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滴水有多深-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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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的煤(8)
二○○五年夏天,我第一次去北戴河的“中国作家之家”小住。放下行李,就去闻名遐迩的老虎滩一带游泳,赫然发现与迷人海滩相距最近的竟是煤矿工人疗养院。因为机会难得,更因为五岁的女儿对游泳着了迷,哪怕刮风下雨也要缠着我带她下海去,天天都要在煤矿工人疗养院门前的那片海水里泡上至少两个小时。
无论是去是回,每次从那门前经过,我就会努力地张望,企图从出入煤矿工人疗养院的或是风度翩翩、或是白面虚胖的人群中,找出像煤一样黑铮铮坚实的男人。或许是因为在此地待的时间太短,没有碰上机缘,无论我如何试图望穿那些晚来开放的霓虹灯和白天紧闭的水晶门,在地球上最恶劣煤矿矿井中工作的千千万万的工人,就是不肯用哪怕是唯一的身影,来安抚我在北戴河的视野。
女儿在海水中纯真的嬉戏,被掺进一股良知的沉重。
女儿此时此刻的快乐,正如我那花开几朵的童年快乐。
记不得是从父亲的收音机里听来的,还是由乡村有线广播中传来的;也记不得是哪一年,或许我的童年时代一向如此,因而就有了对北戴河的最初记忆。我用自己幼小的乡村情感证明:我们那一代人对北戴河认识的根深蒂固,不是来自毛泽东的那首关于北戴河的诗词,“秦皇岛外打鱼船,一片汪洋都不见”和“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完全是后来的事,能够如此吟诵,显然已经是学习分子的少年了。我的情感能使自己充分相信记忆的不错与非谬。时至今日,耳边仿佛还在回响着来自全国各地的煤矿工人,在北戴河疗养时受到毛泽东接见的新闻电波的噼噼啪啪声。就是这种广播,让我每回见到我们四(2)班的劳动委员穿着那双白色的帆布劳保大头鞋时就激动不已。影响我童年的每一条河流全都一直向南,在几百里外一个叫兰溪的地方汇入长江。四(2)班劳动委员的父亲,就在兰溪对岸的黄石市袁仓煤矿当井下工人。人一生中说不清有过多少幻想,童年虽短,却产生了所有幻想中的绝大部分。在同样仰赖幻想生活的童年中,我曾经强烈地认为,有朝一日劳动委员的父亲也会去北戴河疗养,也会受到闲庭信步般的结束当天的游泳活动,从万顷大海中爬起来的毛泽东的接见。
在我们身边极端劳动着的煤矿工人,没有与*政治人物握一次手的极端礼遇。那些看上去是代表着劳动人民的尊贵与显赫,在乡村里连昙花一现都不是。这些将家安排两百里之外乡村中的煤矿工人,直至成了煤矿老人,也没有到过北戴河。煤矿工人疗养院夜里能够听涛,白天却难观鹤,绵绵不断的人潮与车流就像从大海里涌上来的浪涛。形形色色的目光一边惊讶地随风去那海上汹涌澎湃,一边诧异地随最近的潮头跌落在煤矿工人疗养院面前,沉重得半天也跳不出那些艳丽的门窗。
旧的童年过去,新来了更多的童年。相比几十年前的那些新闻效应,在一场接一场泪流满面的矿难中,再也见不到煤在往日带来的工业化浪漫怀想了。甚至于说,上海人之所以最小资,就因为那一带没有煤矿不出产煤。而改造小资们的最好办法,就是送到任何一座煤矿里,用不着干一年,只要挖出十吨煤,就不再一天到晚用那越剧腔调,说谁谁是水做的了。说乡村中的挖煤人至今也没有到过北戴河是百分之百的武断,自从搬离临时居住过的那座叫贺家桥的小镇,一晃几十年过去了,那位四(2)劳动委员的父亲当年是何模样,我不晓得,如今是何模样,也无从打听。我仍然敢说他们至今也没来到北戴河,却有太多太多的现实基础。
意识形态的煤(9)
