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朝向左,世界向右-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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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要好制度，还是要好国王
　　§孙中山与黄兴的严重冲突
　　“华盛顿神话”作为一种政治理想登陆中国后，各色政治人物自然不会放过这一深具政治效果的“思想资源”。　围绕中国特殊的文化传统，和不同政治集团的现实需要，“华盛顿神话”与近代中国缠结互动，不断变幻传衍，一幕幕活剧令人深思浩叹。
　　在推翻封建专制的斗争过程中，华盛顿成为一面最好的旗帜，一个最吸引人的口号和标语。1922年，《申报》创刊五十年庆时，民国政要张一麟撰文感慨地说，我十六岁时，就读到华盛顿的故事，每每心醉神往不已，常自忖有生之年能亲眼见到*政体在中国实现吗？回想近五十年来，中国若有华盛顿这样的人，人民哪里还会遭受到那么多痛苦！
　　“华盛顿神话”很快成为激励革命党人的思想武器。兴中会的机关报《中国旬报》公开倡言：“以华盛顿之心，行华盛顿之事”。华盛顿成为鼓励人们革命救国的样板，成为革命派们的实践楷模。知识分子们大声疾呼：我堂堂中国有“四万万人”之众，何以“竟无一华盛顿其人者耶？”期望人民以华盛顿为榜样，奋起抗争，作“无名华盛顿”。邹容在《革命军》中更是激情澎湃地号召“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制体制，脱去数千年种种之奴隶性质”，要“使中国大陆成净土地，黄帝子孙皆华盛顿”！华盛顿被转化为呼号鼓动革命的动力，是“华盛顿神话”的政治效果在中国的一大转折。
　　孙中山早年投身革命运动时，也欣然把华盛顿与商汤、周武并列，作为自己景仰的对象。华盛顿受命于危难之际，戎马倥偬，赢得美国独立，首创*共和，使孙中山感佩良深，誓言在中国“革命成功之日，效法美国选举总统，废除专制，实行共和”。身受美国教育的他，高人一筹地认识到，从“同心一致，以赴公义”的“国民革命”立场来看，那种对华盛顿顶礼膜拜、无限神化的论说，其实是“及中带有专制国虚伪之遗传，而自行杜撰”的结果。他把华盛顿请下“神坛”，认为华盛顿统兵出战，“是各尽所能，以行义务，虽职有等差，而分皆平等”，“固无所谓归心于谁也”。他对军队将领们满怀热忱地演讲：“我们革命军人，如果能够把革命做成功，便是美国的华盛顿，否则便是滇军的某师长（军阀）……”
　　然而事情很快起了变化，孙中山不得不背离自己的意愿。
　　1914年6月，二次讨袁失败以后，国民党在东京召开了一次会议，准备通过新的党章，计划将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孙中山痛感自民国成立以后，国民党松松垮垮，党员目无纪律。他认为革命的失败完全是因为国民党团结的战斗精神丧失殆尽了，必须重新改组国民党，恢复高度集中统一的铁血专制，重塑领袖即他本人的个*威。在新的党章中，党员被分成了首义党员、协助党员、普通党员，革命如果成功，相应的他们就会成为元勋公民、有功公民、先进公民。更重要的是，每个入党的人都被要求在一份誓约上按指模，发誓“愿牺牲一己之身命自由权利，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如有二心，甘受极刑”，看上去完全是秘密帮会帮规的翻版。

两位“国父”的命运：孙中山和华盛顿（4）
