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朝向左,世界向右-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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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可一世的洋人面前，李鸿章从容自在地抽着美国雪茄，悠闲地品尝法国红酒，听英文歌曲，谈新闻自由，用美国卢杰将军的话来说，李此次访问“就像是一个国际大家庭里的大哥哥探访远方的弟弟”。
一位英国人这样描述了他所看到的七十三岁的李鸿章：
他像来自另外一个世界的身材奇高、容貌慈祥的异乡人。他蓝色的长袍光彩夺目，步伐和举止端庄，向看他的每个人投以感激的优雅的微笑。从容貌看来，这一代或上一代人都会认为李鸿章难以接近，这不是因为他给你巨大的成就或人格力量的深刻印象，而是他的神采给人以威严的感觉，像是某种半神半人，自信超然，然而又有文雅和对苦苦挣扎的芸芸众生的优越感。
在西方人眼中，只知有李鸿章，不知有中国。他是东方智慧的完美化身，是富有人格魅力的慈祥长者。当他在盛大的*队伍簇拥下经过华盛顿拱门时，“有五十万纽约人目睹了他身着长袍代表国家尊严的形象”。
这就是洋人眼中的李鸿章，完全是一副对西方世界了然于胸的李鸿章。
事实果真如此吗？长袍马褂的李鸿章，难道真的搭上了时代最先进前卫的列车？
睁眼看世界，十九世纪，是西方的黄金时代，却是中国人最痛苦羞辱的时代。西洋文明如红日之东升，喷涌而出：火车、电话、大炮、巨舰；追求科学、*、人性尊严……在人类文明接力赛中，欧洲由跑步而飞奔。而此时的中国，充斥满眼的是愚昧贫穷、贪污腐化，男人叩首、女人缠足。上自朝廷、官府，下至士大夫，自恃疆土辽阔，地大物博，盲目乐观，高枕无忧，一旦边陲海疆有事，满朝文武纷纷扰扰，茫然不知所措。 txt小说上传分享
大臣与首相的差距：李鸿章和伊藤博文（6）
在举朝昏昏的同僚大员中，李鸿章的近代意识和世界眼光，确实要高出一筹。但他“知西来之大势，识外国之文明”，也只不过是比他的前辈曾国藩、左宗棠、曾国荃等高明。他的国际意识和外交观念，则未能与时俱进。
李鸿章向以“才大心细”、“劲气内敛”见称，他久历宦海，人情练达，政治才能也许不在伊藤博文之下，正如有的日本论者所说，伊藤博文的“智略未及李鸿章”。但李鸿章对真正意义的近代国际关系，包括国家主权原则、国际法原则和势力均衡政策等内涵可以说不甚了了，搞外交直觉多于理性，权谋胜过策略，完全是靠春秋战国纵横家那套合纵连横之术，左支右绌，疲于应付，最后无不以失败告终。李鸿章的外交术，放在当时的中国诚为第一流，置之世界，则令人瞠目。如梁启超言：“挟小智小术，欲与地球著名之大政治家相角，让其大者，而争其小者。”
内治不修，何谈外交。按道理讲，李鸿章目睹时局艰难，清楚国力孱弱，立足忍小忿而图远虑，求和平而不轻启边衅，是明智之举。可惜他试图天真地依赖“以夷制夷”，利用各国的势力来玩弄平衡，“专以联某国制某国为主”。而所谓联者，又非平时结交，缺乏长期筹划，往往临时抱佛脚，加之对时局的错误判断，对列强的不甚了解，每每导致“赔了夫人又折兵”，欲以权术制人，反而为人所制。既浪费了时间和精力，也耽误了战备和时机。比如他早年就对日本的狼子野心洞若观火，1874年底曾在奏折中忧心忡忡地说，日本“伺我虚实，诚为中国永远大患”，不断激励同僚“要当刻刻自强，便可相安无事”。然而正因没有正确的外交思想，过分相信国际法和条约的约束力，他又对日本抱有“某种模糊的希望”。直到1894年日本蓄意使朝鲜局势破裂发动甲午战争时，他仍盲目相信外使的“友谊”或“诚意”，把国家的命运寄托于列强身上，沉湎于“万国问日开衅之罪”和“俄人兴兵逐倭”。
