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名人小传-第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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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此以后,不仅桓温威振朝廷,而且因为桓温的缘故,朝廷里的人也都害怕和郗超打交道,一时朝廷大臣如谢安等,均畏其权势。有一次,谢安和王坦之一起到郗超那里去,太阳快落山了,还没有被召见,王坦之想离去,谢安说:“你难道不能为保全性命而忍耐一会儿吗?”
史书上记载郗超“卓荦不羁,有旷世之度,交游士林,每存胜拔,善谈论,义理精微”,如此一个聪明绝伦,旷世豁达的人,却甘为桓温鹰犬,为正直之士所不齿,究其原因,郗超的出生门第不无关系。郗超的祖父和父亲虽位列三公,但郗家却是寒门,东晋建立初期,政局还不稳定,郗超的祖父郗鉴做太尉,为东晋朝廷立下汗马功劳,那时的郗家在社会上是有一定的地位和威信的,郗太尉要到王家选女婿的时候,王家子孙个个咸自矜持,都想攀上这棵大树,郗鉴死后,他的儿子是个平庸之辈,郗家的地位大不如前,逐渐被士族的王谢两家代替,王羲之的郗夫人曾经对她的两个弟弟郗愔、郗昙说:";王家见了谢安、谢万二人来了,翻箱倒柜,盛情招待;见到你们来了,平平淡淡。你们以后不要再来了。郗超就是在这样环境下出生,他要出人头地,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几乎是不可能的,跟着桓温还能有个出路,何况他十几岁就跟着桓温,桓温对他恩宠有加,郗超是重感情的人,不管桓温要做什么,他也只能一条道走到黑了。只可惜他虽是桓温心腹,和桓温的儿子桓玄相处不善,桓温死后,郗超就被免职,42岁时抑郁而终。
俗话说有其父必有其子,但郗超和他的父亲郗愔,却是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人。郗愔忠于王室,郗超却同桓温结为死党;郗愔为人糊涂怯弱,郗超却精明强练;郗愔事奉天师道,郗超却信佛;郗愔喜好聚敛钱财,郗超却轻财重施,视钱财如粪土。郗愔大肆搜刮钱财,有钱数千万,郗超心中很不以为然。有一天早晨,郗超去给父亲请安,郗家的礼法,在长辈面前,晚辈不能坐着,郗超就站着说了很久的话,终于说到钱财上来。郗愔说:“你只不过想得到我的钱财罢了!”于是打开钱库一天,让郗超任意使用。郗愔如此大方,原以为郗超顶多只能用掉几百万而已,却没有想到他会在一天时间里把钱库里的钱全部分给亲戚朋友,所剩无几。郗愔听了,惊怪不已。
郗超病重以后,拿出一箱子书信交给门下的弟子,说:“家父年事已高,我死之后,如果他过度悲伤,影响到饮食睡眠,可把这个箱子呈交给他,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就请把它烧掉。”郗超死后,郗愔果然因悲痛惋惜而患病,弟子把箱子呈送给他,里面全是郗超与桓温商议密谋的往返书信。郗愔*然大怒,说:“小子死恨晚矣”,从此不再悲伤哭泣。郗超对他父亲的拳拳爱护之心可见一斑,宁愿破坏自己在父亲心中的形象,也不希望父亲悲伤。
郗超对他父亲温情一片,对妻子却很冷淡,终身没有同房,他妻子也是烈女,在他死后,她娘家人劝她改嫁,她说和郗超:虽生不同床,死要同棺,终于没有改嫁。
郗超在世的时候王献之兄弟去见舅舅郗愔时,恭恭敬敬,非常注意外甥的礼节。等郗超死后,都穿着高脚木屐,神色傲慢。让他们坐,都说:";还有事情,没工夫坐。";他们走后,郗公感叹道:";使嘉宾不死,鼠辈敢尔!";郗超的努力终于没能挽回郗家的地位,在他死后郗家更加的衰落了!
