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邦暴力团-第4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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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二十一年秋，“老头子”已经复行视事了几个月，权力益形稳固。是时冯玉祥正准备和中国共产党合作，要组织一个抗日联盟军或同盟军，由冯氏自任总司令。但是冯玉祥总担心日后“老头子”会基于他“攘外必先安内”、“抗日必先剿共”的主张而利用其大元帅之职横加掣肘。于是冯玉祥买了十多个叙利亚籍的凶手，化妆成印度阿三，潜入南京，准备向“老头子”下手行刺。不料此事早为“三民主义大侠团”的外围分子所侦知，立即驰电南昌，再由居翼亲率邢福双往南京，两人联手，在火车站截下这一批乘津浦火车南来的杀手。这件功劳，居翼并没有独占——他是另有图谋而然的——因为护驾有功，他得以亲随戴笠面觐“老头子”。“老头子”温言相谢，称许他是“民族英雄”，自然也问了他对前途有些什么想法。居翼表示他想请调山东，到北方去替“蓝衣社”、“大侠团”开疆辟土。这一点正暗合了“老头子”从万砚方处听来的想法。
但是“老头子”没想到的是居翼要上山东不为别的，只为了邢福双说过的八十四颗沉河的佛头。这，也才引出了欧阳昆仑从拍花贼手上救出个小女孩儿的真人实事。关于此事，得从我那彭师母身上说起。但是我非先绕回头说红莲和孙小六的事不可。
约莫就在红莲开始变成我“唯一的女朋友”之后，我的生活有了重大的改变——读书、写研究论文、发表些小说……诸如此类原本塞满在我生命中的事变得一点儿也不重要起来。与红莲丰盈、饱满、汁液欲滴的肉体相较，我曾经浸润其间，不肯自拔的世界——也就是那个只有白纸黑字、黑字白纸的文学天地变得很不真实、很不具体，甚至可以说非常虚假且非常可笑。我永远不会忘记，当红莲再一次出现在我宿舍门口的时候，我整个人（严格地说就是从颅腔以迄于腹腔的这一大块）仿佛猛然间被一只挖沙石的怪手给掏空了一下。可是在肉体的感觉上，那一下掏空之处却有如同时给填入了比五脏六腑还要沉重又坚硬的一捆炸药——它在刹那间引爆，几乎炸销了我所有的神智、理性或思考能力。她穿一袭领口开得有点低的艳红色连身短裙，露出两截白胳膊、两条白腿，底下赤着双脚，同样是艳红色的高跟鞋拎在手里，手是搭在肩膀上的。她笑着，同时直伶伶勾视着我的眼睛，忽而左眼、忽而右眼，好半天才说：“不是说好了要再来陪你睡觉的么？”
坦白说，我忘了当时是上午还是下午。我也不记得她离去的时候是白天还是晚上。至于中间这一段，可能是三天三夜，也可能是七天七夜，总之我们既没有出门，也好像没有下床。我们连饭都不吃——只在喘息的空当随手往我的书桌上抓一片吐司面包或者一瓶矿泉水吞几口。等到我们干得筋疲力尽，连呼吸都觉劳顿不堪的时候，大概就会沉沉睡去。不论谁睡了，另一个也撑不过太久。等其中一人醒来，就摇起另一个来继续干下去。我们几乎没有说过话。我不想说什么，红莲似乎也一样。换言之，我们只是在用呼吸、呻吟、笑、喊叫以及我们能够发出的任何声音——任何没有意义的声音——彼此探询以及回答。
毋庸讳言，那是我的第一次。它一点儿也不像小本书刊或《O娘的故事》录影带上所叙述、表演的那样。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我猜想这跟我全无经验有关——因为没有经验，所以干那桩事就只能模仿书上或荧幕上看来的动作。可是我刚才说过，从红莲一进门开始，我整个人都给掏空了，什么也想不起，记不得了。我只知道通体上下有一股非常非常巨大、肿胀、爆裂出来的力气，那力气从毛发、肌肤乃至血液和脏器的深处涌出，源源不绝、滔滔不止，从数之不尽、视之不清的每一个孔穴中喷出，然后和红莲的力气交会。它们交会之后凝聚成更强、更猛、更紧密的力气。而且，这凝聚起来的力气并不会因动作的停顿而消失——它在我们沉睡的片刻间打造一个又一个充满耗竭意象的梦境。我不住地梦见自己在深海底下朝上泅泳，可是总也浮不出水面。就在我即将溺死或窒息而死之际，红莲已然重新骑在我身上，或者用双腿缠绞住我的腰身，让我重新开始。
