八字胡带来了无限威棱。经常的穿着件黑马褂，长袍。

　　　　他在课上将二十五史从头的一一介绍，把所有有关的事件告诉我们，而尤其注意前人的错误。在他眼里，前人的错误不知怎么这么多，就像他是一架显微镜，没有一点纤尘逃得过他的眼睛。不，他竟是一架特制的显微镜，专挑错误的。他归纳了一个时常提到的结论：“著书要提笔三行不出错才行。”而在他的讲授中，我们发现三行不出错的著作竟然很少！

　　　　他的嘴相当利害，对于有错误的学者批评得一点也不留情。可是他实在已经是十分克制自己了。常对大学说：“还是不说吧，免得又得罪了人。”他对于他的同乡，梁任公先生，就是不大满意的。任公晚年颇以治史自期，但他雄才大略则有余，写出来的东西，每每是自恃才气，凭着记忆写下去，粗疏是不免的，这在援庵先生看来，不免有点不合式。他也常讲批评人是求止于至善，不一定批评者就比被批评者强。他举《东塾读书记》的骂崔东壁，说：“休因东塾讥东壁，便谓南强胜北强！”

　　　　援庵先生同时也非常幽默。当时学生运动闹得正凶，民族解放先锋队（*党外围组织）极见长的一种本事是油印一种小型传单，字迹小得几乎像蝇头，散得到处都是。这天上他的课，讲桌上，椅子上，散了不少。他如常的踏着方步进来，如常的安祥坐下，然后如常的慢腾腾的戴上那付老花眼镜，从从容容郑郑重重像披阅一件公事似的将那纸片捡起来，看了一眼，看不清，放下那纸，慢慢的说道：“这一定是年轻人干的！”全课堂的学生本就聚精会神在注意他的动作和期待他读传单的反应，听了这话，哄堂大笑。

　　　　又有一次，在研讨赵翼的《廿二史札记》时，讲到第二篇序的作者“宝山李保泰”（第一篇序是嘉定钱大昕作的）。他说这应该是当时一位有地位的学者，但他多少年来注意考查这位李先生事迹，却除了这篇序外得不到半点材料。有一次，琉璃厂的书商，拿了张拓片到他那里请教他。（他是北平著名的权威学者，当然不断的托书商搜罗典籍。而书商得到了一些不经见的图书，无从估定其价值，也不能不去他那里请求评定，可是如果经他一品评为珍品，那价钱可就要辣了）。他一眼就看到篇末仿佛凸出来似的有着“李保泰”三字，心中大喜，可是脸上却不动声色，淡淡的翻了翻，缓缓的说道：“不值什么！”那书商大失所望，拿回去又没用，求着他用*价收了。他绘声绘影的说完这故事，大笑，得意得很。

　　　　他论到清代三部史学名著：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和赵翼的《廿二史札记》，认为钱著最精，王著次之，而赵著最差。所以就将赵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