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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东晋名人小传-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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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由于会稽王以之为清谈宾友,政治上并不重视其意见,而其本身又早逝的缘故。限于对资料的掌握,该篇论述中掺杂了许多推论,不敢说确凿,仅为一种观点而已。



………【第十五篇 刘隗】………

    刘隗(273~333)东晋大臣。字大连。彭城(今江苏徐州)人。起家秘书郎,后迁冠军将军、彭城内史。晋元帝以之为丞相司直。为官刚正,不畏权贵,先后上书弹劾戴渊、王籍之、梁龛等人,为淳于伯申冤鸣屈,迫右将军王导引咎辞职。迁侍中,封都乡侯。元帝即位,与尚书令刁协同为元帝心腹。旋迁丹阳尹,拜镇北将军,都督青、徐、幽、平四州军事,率万人镇泗口(今江苏淮阴)以抑制王敦。永昌元年(322)王敦以讨伐刘隗为名发动叛乱,攻占建康(今江苏南京),他被迫投奔石勒。

    刘隗,字大连,彭城人,楚元王交之后也。父砥,东光令。隗少有文翰,起家秘书郎,稍迁冠军将军、彭城内史。避乱渡江,元帝以为从事中郎。隗雅习文史,善求人主意,帝深器遇之。迁丞相司直,委以刑宪。时建康尉收护军士,而为府将篡取之,隗奏免护军将军戴若思官。世子文学王籍之居叔母丧而婚,隗奏之,帝下令曰:“《诗》称杀礼多婚,以会男女之无夫家,正今日之谓也,可一解禁止。自今以后,宜为其防。”东阁祭酒颜含在叔父丧嫁女,隗又奏之。庐江太守梁龛明日当除妇服,今日请客奏伎,丞相长史周顗等三十余人同会,隗奏曰:“夫嫡妻长子皆杖居庐,故周景王有三年之丧,既除而宴,《春秋》犹讥,况龛匹夫,暮宴朝祥,慢服之愆,宜肃丧纪之礼。请免龛官,削侯爵。顗等知龛有丧,吉会非礼,宜各夺俸一月,以肃其违。”从之。丞相行参军宋挺,本扬州刺史刘陶门人,陶亡后,挺娶陶爱妾以为小妻。建兴中,挺又割盗官布六百余匹,正刑弃市,遇赦免。既而奋武将军阮抗请为长史。隗劾奏曰:“挺蔑其死主而专其室,悖在三之义,伤人伦之序,当投之四裔以御魑魅。请除挺名,禁锢终身。而奋武将军、太山太守阮抗请为长史。抗纬文经武,剖符东籓,当庸勋忠良,昵近仁贤,而褒求赃污,举顽用嚚。请免抗官,下狱理罪。”

    晋国既建,拜御史中丞。周嵩嫁女,门生断道解庐,斫伤二人,建康左尉赴变,又被斫。隗劾嵩兄顗曰:“顗幸荷殊宠,列位上僚,当崇明宪典,协和上下,刑于左右,以御于家邦。而乃纵肆小人,群为凶害,公于广都之中白日刃尉,远近汹吓,百姓喧华,亏损风望,渐不可长。既无大臣检御之节,不可对扬休命。宜加贬黜,以肃其违。”顗坐免官。

    隗伯父讷,字令言,有人伦鉴识。初入洛,见诸名士而叹曰:“王夷甫太鲜明,乐彦辅我所敬,张茂先我所不解,周弘武巧于用短,杜方叔拙于用长。”

    刘隗主要事迹

    一、矛盾激化

    西晋末年,八王争权,问鼎于中原。在这种形势下,刘隗、刁协都极力谋求在政治上有所依托,以求晋身。刁协弃太常博士官,投奔成都王颖,为平北司马。后看到赵王伦兵多势众,弃颖投伦,任相国参军。赵王伦败,他又转奔长沙王乂门下,为骠骑司马。而当局势朝着有利于东海王越的方向发展时,他又投靠镇守邺城(今河北临漳)的东嬴公司马腾,被任为长史,迁颍川太守。东嬴公司马腾败死,刁协经过选择,认为东海王越系统的安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琅邪王司马睿所辖的两淮及江南地区比较稳定,既可安身立命,又有施展身手的余地,遂避难渡江,被用为镇东军谘祭酒,转长史。刘隗则因彭城恰好就在司马睿的辖区之内,与睿是上下级关系而交上了天时地利人和的好运,被睿任为从事中郎。