事后回想起来，在那夜以继日，乃至无日无夜的几天之中，我只有几个很短暂的刹那分了心，于阒暗无光的室内错把红莲看成小五。除此之外，我什么也不能想、什么也想不起来——可以将之比拟成一种比兽类行为还要纯粹、专注又生猛的冲刺活动。我猜想红莲也一样。仿佛我们是比器官还要简单的两块矿石，彼此一而再、再而三地撞击着，直到粉碎为止——不，粉碎之后仍不止息——每一粒尘埃屑片仍在继续寻找着彼此，继续冲刺、继续撞击……于是我们变得越来越粉碎、越来越尘埃、越来越渺小。最后，我们双双消失——从内而外，自灵魂而躯壳，由精神而肉体，消失得干干净净。一切归于寂灭。
某日的某一时刻，红莲从我的身上翻滚下床，将我惊醒。她随手抓起桌上一瓶矿泉水，往头顶淋了，像洗澡那样，一面搓揉着肢体上已经泛起盐白的汗斑——可是她站不住，最后索性坐到磨石砖的地面上，一面笑、一面冲洗，然后对我说了进门之后的第一句话：
“干净了。”
她的声音像是从宇宙的另一个边缘处传来。我随即阖上刚刚睁开的眼睛，听那三个字绵绵远远的回音将之前归于寂灭的、消失的、化为尘埃屑片的、粉碎的我再一点一点拾掇起来。我敢说她的“干净了”所指的不是，或至少不只是用矿泉水冲洗的身体。对我来说，好像还有把此身所有的一切全部抛弃、扔掉，一丁一点儿全不顾念、全不眷恋、全不珍惜的意思。这是我的第一次，不要嗤笑我对它作了许多附会和想像——其实我并没有为那切肤入骨的真实感受增添任何夸饰性的形容。当红莲说“干净了”之后片刻，我相信我懂得了她的意思——因为那也正是我的意思：我们两个恐怕都是一无所有的人——在耗尽了最后一滴精力之后，赤条条面对整个和我们遥遥相对的世界，我们什么都没给自己和对方留下，干干净净，连爱情都没有。
然后红莲将剩下的半瓶矿泉水朝我扔过来，我将就着原先仰卧的姿势，让那来自也许几千年前、几万里外某座名为阿尔卑斯的山头融下的雪泉水把自己狠狠淋了个湿凉冰透。
“有件事忘了跟你说，”红莲看我把瓶中最后几滴水努力地朝身上、床上洒着，便笑了起来，一面说，“上一次我从你的垃圾桶里拣走一张纸条。”
“噢。”我漫不经心地应了声。
“是一首词，上面还圈写了一句话，‘岳子鹏知情者也’。”红莲俯身下来，手指卷我的发角，说，“那是什么东西？”
“你偷我的垃圾？”我猛地坐起身。
“反正是垃圾。”她耸耸肩。
她显然不明白一个过着老鼠般生活的人其实可以非常非常重视他的垃圾的。我跳下床，忿忿地把空水瓶顺手扔向某一面墙壁，骂了声：“干！”
接着，她告诉我一件我简直不敢相信的事——那就是她比我还要“老鼠”，她也是一个在暗中窥伺着他人生命的家伙，和我唯一的差别只不过是她不会把那些窥伺来的材料写成小说，拿去发表。
坦白说，我并没有生她的气——如果你是一只被别的老鼠盯上的老鼠，你是不会生另外那只老鼠的气的，你只会惋叹自己老鼠得不够纯粹而已，更何况你们还翻云覆雨痛快了那么一阵。我拾起那个空水瓶，又朝墙上扔了一记——事后我觉得那是非常可笑的一个动作——可是，你还能做什么？一个完美的女人告诉你，她已经注意你、跟踪你、查探你好几年了，你的祖先籍隶、亲故戚友、生辰八字乃至于平常过日子的一些个鸡零狗碎全都了若指掌。你除了摔两下其实摔不破的保特瓶，你还能做什么？