无须质疑,从来就不缺少诗人情怀的毛泽东,让一些煤矿工人去北戴河,同自己一道疗养的动机。与此道理大致相同,千山万水之外的少年,情不自禁地虚构一道五彩光环,也属于生命成长之初的单纯激情与简约浪漫。年少不谙男女事的那一阵,特别不能理解那些成熟的挖煤人,从几百里之外的煤矿回来,在家乡找个女人结婚成家。随着时间不紧不慢地推移,老老少少大大小小的乡村中人,开始放弃最初的信念,不再认为他们既然去了黄石市,就应该娶一个城市女子做老婆。从出现在乡村与城市的分野以来,人口拥挤信息密集的城市就在各种资讯上处于绝对主导位置。即使是在将来的高度发达时期,城市对煤所带来的功效的需要也会远远高于乡村。与此背道而驰,面对挖煤的这一群人,城市则从道德与伦理上率先抛弃了他们。在饥饿的供给制时代,来自乡村的挖煤人享有比别的行业多一些的主副食供应资格及指标。然而,在他们的现身说法中,城市女人只会在适当的时刻,适当地展其迷人的*,想让她们下嫁,无异于与花借朵、与虎谋皮。
在某些地区,矿井爆炸的惨祸经常发生,以至于矿主们请求当地的报纸不要进行报道。……这些惨烈的灾祸比以前更频繁了,“也许这些事件实际上正呈现出良好的发展趋势,但由于上级要求我们不能对其特别关注,所以我们不得不放弃进一步的报道。”在之后的几十年里,为了不让读者们烦忧,报纸避免报道正在发生的爆炸惨案。公众原本就对煤矿工人的困苦处境漠不关心,如今更对他们的生存状态不以为然了。
这段由美国作家巴巴拉?弗里兹引自一七六七年的《纽卡斯尔杂志》上文字,如果不注明其出处,完全可以看做是中国当下所面对的煤炭业现实。
在煤的恶之花尚未开放的早期,英国采煤的农奴们和拥有除了不采煤之外的所有煤的含义的主教们,曾经罕有地合谋,将煤当成一种有生命的植物,企图通过施肥来促使煤从地底下源源不断地生长到地面上。这种过了一千年的事情,不是不值得后来者笑话,而是后来者根本就没有本钱讥讽这种貌似愚蠢的行为,特别是在世纪之交的中国!
在山西的乡村里,青壮年男子暴死比例一直居高不下。凡是办此丧事的人家,对外都说死者患了无可挽回的急症。其实不然,山西之地,许多地方掘地不深就能见到煤层。对那些有着一身力气的人来说,挖一处小煤窑,就像在长江以南的平原上打一口水井。小煤窑挖成了,一家人里,年轻体壮的儿子在最深处用着最原始的工具挖煤;正在衰老或已经衰老的父亲,用同样原始的方法将煤一筐筐地拖至井底,再由母亲与儿媳妇在井口上面拼命摇着骨碌,让煤筐升起来。只要让这些藏在地下几百万年的东西见到天日,一天下来,可以收回现金近万元。钱是赚了,问题在于没有任何安全保障的家庭小煤窑,几乎等同于后备坟墓。在煤炭业高度普及的乡村,时常见到婆婆和儿媳一起哭丈夫的,这便是她们家的小煤窑出事时,井下的两个男人一起死了。不管是婆媳一起哭丈夫,或者是她们当中的某一个哭丈夫,闻听的人问都不问就晓得是何缘故,并且心照不宣地前来帮忙料理后事。这样的情形多了。不是没有人管,各级政府的相关机构一直都在管,却又无从管起。那样的小煤窑,一有风吹草动,只要将骨碌架搬到一边藏着,再在井口放上一块木板或者随便什么东西遮挡一下,毫无疑问,想要找到它,注定只能像电影《地道战》中进犯高家庄的日本军人那样四处碰壁。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意识形态的煤(10)
这样的人家只是普通的挖煤人,而非“矿主”。什么样的人才能被称为矿主?首要一条是,井下出事故死了人,自己连问都不用问,可以继续每日每夜的花天酒地。其次是,至少要在当地弄个“政协委员”或者“人大代表”的头衔,然后无论出现在哪里,只要见到挖煤的人,不仅自己要翻脸,就连家里的人也要跟着吐唾沫以自净。
每一次与来自山西的作家朋友见面,都能感受到其眼中含着的那些因为煤而生出的泪花。听他们历数京城内外一些天价豪宅,如何被来自他们那里的矿主们,五套十套地批量买走。每逢交易,毫无例外都是现金,那些天晓得被他们窖了多久的可怜的人民币,因为太多,还因为受潮了,以至于那些被专门聘来为“山西煤老板”点钱的售楼小姐,只有用吹风机温柔地吹过一阵,才能将从各种各样的豪华越野汽车后备箱里搬上台面的大堆人民币点算清楚。这些将京城的豪宅当成玩具买卖的矿主,从一开始就清楚明白,煤是钱,是财富,其他一概都不是。这些名叫矿主的人,所继承的非但不是自宋朝以来,由于煤炭业的发展所带来的各种人文进步,甚至相反,唯有坐在悍马越野车中,才肯朝着煤矿井架望上几眼的矿主们,有本事将埋藏在千年古矿道中的各种血腥与肮脏,全部寻出来翻晒一新,作为自己的全身披挂,却不愿去问候身旁比比皆是的新寡女子与孤儿。