    可是,刁协、刘隗所依附的却是弱主。琅邪王司马睿势单力薄,完全有赖于以王导、王敦为代表的北方世族的扶植、拥戴才得以立足。王导内控朝政,王敦外居荆州重镇,司马睿不过是门阀世族控制的傀儡而已。故时有谚云:“王与马,共天下。”形象生动地说明了当时主弱臣强的政治状况。对此,不仅司马睿十分不满,而且家族势力不强的刘隗、刁协也感到自身政治地位的巩固受到直接威胁。所以,司马睿不甘寂寞,从移镇建邺(今江苏南京市)开始,就有意重用刁协和刘隗,引二人为自己的亲信;刁协、刘隗二人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也尽心悉力,志在扶植皇权,以期蒙被显贵。

    刁协因为曾任太常博士,久在中朝,熟悉封建礼仪制度。所以他在东晋皇朝创立初期,被委以创立宪章的重任。当时,朝臣中很少有人熟悉过去的礼仪制度,刁协排除各种困难,在较短的时间内,经过反复修改补充,终于制定了一整套封建典章礼仪制度。它的建立,对于明尊卑、辨贵*、别等级、防僭越、崇皇权、抑权臣具有一定作用。司马睿因此更加器重刁协,拜其为尚书左仆射。太兴初年,迁尚书令,又加金紫光禄大夫。

    刘隗则善于探求司马睿的旨意,并凭借他兼通文史、习于政务的长处,往往能够在司马睿尚未发话时就满足他的愿望,故司马睿将刘隗视为十分称心得力的心腹。司马睿对王导的镇之以静、“宁使网漏吞舟”的扶植纵容门阀势力的政策深为反感,一反“本诸家传礼来久”的儒学家族传统,而“用申韩以救世”,奉行“以法御下”的方针。而刘隗为人耿直,不畏权势,又对司马睿忠心无贰,故司马睿以刘隗为丞相司直,后又转为御史中丞,委以刑宪。刘隗忠实地执行“以法御下”的方针,坚持排抑豪强,不避权贵的原则,对违反封建礼教、不遵法度和上侵皇权的行为坚决地予以举劾。

    护军将军戴若思也是晋元帝司马睿的亲信,但他擅自让府将篡取军士,刘隗奏免戴若思官。大族士人王籍之居叔母丧而结婚,以孝友著称的东閤祭酒颜含居叔父丧而嫁女,刘隗都不留情面地予以奏劾。

    东晋初,在王导“宁使网漏吞舟”政策的保护下,货赂公行,吏治**。刘隗力图予以纠正。丞相行参军宋挺是扬州刺史刘陶的门生,刘陶死后,他强娶刘陶爱妾为妻,又盗窃官布六百余匹,本应弃市,遇赦而免予追究。不久奋武将军、太山太守阮抗想要召宋挺为长史。刘隗得知此事,认为宋挺霸占举主刘陶之妻,违背三纲之义,有悖人伦之序,而且尚贪赃枉法,虽遇赦免死,但应除名,禁锢终身并发配边境充兵;对于明知宋挺赃污,却仍欲举荐为官的阮抗,则应给予免官和下狱治罪的处分。晋元帝虽表示赞同,但因宋挺已经病亡而不想再追究。刘隗据理力争,认为为了作法垂于后世,整肃风纪,必须坚持原判,并班下远近,使人人皆知。晋元帝同意了他的意见。

    刘隗法不阿贵,不畏强御,他将矛头直指当权的门阀世族。汝南周?是东晋*的台辅重臣,权势颇重。有一次,庐江太守梁龛居丧请客,周?与三十多人赴宴。刘隗奏免梁龛官,削侯爵,以明丧服之礼;周?等人则明知梁龛居丧而仍然赴宴,宜各给予剥夺一个月俸禄的处分,以肃其违。晋元帝从之。而后,周?的弟弟周嵩不能奉法,擅自砍伤门生二人,又砍伤前来纠察的建康左尉。刘隗因此再次弹劾周?周?坐免官。

    对于权倾朝野的琅邪王氏家族,刘隗也不留情面。南中郎将王含以族强显贵,骄傲自恣。一次,他辟召僚佐和地方守令二十多人,多是佞幸心腹,才不堪任。刘隗劾奏,只是因晋元帝畏于王导,此案才被按下而未审理。但是,刘隗并未因此气馁。当时,“用法不及权贵”之弊十分严重,执法不公,用法不严,故有“延尉狱,平如砥,有钱生,无钱死”的民谚。建兴中,丞相王导府中的督运令史淳于伯被冤杀。刘隗为其申理冤情,指责具体负责此案的从事中郎周,法曹参军刘胤等人刑杀失于公允,不能胜任其职,请皆免官。其矛头直指周?等人的后台王导。王导被迫上疏引咎,请求辞职。晋元帝未接受其辞呈。

    刁协虽不负责刑宪,但他性格倔强刚悍,不肯与当时门阀世族相*,凡事都崇上抑下。他对优游无事、贪污腐化、朋党比奸、趋炎附势的风气深恶痛绝。他放达不羁,饮酒过量,常常借醉酒之机而指责辱骂公卿大臣。