她知道家父是在“国防部”史政编译局写《中国历代战争史》的文职军官。她知道家母已经做了二十几年针线活儿，替外销中国童装的成衣商缝制小人儿小马小图样赚取一点可以补贴我上私立小学、中学乃至大学的费用。她知道我差一点追上一个貌似天仙的同村女孩儿叫孙小五的——只可惜不知道为了什么缘故我对孙小五忽冷忽热、没正没经，搞得两人连见面都有些尴尬起来。她也知道孙小五有四个哥哥、一个弟弟，这个叫孙小六的弟弟每隔五年就会失踪一阵，不定上哪儿去混了什么得意不得意的勾当，但是谁也不知道发生过什么。她还知道我有个老大哥叫张世芳，号翰卿，跟着大导演李行干道具，以及他其实原先是老漕帮的庵清，后来脱籍出帮，成了逃家光棍。她甚至还知道，曾经有四个谁也摸不清哪个情治单位的猪八戒曾经找上我，但是被我唬弄一阵便再也没出现过。我插嘴说你比那四个猪八戒还厉害。她说当然，她又不是猪八戒。
“为什么会找上我呢？你们。”我这样说着的时候，的确闪过一个念头：她和那四个猪八戒是一路的，不然她不会干过那么多奇奇怪怪的行业，有过那么多奇奇怪怪的经历，而且似乎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他们应该就是那种永远活在人背后的家伙，只不过他们不写小说，他们搞恐怖活动。
“我跟那几个猪八戒可不一‘们’。他‘们’是他‘们’，我‘们’是我‘们’——我们原先也没找上你，我们要找的是万得福。结果有一回万得福在双和市场卖起春联来了。万得福卖春联，就好比和尚卖肉一样，简直太不对劲。后来我们才知道，他是冲你去的——”
“为什么？我他妈碍着你们哪一个了？”
“他为什么找你我们并不清楚。也许是因为你老大哥的缘故——你老大哥逢人就说他有个叔伯弟弟学问多么多么地好。说不定就是这样万得福才想尽办法认识你的。”红莲说着又粲然一笑，爬身起来搂住我的背，道，“我们找上你，算是意外罢？”
我轻轻把她推远了些，看着她脖梗、肩窝上晶晶莹莹的小水珠子一颗一颗地朝下滑落，有些滑不到肚脐就干掉了、有些索性停在奶子上，仿佛知道即使是跑也跑不远，总也逃不过马上要干掉的模样。这情景差一点儿让我分了心——不过起码我的语气应该是温和多了：“外面街上那么多人，再意外也轮不到我罢？”
“那么多人，也不都能认识万得福，又同时是那彭师父的徒弟啊？”
“彭师父？彭师父根本不是混事的，”我几乎要爆笑起来，“彭师父连教拳法都是混假的，‘你们’那么厉害会不知道吗？他只会一套练步拳，从大陆逃出来的时候带了几十两金子，花光了没辙，当掉师母的金戒指、金耳环、金手镯，买了一把大关刀插在门口，说是开武馆、教拳术、治跌打损伤，其实只有一味药，不论治什么内伤外伤，都只有那一味药——”
“高粱酒泡樟脑丸，”红莲抢忙说道，“樟脑丸泡高粱酒。对不对？这倒是远近驰名。可是为什么只有搓他泡的樟脑丸可以止血去淤、舒筋活骨呢？为什么只有喝他泡的高粱酒可以治伤风咳嗽、头疼脑热，甚至还管治拉痢带便秘呢？”
她说得没错。我们村子里大大小小三百口人有病没病会先穿过市场口去找彭师父，这是惯例。大伙儿愿意跟着他学那套踢狗狗不咬、打猫猫不叫的烂拳法，其实也都是家里大人的意思——因为据说凡是叫他一声师父的看病拿药打八折，排得上入室弟子的打对折。此外，彭师父的武馆后门是个淋浴间，随便什么人随时可以进去冲个凉再出来，一概免费。他还有个叫大人们放心的规矩：自凡是跟他练过一天拳法的，出门就不许跟人打架过招，违犯了这个规矩要顶板凳跪碎砖场子。我们孩子家背后都说：这是因为彭师父的拳太烂，烂到谁也打不过，只好不许人试手，因为一旦试出了高低，他彭师父的两手三脚猫的功夫就无论你打几折也没人肯领教了。可是话说回来，村子里的大人要靠彭师父的药酒长命百岁，你又有什么办法？
红莲这样说起来，听着不只像是对我一个人的种种过往熟极而流，就连对我们那一整个破烂眷村的生活环境都能如数家珍、历历如绘。我于是一耸肩、一摊手，认栽了，翻身倒回床上去，有气无力地对着天花板叹了口气，道：“要干吗你就直说好了，我反正烂命一条，没什么好赔的。”
“我又不是那帮猪八戒，干吗这样讲话？”红莲顿了顿，咽口唾沫，仿佛狠狠吞下一口多么大的不愉快，才勉强微笑着说，“其实，我们也不知道该不该麻烦你。可是有件事实在很要紧，跟这件事有点关系的人又都跟你有些来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