他哪里知道，自己是在与虎谋皮。十九世纪的西方各列强已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奉行的正是“弱肉强食”的国际秩序，贪婪无比，欲壑难填，并不会无缘无故地为了维护“公理”而为弱小国家“仗义执言”的。比如他轻信“联俄抗日”，让狡猾的俄国人通过《*》获得西伯利亚铁路的筑路权，迫使清政府租让旅顺口，黄遵宪叹他“老来失计亲豺虎”，真可谓一语中的。然而，一间关了几千年的铁屋子，猝然打开，黄老夫子你又怎能要求读着四书五经、兼爱非攻的李鸿章一下成为“世界公民”？1896年他由俄赴德访问时，德国大臣欢迎时说：“惟早来二十五年，岂不更妙？”亲昵之中不无辛讽之意。
1901年9月，在西方列强威逼下签订完空前悲惨的城下之盟《辛丑条约》，七十八岁的李鸿章伏在病榻上颤抖不止地给朝廷写下最后的奏章，也是他生平外交思想的最后总结：
臣伏查近数十年内，每有一次构衅，必多一次吃亏……今议和已成，大局少定，仍望朝廷坚持定见，外修和好，内图富强，或可有转机。
“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几十年来的家国离乱，直到此时李鸿章才明白“外修和好，内图富强”有多么重要！难以想象他即将告别人世时写下“必多一次吃亏”时是怎样的心情？在黄河岸边的辉县，从陕西回銮的路上读到李鸿章这份奏章，“太后及帝哭失声”。
大臣与首相的差距：李鸿章和伊藤博文（7）
§孤独远行的李鸿章
梁启超说“日本之学如伊藤者，其辈无数；中国之才如李某者，其同辈中不得一人。”李鸿章固然不完美，而梁启超仍断言“现今五十岁以上之人，三四品以上之官，无一可以望李之肩背者。”明治政府的主要官员大多数都曾经留学或考察过欧美，是经验丰富且足踏实地的实干家。“维新三杰”更是家喻户晓，成为维新启蒙的精神导师。文相森有礼曾留学英美，是日本著名启蒙思想家；外相井上馨是“欧化政策”的首倡者；藏相松方正义是日本新产业政策的制定人。这样“异体同心”的领导核心自然能使伊藤博文的政治主张顺利推行。明治维新的成功，非伊藤博文一人之力，不但有时代的切实要求，更是日本民族统一的思想、统一的信仰、统一的力量使然。明治时代的人们，对于国家问题表现出强烈的热情和关心，把国家的事情都当作自己的事情。国家精神、进取精神、武士精神，如同三把熊熊燃烧的火炬，照亮了明治维新前行之路。（松本三之介著：《国权与民权的变奏——日本明治精神结构》）。
反观晚清，在面临民族存亡的生死关头，朝廷大员仍党同伐异，权衡官场得失，清流物议，飞短流长，惟恐李鸿章独抢风头。骄侈淫逸，权力欲极强的慈禧太后把持临朝，因循*。而日本明治天皇和洽臣众，“励精图治”。在举朝浑噩的环境中，李鸿章犹如“鹤立鸡群”，但却孤掌难鸣；被日本人称为“际遇最好”的伊藤博文，在“臣民一心”的政治环境中，自然“水涨船高”，扬帆远行。
那么，假如伊藤博文主动找上门来“传经送宝”呢？1898年戊戌变法，在康有为等维*人的积极运作下，下野后的伊藤博文来华游历，京师盛传光绪皇帝要聘请这个外国人做客卿、当顾问。这下可捅了马蜂窝！御史杨崇伊上奏慈禧太后“一旦伊藤果用，则祖宗所传之天下，不斥拱手让人”。慈禧又惊又怒，如临大敌，立即从颐和园匆匆赶回宫中，不但严格审查光绪会见时的问答底稿，还躲在勤政殿后秘密监控。光绪虽然话到嘴边，可哪里还敢乱说乱动，问了一些“贵侯于何日到”、“一路平安否”的废话，十五分钟便草草收场。伊藤博文本来盛赞中国变法之伟业，很想为中国做些事情，见此情景，心如明镜，兴致全无，失望而去。这位最了解李鸿章的老对手后来感叹说：“李鸿章的任务，比起今天人们所能想象到的，要艰巨得多。清政府从整体上看，给李鸿章增加了很多障妨。它充满了官僚主义陋习、地方主义观念和派系的明争暗斗。”伊藤离京后，先后到武汉和南京拜访了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全面掌握中国实力派政治人物的倾向。他返回日本后，于12月10日在东京帝国饭店发表演说，主题为《远东的形势与日本的财政》，在谈到中国之行时，他指出：
中国的改革并不是不可能的。但是在那么广大的国家里，对于几乎数千年来继承下来的文物制度、风俗习惯，进行有效的改革，绝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办到的。要想决议改革，我认为一定要有非常英迈的君主及辅弼人物，像革命似地去彻底改革才可。