孙中山早年效法华盛顿“虽职有等差，而分皆平等”的决心，此时荡然无存。一生忠实追随孙中山的黄兴愤怒了！这还是那个以平等、博爱、自由为旗帜的共和革命党吗？面对一个党员和群众竟然享有不同权利的党，他严厉地质问道：这样一个让全党效忠一个人的党，把党员分成三六九等的党，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是古罗马的贵族院吗？这是专制主义！如果我们这样做了，那我们和袁世凯还有什么区别呢？！黄兴这一“攻击”党的领袖的行为，遭到革命党人众声谴责和孤立，党内民意完全倒向孙中山一边。
　　为什么这种逆*潮流的举措，当时竟然还能够得到大多数革命党人认同乃至拥护？当时革命屡屡失败，存亡危急之时，也许孙中山感觉到，*不能成为一盘散沙，必须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这个领导核心，孙中山囿于时代的局限，还没有把它看成是一个集体，只是把他当成一个人，所以他要把权力收拢来，集中到一个人的手里；非废*，乃时势使然。而在黄兴的眼中，这是与革命的初衷背道而驰的，*与共和，是任何时候任何人都必须坚守的底线。这一点原则无存，不管两人的个人感情有多深，他黄兴都不答应！孙中山与黄兴，在革命党人中并称“孙黄”，黄兴数次在紧要关头坚决力挺孙中山——“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从孙中山赠给黄兴的这幅对联，也足见两人感情之深，信任之笃。而这次黄兴却与孙中山发生了严重分歧，他拒绝加入孙中山改组后的中华革命党。会议之后，他与李烈钧出走美国去考察*了。
　　孙、黄之争，非为私情，实关公义。非常时期与伟大领袖，往往是*的大敌，如果非常时期出现伟大领袖，那更是大敌的大敌。斯时斯际，*价值是最脆弱的，*最容易向权力输诚，权力最会乘机把*收编。华盛顿是美国的独立英雄、精神偶像，但美国人民并没有把他供奉上权力的神坛。在这块土地上，不允许有政治神坛的立锥之地。美国人敬仰华盛顿，却更相信*制度的力量，对权力始终保持着警惕。他们信奉的是“人世间的一切权力都必须是有限的”，这是美国政治传统中最核心的东西，出于对统治者先天的不信任，使他们必须给权力套上辔头。
　　自从华盛顿的政治神话诞生那一天起，美国的有识之士就保持了一份冷静和理智，破除对华盛顿的个人迷信和崇拜。1775年，约翰？亚当斯促成华盛顿当选大陆军总司令，可他感到局促不安，因为历史的经验使他深感担忧：“凡强者无一不竭力攫取一切他们可能获得的权力。”华盛顿声望高涨，如日中天时，1785年，亚当斯清醒地忠告美国人民：“我为华盛顿的性格感到光荣，因为我知道他不过是美国性格的典型例证而已。”而当财政部长汉密尔顿1792年建议把华盛顿的头像铸造在美国硬币上时，遭到了共和党人的强烈反对，主要理由就是他在制造对华盛顿的个人崇拜。
　　华盛顿心地光明而又谦逊质朴，行事为人处处让人体会到他的谦卑、真诚。他担任总统期间不可能没有异议之声，也不可能完全不遭非难。特别是他的第二任总统任内，党派斗争激烈，批判他的言论甚嚣尘上，即使他已卸任斯职，仍然有不绝于耳的批评声音。但他作风平和，踏实认真，总能虚心聆听。他喜欢精神上的淡泊，从不愿沽名钓誉，炫耀自己，他甚至谢绝了终生挚友克雷克医生代表一位作者为他立传的请求。他说“我希望能悄然无声地融入山川大地，了断与尘世的一切纠葛。”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两位“国父”的命运：孙中山和华盛顿（5）
林肯曾热情赞颂道：“给太阳添光和给华盛顿的名字增辉同样徒劳无益，谁也别想这样做。让我们以庄严敬畏的声音来念诵这个名字吧！让它放射出永远不灭的灿烂光辉！”华盛顿之所以成为一个“政治神话”，绝不是对他个人的无限拔高和随意盲从，而恰好因为他是美国宪法人格化的政治象征，代表着美国终极价值观念，因此他不但成为美国政治文化的组成部分，也构成世界政治文明的一部分。
