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尔德林传-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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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林将带着虔诚的心去拜访这条逃亡路线上的几个站点。人们几乎不敢公开地对此进行讨论，这只能在宿舍里偷偷地说。瓦恩布勒上校在布劳博伊伦阴谋地逮捕了舒巴特并把他关押在阿斯佩格的故事，甚至全国的每一个孩子都知道。一位人民无力帮助的英雄，他的诗歌被大家所传唱。
这是那斯特家的英雄们，他们不是荷尔德林家的英雄。就算是的话，也得把肮脏的痕迹去除了之后才是。有可能除了舒巴特的诗之外——并且《君王之墓》可能还激起了他对暴力的反对——他还阅读过关于这个被侮辱和被赞誉过的人物的各种杂志。它们做着修补及调和的工作，保持着那个时代的谄媚之风：“此外，对一个像舒巴特这样精神活跃的人来说，最后的改变当然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但是同时，这也足以成为一个必须，他必须在自己的内心和外界为这种改变寻找原因，如果他是一位思想家和一个伟大的精神人物的话，他必须表现出他作为男人所拥有的勇气，必须去利用世上圣贤的慰藉……我们希望并祝愿，并且我们很确切地知道，随着时间的推移，舒巴特及其同类会找到原因去颂扬神和最为仁慈的公爵之善行的。”
Ⅴ 毛尔布隆（8）
他可能读过与这类似的东西，可能从他老师那里听说过。然而，他在那时难道没有梦想着能有更好的公正，一种必要的调整，难道他对人类没有感到希望吗？
他梦想过，但是他却受到了训练，把这种冒失而莽撞的梦想保留在自己心中。而现在却突然出现一个人，他公然谈论此事，并可以达到炽热状态。他跟他有着不同的看法，也必须与他有不同的看法。每当伊曼纽尔因为公爵的好讲排场，因为君主那些人口买卖的勾当而愤怒时，荷尔德林一点也不敢赞同他，他听着他说。他回想起自己曾经在拉丁小学旁边拉着戈克的手走向市政厅，并为自己的有权势的父亲感到骄傲，他回想起楼梯间里的那些请愿者是如何退缩回去的，只有很少的几个人敢于跟他父亲，这个伟大的男人说话。在诺尔廷根也有御用作家，他几乎都不知道他们的名字，而戈克也没有要求他去在意他们，他们只是边缘上帮忙的影子而已。而现在，他听到了这些在楼梯上拥挤着的人们的痛苦和烦恼，听到了他们在面对产业大一些的农民、佃户和宫廷朝臣时的无助，这些人随意骗走他们那仅有的一点土地，而他们则被耍得团团转，却仍然是权势阶层的财产并且在无助当中越陷越深。就像那些一无所有的男孩成了被招募的新兵一样。他与这样的世界保持遥远的距离，他的出身和所得到的关怀让他免除了这样的经历。
这个你必须知道，弗里茨，这也是事实，伊曼纽尔说。
他把这句话重复了一遍，仿佛他要让身边这个温和的朋友牢记这种不公平。
元旦那几天放假，他没有回诺尔廷根，家里的人也没来看他。伊曼纽尔也有几天的假期，在伯父家里，他虽然勉强被接受了，但是却从未受到特别的关注——而现在他可以把荷尔德林带到这里来，并且荷尔德林把他看作自己的同类人，家里的人对他的关注也因此立刻变得更多了。
很多时候，他们一起漫步，一起坐在房里，有时候还和那斯特家的女孩们嬉笑打闹，然而从根本上来说，他们有着相同的环境。他们谈话，相互吐露心迹，并一再加深了他们的友谊。黑泽勒和比尔芬格有时也加入他们的行列，尤其是关于席勒的《强盗》，大家都非常激动，伊曼纽尔可以从其中引用出好多对话来，当然，他最喜欢的是扮演卡尔· 莫尔斯的角色，一个被逼进了绿林的正义维护者，并且他们都一致认同席勒是个天才。