伊藤的这段讲话，确定了此后日本对大清改革总体基调的判定：一是大清改革绝对不可以急；二是大清改革必须要有相当强有力的政治权威作保障。 。。
大臣与首相的差距：李鸿章和伊藤博文（8）
梁启超曾认定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其实还是没能看透他有难言之隐：只要看看李鸿章出访欧美时的精彩对谈，以其才干和阅历，怎会不知“政治之本原”？李鸿章和伊藤的根本分野，不在于其自身，而在于其脚下的土地。
同治三年（1864），李鸿章在写给恭亲王和文祥的信中愤愤难平地说：“中国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用非所学，学非所用。无事则斥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这不是李鸿章的牢骚之词，而正是当时清廷上下的真实写照。
李鸿章办洋务企事业，上受制于*之清廷，中受制于保守之同僚，下受制于愚昧之国人，进展十分困难。几乎每倡一议，行一事，顽固派都要信口雌黄，横加阻挠。对于李鸿章近代化思想总纲的《筹议海防析》，“廷臣会议，不置可否”，连较为开明的文样也认为是危言耸听，因而“目笑存之”，不仅无人赞同，反而有人“痛诋”；轮船招商局开设之初，作为竞争对手的“西人尚无异问，华偏增多口”。勉强开办之后，不是派员查账找岔，便是敲诈勒索，弄得李鸿章等人穷于应付；一旦地方开设工厂，不是“地方官帅禁用洋法”，便是愚昧的士绅百姓以为机器响声太大，烟囱有伤风水，男女同工败坏人伦。“继昌隆”缫丝厂便因此被逼迁澳门。最典型的莫过于兴修铁路的争议。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末，李鸿章便有此提议，但“闻者莫不咋舌”，顽固派“举朝狂吠”，大谈什么治国之道在于“己人心”，“尚礼仪”，“何必日利”，什么修铁路会损地脉，“使山之神不得安宁”，有些则干脆肆口谩骂“似为外国谋，非为我朝廷谋也”，“肥己进身而置国家利益于不顾也”等（《洋务运动资料》，六，137页）。这样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偌大的中国只建了百十公里的铁路，而小小的日本，同样的时间内，修筑了三千英里。
相识满天下，知音能几人？悠悠之口，众论一辞。李鸿章常常感慨种种计划“终不得放手为之”，“其功效茫如捕风”，心境日益懈怠悲凉。李鸿章为中国近代化扑腾了一辈子，折腾了一辈子，也窝囊了一辈子！而他的孤立无援，也与清廷之中无人能主持大计密切相关。同光年间，慈禧挟小皇帝临朝，无识无才，竭尽操纵、驾驭之能事。李鸿章虽位列阁首、人称“相国”，不过是虚衔。他从未进入军机处，一直处于“外臣”的地位，朝廷重权始终掌握在皇室亲贵手中，令他常有力难从心之感慨。那拉氏虽然善玩权术，却不知兵机，不察政理，瞎马临池，昏庸苟且，以雄才大略自视甚高的曾李师徒，却不得不拜倒在她的足下，受其颐指气使，瞎乱指挥，其胸中幽怨不平之气，自可想见。难怪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也为李鸿章悲叹不已：“惟与妇人孺子共事，则无如何矣！”李鸿章听了，只好“默然”。
当时清政府“雇佣”的英国雇员，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打过一个很形象的比喻，他说：“恐怕中国今日离真正的改革还很远。这个硕大无比的巨人有时忽然跳起，哈欠伸腰，我们以为他醒了，准备看他做一番伟大事业，但是过了一阵，却看见他又坐了下来，喝一口茶，燃起烟袋，打个哈欠，又朦胧地睡着了。”
“五更风雨梦千里，半世江湖身堪忧”。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悲哉李中堂，惜哉李中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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