………【第四十一篇 郗鉴】………
郗鉴(269…339)东晋大臣。字道徽,高平金乡(今嘉祥南)人。少年孤贫,躬耕陇亩。博览经籍,吟咏不倦,以清节儒雅著名。晋惠帝时曾任为太子中舍人、中书侍郎。洛阳陷落后,聚集千余家,避难于鲁之峄山。司马睿以朝廷名义,命其代理龙骧将军、兖州刺史,镇守邹山。任职3年,治绩卓著。加官辅国将军、都督兖州诸军事。东晋永昌(322…323)初,拜为领军将军。晋明市初即位,王敦跋扈,朝廷岌岌可危,委以安西将军、兖州刺史,都督扬州江西诸军,镇守合肥,作为外援。遭王敦猜忌,被表荐为尚书今。王含、钱凤叛乱败亡之后,被封为高平侯。迁为车骑将军,都督徐、兖、青3州军事、兖州刺史,镇守广陵。不久,明帝死,与王导、卞壶、庾亮等并受遗诏,辅佐少主。进位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加散骑常侍。咸和(326…334)初,领徐州刺史。327年苏峻叛乱,攻入建康。率军渡江,与陶侃等奋力平叛。因功拜为司空、加侍中,改封南昌县公。后又讨平贼帅刘徵,进位太尉。
(1)东晋初年的兵力状况
郗鉴,高平金乡人,汉献帝时御史大夫郗虑玄孙。郗虑是经学大师郑玄的弟子。据《晋书》卷六七《郗鉴传》,郗鉴“博览经籍”,“以儒雅著”,不改郗虑家风,属于东汉以来的儒学旧族。在两晋之际,从时尚考虑,郗氏家族仕宦既不特别显达,人物又不预挥麈谈玄之流,与王、裴诸族相比较,郗氏在士族阶层中并不属于很高的门第。
郗鉴起家,据本传说:“东海王越辟为主簿,举贤良,不行。”又据《晋书》卷五六《江统传》,东海王越于永嘉元年(307年)为兖州牧,以江统为别驾,委以州事。江统应东海王越之命,举郗鉴为贤良。这就是说,郗鉴通过江统,在政治上与东海王越有过一定的关系,但是并不深固。洛阳沦陷后,郗鉴未南渡,与宗族乡党千余家保据峄山(邹山),受琅邪王司马睿委署为兖州刺史,三年众至数万。以后,郗鉴被石勒侵逼,始辗转南移,于元帝永昌元年(322年)七月退保合肥,时距洛阳之陷已是十一年整了。纪瞻荐郗鉴于晋元帝,元帝徵鉴为尚书,入居京都。
关于郗鉴南来,《晋书》没有明言其规模是率部还是举家。陶弘景《真诰》卷一五《阐幽微第一》注曰:郗鉴“永昌元年率诸流民来渡江东”云云。从郗鉴南行先驻合肥,以后频繁往来于合肥、建康之间的情况看来,郗鉴率有流民是可信的。但南来流民大体上是屯驻合肥,未得过江。流民帅所率流民不得过江而至建康,这在当时是通例,不独郗鉴所部如此。所以《真诰》谓郗鉴“率诸流民来渡江东”,只不过笼统言之,并不确切。郗鉴以流民帅的身分,置流民于合肥而本人被徵入朝。徵诏郗鉴,这是东晋元帝表示对他寄予信任的一种姿态,当然也有羁縻而观察之的意思。郗鉴自不愿置其所统部曲于不顾,使自己丧失可恃的实力。所以他本人继续与所率流民保持联系,频繁地往还于合肥、建康之间。
郗鉴南来之时,王敦叛乱已经开始。王敦在京都改易百官,转徙方镇,并杀戮“南北之望”的戴渊、周等人。但是,默许王敦兴兵抗拒刘隗、刁协的士族人物,并不支持王敦篡夺东晋*,太原王峤、太原温峤、陈郡谢鲲等都有表示,甚至王敦从弟王彬也反对王敦。王敦只得暂还武昌,遥制朝政。明帝即位后,王敦准备再次起兵,乃移镇姑孰,屯于湖,有另立东海王冲的图谋。明帝惧王敦之逼,出郗鉴镇合肥,依其流民力量以为外援。王敦不愿郗鉴以流民为朝廷犄角,乃表请郗鉴为尚书令,郗鉴只得又返京都。这时距郗鉴南来刚过一年,但他已逐步陷入士族门户斗争的漩涡之中,成为影响东晋政局的一个颇为重要的人物。
郗鉴重回建康,据本传说,“遂与帝谋灭敦”,这是很值得注意的一个信息。郗鉴灭王敦之谋,内容如何,史籍无徵。据下年(太宁二年,324年)明帝讨伐王敦时郗鉴的擘划,参以《晋书》卷七四《桓彝传》明帝将讨敦,“拜彝散骑常侍,引参密谋”之事,可知郗鉴所谋主要是用流民帅的兵力以制王敦。其时门阀士族虽不支持王敦篡夺,也还没有坚决站在朝廷一边。朝廷对王敦尚不具备明显的优势。所以明帝只能筹之于较低的士族人物郗鉴、桓彝,而郗、桓筹兵,也只能求之于门阀士族以外的流民。这是影响明、成两朝政局的一件大事,值得细细探索。