那斯特使荷尔德林获得了解放。尽管如此，许多感动伊曼纽尔的东西打动不了荷尔德林，那斯特所经历过的他没有经历过，一个作为御用作家而存在的人的苦楚跟他没有任何关系。
伊曼纽尔出发去莱昂贝格的那天，他们立下誓言，成为永远的朋友。那天之后，荷尔德林深夜里，“凌晨4 点”起来给伊曼纽尔写信。所有写给那斯特的信都将是同一个语调，一种充满信任而情绪高昂的顿音演奏般的节奏，非常之疾速，就仿佛书写者跟不上话语的脚步：“最可爱的朋友！我非常平静地与你道了别——别离时那种种忧伤的情感时我感到分外舒坦——并且还有，每当我回想起来，我们是怎样在第一时间里就成了朋友——我们曾在一起多么亲密而快乐地生活过，我就感到满足——我只是在这些许的日子里有你在身边——噢，我亲爱的朋友，那是一段我愿意为了一位像你这样的朋友而甘愿放弃一根手指的日子，哪怕我对他的回忆必须一直延续到好望角——”在此我中断一下，从这个他如此顺便所提到的“好望角”，我们可以估计量出这对朋友之间的距离。荷尔德林的信件中曾两次提到天涯海角，两次几乎都无动于衷并没有任何文字提及糟糕的现实。而受人佩服的舒巴特虽然作为囚犯充满了怒气并处于公爵施加的新的压力之下仍然写下了这首《好望角之歌》，它唤醒了符腾堡的人民，并被人们当作叛逆者之歌来传唱：
Ⅴ 毛尔布隆（9）
“起来，起来！你们这些兄弟，你们要强大，
临别之日一来到！
它让灵魂变得沉重，沉重！
我们要穿越海洋和大陆
向炎热的非洲进驻。”
由于招募和将男人们贩卖给荷兰…东印度公司而激起的骚动应该也传进了荷尔德林的耳朵，这是一个政治丑闻，但是它却只关乎一些并不富有的人的命运，那些没有什么财产可以继承的儿子们，那些贫穷而期待一份不错的军饷的丈夫们，那些冒险家们。关于这些，人们在他那里读不到任何字句。然而，在一封他写给母亲抱怨修道院里的状况的家信中，人们可以看到《好望角之歌》的影子——作为讽刺滑稽的模仿而存在：“当人们在喝了一小口咖啡，或者只是一点不错的稀粥之后挨饿，并且没有地方、没有任何地方可以找到吃的东西时，这时，这确实是真正的食物供给了。我还撑得住，但是您该看看其他的人，他们还得偿付冬天以来的一些债务，而他的钱包里现在就永远也不会有半个赫勒了（译者注：旧银币或铜币，在奥地利曾等于百分之一克朗）”——出于不满，大家都不睡觉，并且半个夜晚都在宿舍里走来走去地唱歌，这简直太可笑了。
起来，你们这些弟兄起来，你们要强大！
债主已经来到。
债务每天增加，
我们没有休憩也无安宁，
因此走吧，去非洲——（这里指的便是好望角）
几乎每天晚上都是这样，到最后，他们互相嘲笑，然后才上床睡觉。但是当然，这是一种令人伤心的娱乐活动！”
他曾是一个修道院学校的学生，有着被园囿着的心智：他只领会了那些与他直接相关的东西，周围的其它现实对他来说只停留在了边缘上模模糊糊的背景的层面，被好望角所招募的那些人的命运对他来说便是如此。那些总是缺钱的公爵们懂得从一切事情当中捞钱，荷兰的东印度公司需要为好望角、为非洲内部的小冲突招募士兵，符藤堡的公爵有足够多的人力，怎么对他们都合适，而他们却为此只得到一芬尼（译者注：100芬尼相当于1 马克），他就是这样对他们进行贩卖的。1786年刚进入冬天时就已经有人被招募了，1787年2 月28 日，好望角当局的第一个由898 人组成的军营大队就从路德维希斯堡步行出发了，接着是同年的9 月2 日的第二个军营大队。为此，舒巴特在其被监禁的堡垒中给他的一个朋友尖锐地写信道：“下周一，目的地为好望角的符藤堡当局就要出发了。这次迁徙就宛如送葬队伍一般，因为父母、丈夫、情人、兄弟姐妹和朋友将失去他们的儿子、女人、爱人、兄弟和朋友——有可能是永远地失去。在此，我写了一些哀叹之歌，以期为一些犹豫之心带去些许慰藉和勇气。诗歌艺术的目的并非借天赋吹嘘，而是把它的美妙力量最好地为人类所用。”当约翰娜带着她的孩子们来马克格勒林根拜访并意外遭遇大雨时，书记员布卢姆——因为与福尔玛的一个女儿的婚姻关系而成了荷尔德林的亲戚——当时如此盯着约翰娜看，但是他在他那奇怪的日记中也提到了，一位出身殷实的市民家庭的非政治人士当时是如何看待这种人口贩卖的：“今天白天我感到很高兴。由1000 人组成的目的地定为好望角的公爵当局的第二个军营大队和一个由200 人组成的猎人队今天踏上了行程。”对他来说，那是一场让人眼花缭乱的演出，而“贵族的统治者们”在场时，他还被允许参与其中，让士兵们参加招募的困境并没有让他有任何忧虑。