共产主义理论的先哲早就论断,由于人性中有劣质存在,当利润率达到一比二十时,人就会不顾一切地铤而走险。
记忆中,在我结束六年闭关写作后的那几个月里,经由主要官方媒体披露的矿难就有:二○○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陕西铜川陈家山矿因为矿难而死去一百六十六位乡村兄弟;二○○五年二月十四日,辽宁阜新矿难又让世上多了二百一十四位亡灵;三月九日山西交城矿难夺去二十八人的生命;三月十日,山西灵石矿难中六人无救;三月十四日,黑龙江七台河矿难新添十八冤魂;三月十七日,重庆奉节发生煤矿爆炸十九人尸骨难寻;三月十九日,山西朔州细水煤矿又发生特大瓦斯爆炸,六十九名矿工被埋在井下,全部遇难。
官方发布的消息说,中国是一个产煤大国,是一个严重依赖煤炭能源的国家,同时也是矿难大国。中国煤炭产量占世界百分之三十五,但中国的矿难死亡人数却占世界的百分之八十,中国煤矿百万吨死亡率是美国的一百倍、南非的三十倍。面对中国煤矿事故死亡人数超过世界其他产煤国家煤矿事故死亡的总和的事实,曾经有官方人士称: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煤矿工人中的正式工人逐渐减少,取而代之的是来自贫困地区的农民工。在二○○四年十月二十日,河南大平矿瓦斯爆炸事故死亡的一百四十八人中,农民协议工占百分之九十五。这类“矿工”大多来自经济落后地区,几乎全部受矿主及工头左右,矿主和工头们不愿出钱办理保险,也怕出事故后容易被披露,这一现象在矿产资源比较集中的地区非常普遍。针对二○○四年十一月二十日,河北沙河发生死亡六十五人的矿难,他说,仅沙河市,从事这一行业的就有两三万人。
原以为结束闭关六年的写作之际,会有一个灿烂的春天作为迎接。岂不料二○○五年的阳春三月,偏偏是我心中最为在意、无论身在何方也绝难放得下的乡村,是近年来最为阴冷的。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意识形态的煤(11)
历史上,无论哪个时期,乡村中的百姓总是最穷苦的。而最穷苦的百姓,命中注定是各种死难的天然邻居。在那些被霓虹灯照耀着的窗口背后,如果不用良知,有谁能够用肉眼望穿乡村?无须夸张,在事实面前,早就应当承认,那些愈演愈烈的矿难,绝对不是普通意思上的安全意识与安全技术方面的问题。唯有看清生命如何在幽深的矿井里挣扎,感受到人性如何在金钱的血腥中摸索,我们才有可能清楚明白,煤矿之难,根源在于乡村有难。
富饶的乡村当然会风景如画,贫瘠的乡村同样也会风景如画。是那些既看得见,又看不见的意识形态将二者区别开来。唯有这样的文明,才不会只让乡村中人独自深入到黑色矿井中,用柔软的血肉之躯,用脆弱的神经骨骼,孤单地面对阴险的瓦斯,以及不是天崩地裂胜似天崩地裂、不是山呼海啸胜似山呼海啸的种种灾难。来自乡村,也只能回到乡村的挖煤人,任何稍有权威性的媒体或机构,甚至于个人,都不会将他们称之为工人。事实上他们本来也不是工人。他们用来挖煤的方法,一如在遥远身后的乡村中种种垦殖。他们用来挖煤的思想,一如在昨日家中盘算田地里的收成如何能养家糊口。他们离家千万里成群结队地钻进某座矿井,唯一的快乐就是可以活着带上比黑血还要血腥的一点货币,回到妻儿与娘亲身边。
人所相信的是眼见为实。在我的那种由“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童年时代,同班同学的煤矿工人父亲,其身份还是十分可疑。即便是特意穿上矿工的劳保服装来学校看儿子,也难得有人认同其是地位崇高的工人老大哥。不仅家里的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