明帝时,东晋的兵力状况是十分困难的。拥兵强藩除王敦外,还有陶侃、祖约诸人。陶侃已被王敦遣镇广州,未能参预荆、扬事态。祖约在豫州,继统祖逖军队,屯驻寿春,这支军队历来不服王敦。《世说新语·豪爽》:“王大将军始欲下都处分树置,先遣参军告朝廷,讽旨时贤。祖车骑(逖)尚未镇寿春,瞋目厉声语使人曰:‘卿语阿黑(原注:敦小字也)何敢不逊,催摄面去。须臾不尔,我将三千兵槊脚令上。’王闻之而止。”尊经阁本汪藻《考异》注曰:“旧云‘王敦甚惮祖逖’。或云王有异志,祖曰:‘我在,伊何敢!’闻乃止。”但是祖氏与朝廷亦不相得,用祖约豫州之师以抗王敦,是不可能的。
除了这几处强藩以外,东晋军既寡弱,又无粮廪。《晋书》卷二六《食货志》:“元帝为晋王(建武元年,317年),课督农功,诏二千石长吏以入谷多少为殿最。其非宿卫要任,皆宜赴农,使军各自佃作,即以为廪。”《晋书》卷七八《丁潭传》:“今之兵士或私有役使,而营阵不充。”这些都是王敦之乱稍前的材料。《晋书》卷六七《温峤传》温峤上军国要务七条,“议奏多纳之”。其第三条曰:“诸外州郡将兵者及都督府非临敌之军,且田且守。又先朝使五校出田,今四军五校有兵者及护军所统外军,可分遣二军出,并屯要处。缘江上下,皆有良田,开荒须一年之后即易。”《晋书》卷七〇《刘超传》,超入为射声校尉,“时军校无兵”,超以其为义兴太守时的“义随”为宿卫禁军。《晋书》卷八八《孔坦传》,朝廷使吴兴内史孔坦募江淮流民为军。这些都是王敦之乱稍后的材料。王敦乱前乱后,朝廷军力军食艰难,既然都是如此,王敦乱中,情况应当也是这样。看来无兵可用,是东晋朝廷面临的极大困难,解决的办法只有一途,就是尽可能征发流民。
(2)流民与流民帅
流民南来,情况各异,有的是分散行动,有的是由大族率领;有的零星流过长江,有的大股滞留江北。司马睿南渡后,流民一度零散地涌入东吴,数量不少。《食货志》载应詹表曰:“间者流人奔东吴,东吴今俭(案指太兴二年三吴大饥,死者甚伙之事),皆已反还。江西良田,旷废来久,火耕水耨,为功差易。宜简流人,兴复农官,功劳报偿,皆如魏氏故事……。”应詹所谓流民反还江西,当是大率言之,其中有未还者,多成为士族大姓的僮客。稍后东晋颁行给客制度以及徵发流民为僮客者为兵,主要就是针对这些留在扬州江南诸郡流民的。
扬州上游,豫州一带,亦有流民络绎南行,被东晋政府拦截于江北。《晋书》卷五九《汝南王亮传》附《西阳王美传》:司马差“南渡江,元帝承制,更拜抚军大将军,开府,给千兵百骑,诏与南顿王宗统流人以实中州。江西荒梗,复还。”司马美“放纵兵士劫钞,所司奏免羕官,诏不问。”案西阳王羕纵兵劫钞之事。亦见《晋书》卷六六《陶侃传》。永嘉时陶侃为武昌太守,“时天下饥荒,山夷多断江劫掠。侃令诸将诈作商船以诱之。劫果至,生获数人,是西阳王羕之左右。侃即遣兵逼羕,令出向贼……,羕缚送帐下二十人,侃斩之。自是水陆肃清,*者归之盈路。”西阳王羕左右诈为山夷以劫行旅,当即羕统流民以实中州时事。美还台后,流民南至江、荆之路始得通畅。《晋书》卷八一《刘胤传》:“自江陵至于建康三千余里,流人万计,布在江州。”这是成帝咸和时事,明帝时当已有此形势。
东晋扬州近郡,农民兴发甚难,徵流民为兵,就成为势在必行之举。尚在道路转徒的流民,生计未立,无籍可稽,一般说来,还难于成为徵发对象。对于他们,必须先有一个使之著籍的过程。眼下可以徵发的,只能限于已经庇托于大姓、定居营生的流民。因此,晋元帝时出现了一些处置流民的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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