Ⅴ 毛尔布隆（10）
17 岁的荷尔德林本可以（虽然不是这么天真地）也像布卢姆这么无所谓地把这些记录下来的。他的行为仍然像未受到任何阻碍、地位和财产未受到任何影响的人那样，即使这个最新的至交的控诉也未能打动他。因为他给那斯特第一封信里的那个细小而体贴的对于好望角的影射有个非常心酸的原因：那斯特对改善自己的地位不抱什么希望，他为自己没有享受到学院教育而感到忧愤，因此考虑过是不是要被招募去好望角当兵。
我自问，他们是怎样谈论这件事的。
那斯特一定是把自己的苦难尽情而细腻地表达出来了——那么荷尔德林对此有什么反应呢？我做个非常个人的设想，其间略去所有的现实，而只是从当时那个非常柔情脉脉的场面出发来考虑：
你不能这么做，伊曼纽尔。
我谁也不是，并且永远也成不了什么。
你这么说的时候，就说明你知道的要比我多。
弗里茨，你最好是不要再说什么了。但是这里关系到的可是你啊。
你很聪明，可是你对事情一无所知。
伊曼纽尔，不要这么失去了理智。
我没有失去理智，我只是在怀疑，我看不到任何进步。
有你在就很好了。
这句话是那斯特说的，或者是荷尔德林说的。
然而他需要那斯特，他眷恋着他，他对知识的渴求吸引着他一起前进，那斯特是他的“世界开启人”。只要荷尔德林在毛尔布隆，他们便经常见面。所有的人都把伊曼纽尔当成自己的同类人对待，这当然使得他想尽可能多地从莱昂贝格市政厅的差事当中把自己解放出来。他们互通信件——就算是给以后的那些朋友，给诺伊弗、玛格瑙或者说辛克莱，荷尔德林的信也很少写得这么迫切而兴味盎然。然而，他却用了快一年的时间，才告诉伊曼纽尔他对露易丝的爱。
在毛尔布隆，他将变得成熟。他因种种感觉而痛苦，他靠生病来逃避，他和从前一样能够把自己封闭起来——然而他的各种行为变得清晰而有意识。人们可以想象出一个他的图像，也因为他找到了自己的语言。我想要，我可以用一个很长的句子来描述这两年，不间断的、形象的句子，里面只有他的、伊曼纽尔的、露易丝的和与他距离遥远的母亲的声音——但是我对自己的要求太多了，就算是我能够把这个句子开了头，以他写给那斯特的第一封信开头，就仿佛他带着自我意识登场了，技艺高超地展示着他的痛苦：“……我想告诉你，当我还是个男孩的时候，就萌发了一个念头——从我那时的心底里——这个念头至今还是我的最爱——这是一种苍白的温和，这其中也存在着我在某种心情下为什么能够哭泣——但是只要我在修道院里，我心灵的这部分便遭到了最厉害的糟蹋——甚至连心地善良而快乐的比尔芬格也会因为我的一次有些热情的讲演而骂我是个傻子——因此，我便又有了一个令人伤心的残忍念头——即我经常暴怒——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并且冲我的兄弟发火——即使是没有任何侮辱我的迹象出现也是如此。噢，它的跳动跟你的心不一样——我的心——它是如此邪恶——以前我曾有一颗好一点的心——但是他们把它从我这里夺走了——我经常忍不住感到惊奇，你怎么会——把我称作你的朋友。这里没人喜欢我——现在我试图在孩子们当中寻找我的友谊——但是当然，这样的友谊也非常不尽如人意。”这个17 岁的人清楚地知道自己被夺走了什么，他身上的什么东西堕落了。就像他自己对自己所进行的描述那样，现在人们可以开始开出一张病历单，但是如果人们从现在起便把他当成一个贯穿于这个故事始终的一个病人来看，这是错误的——他比其他的人更敏感，或许也更清醒，但是无论如何都比别人更受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