    刁协和刘隗对皇权的忠诚以及执行“以法御下”的坚决,使晋元帝对他们更加信任。太兴初年,任命刘隗为侍中,又赐爵都乡侯。不久代薛兼为丹杨尹。他虽不在中朝,但仍与尚书令刁协一起参予制定所谓“万机秘密”,二人成为晋元帝不可缺少的左膀右臂。对此,极力想要专权擅政的门阀势力极为不满,他们对刘隗、刁协二人莫不侧目以视,一方面将“以法御下”的政策比之为“刻碎之政”,一方面则对刘、刁二人进行直接的人身攻击,说他们是佞幸小人。

    如汝南周嵩曾被刘隗举劾,对隗恨之入骨,以至于仇及刁协。他的哥哥吏部尚书周?曾在尚书省内当值,夜里突然发病,十分危险。刁协正好在场,马上采取措施予以医治,百般照料。到天亮时,周?病情有所好转,刁协遂让人通知周嵩。周嵩急忙赶来,刁协见到他,哭泣着述说周?晚上病危的状况。而周嵩十分冷淡,挥手让刁协走。刁协走到户外以让其兄弟叙谈。周嵩看到周?连病情都没问就说:“你在中原时曾与和峤齐名,现在怎么能与佞幸小人刁协有交情。”说完便扬长而去。

    周嵩将刁协、刘隗比成佞幸,是对晋元帝疏远和排抑南北世族势力表示不满。他曾上疏晋元帝,力谏切勿疏远王导,重用刁、刘。在奏疏中,他把王导比作诸葛亮,认为晋元帝“以危为安,以疏易亲,放逐旧德,以佞为贤。”晋元帝没有理睬他的意见。至于王导,由于自己是“以法御下”政策的首要目标,自然不便对刁协、刘隗进行直接人身攻击,但他对刁、刘二人的仇视却往往不由自主地溢于言表。他声称为政不应“采听风闻,以察察为政”。而当他对当朝人物进行品评时,却说:“刁玄亮之察察,戴若思之岩岩,卞望之(壸)之峰距”。评价刁协为人“察察”,实是贬斥而非赞誉。

    刘隗、刁协既然将其命运系于皇权,所以毫不在乎来自门阀势力的种种非议和反对,继续在晋元帝的支持下,采取了一系列弱枝强干的措施,从而使得皇权与门阀世族之间的矛盾日益表面化。

    二、王敦起兵,以清君侧

    东晋初年主弱臣强的重要原因,就在于门阀世族握有军权,盘据外藩,司马氏为代表的中央皇朝几乎无兵可用。在握有强兵的诸家族中,以琅邪王氏为最盛。王敦都督江扬荆湘交广六州军事,居长江中上游重镇,与内控建康朝权的王导遥相呼应,是威胁封建皇权的主要力量。王敦又因素有重名,有拥立之功,专任外藩,“手控强兵,群从贵显,威权莫贰,遂欲*朝廷,有问鼎之心”(《晋书·王敦传》)。因此,刘隗、刁协认识到,欲加强皇权,仅仅实行“以法御下”是不行的,还必须削弱乃至剥夺门阀世族的兵权。于是,刘隗以王敦威权过于强盛,终将成为祸乱之源为由,竭力劝说晋元帝司马睿任用心腹为外藩方镇长官,以收兵权。此议刚刚提出,恰好湘州刺史出现空缺。王敦为了扩大自己的权力范围,立即表请以自己的亲信、宣城内史吴兴沈充为湘州刺史。湘州号称南楚险国,据长江上游之势,位于荆交广三州交界处,是“用武之国”(《晋书·闵王承传》)。控制湘州,对建康东晋朝廷来说,无疑等于在王敦势力范围内打进一个楔子。因此,晋元帝在刘隗、刁协等人的劝告下,未理会王敦的表请,而于太兴三年(320)十二月,任命自己的从叔父左将军谯王承为湘州刺史。可是,因湘州经动乱后荒残困弊,加上谯王承本人将才不足、能力较低,故王敦虽心怀不满,但对此也并无太大异议。他凭借湘州位于自己的都督区内,既不给本来就没有多少军队的湘州增加兵员,又不供给军事器械,听任谯王承之镇湘州。主弱臣强的局面仍未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化。

    王敦知道朝廷不信任自己,就要求将部下在扬州的家属接到荆州。其用意有二,一是如朝廷同意这一要求,则可收买人心,并可以防备来自建康的不虞;二是如朝廷拒绝,则可因此煽动将士对朝廷不满,为起兵提供借口。刘隗、刁协接到王敦的上表,认为王敦奸逆之心已经昭著,则一方面抗绝了王敦的要求,以期用王敦部下家属为人质,牵制王敦以便尽可能地延缓他反叛的时间。另一方面,开始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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