　　§不丹国王给全世界上了一课
　　对于一生为了革命“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孙中山而言，他内心深处绝对不可能滋生皇权思想。1912年4月1日，孙中山先生为促成南北统一，毅然辞去了*临时大总统，让位于北洋政府的袁世凯，并于当月20日乘船去福建游察。当船抵马尾时，他看到欢迎他的人群中和水面的大小船只上，都闪动着“欢迎孙大总统”和“孙大总统万岁”的大小纸旗和布条。他很不高兴地说：我已辞去了临时大总统，为什么还要这样高抬我？他对上船迎候的福建都督孙道仁说：“这太不成话了。就是共和国的总统，退了位，就是一个平民，怎么还要称‘孙大总统’？再说什么‘万岁’，那是专制皇帝硬要他手下的官民称颂他的。我们为了反抗这个‘万岁’王朝，多少革命同志抛头颅、洒热血，才取得了消灭掉清王朝的伟大胜利。如果我接受这个专制王朝的称呼，我对得起那许许多多的先烈吗？”他要求孙道仁立即撤掉这些纸旗和布条，否则决不上岸。孙道仁立即传达，大小船只和人群也立即照办，孙中山这才欣然上岸。
　　尽管如此，我今天依然衷心地敬佩黄兴当年的固执和勇气。他反对孙中山个人极权的声音振聋发聩。他的先见之明就在于，他深知拥护一个伟大的领导不如拥护一个伟大的制度。一旦“领导地位”被无限“强化”，以后要返归正常，是难而又难的。孙中山本人不会过于独权，但是谁能保证其继任者也有这种道德觉悟？后来的事实果然被黄兴不幸猜中。诚如毛泽东说过，中国“百代皆行秦政制”。我们一次次种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总是跳蚤。
　　勿谓言之不预。民国肇始，孙中山也曾寄厚望于袁世凯成为“再造共和”的“中国华盛顿”。尽管袁世凯上台后，信誓旦旦地表示：“深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但其骨子里却没有一点点*细胞。共和之诺言犹在耳，而袁世凯早已横下一条心，要把皇冠从历史的垃圾堆中捡出来戴上。并最终将专制*一步步推向极端。有人劝他，可以通过修改约法，成为终身大总统，他不干；又有人劝他可以再进一步，规定继任总统由现任总统决定，这样就可以总统世袭，他还是不干。他最终恢复了帝制，死在了国民的反抗与唾骂声中，皇帝梦只做了83天。
　　华盛顿早生于袁世凯137年，一个听从政治良知和国家民意的召唤，一个为权欲私心而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在*与进步的意识上，袁世凯与华盛顿相差何止千万里之遥。
　　1783年3月15日，他召集一次决定美国历史发展方向的军官大会，呼吁军官们不要“打开内乱的闸门”。在演说快要结束的时候，他从口袋里掏出了一付眼镜，说：“请允许我戴上眼镜。为了这个国家，我不光熬白了头发，还差点弄瞎了眼睛。”在座的铮铮铁汉们流下了眼泪，暴动和内乱的乌云顷刻之间消弭。华盛顿这样为国家鞠躬尽瘁，居功至伟，但他从不曾自我膨胀，恋栈高位。1792年又是总统选举年。他对麦迪逊说他情愿拿起锄头去挣块面包吃。他曾对一位友人吐露真情，说他当总统时的心情“同一个罪犯走向刑场时的心情没什么两样。”华盛顿需要的酬劳只是能在自己的葡萄架和无花果树下，逍遥自在地纳荫乘凉，享受解甲归田告别权力的轻松。

两位“国父”的命运：孙中山和华盛顿（6）
1796年，两届总统任期结束后，他坚决拒绝竞选连任，回归平民。当时的联邦政府官员没有薪金，华盛顿自从担任大陆军队司令后就没有拿过一分钱报酬，离任时两袖清风。为了感谢他对美国的贡献，家乡的詹姆斯河运公司决定赠送他价值５万美元的股票，这在当时是一笔相当大的财产。这对正需要钱来维持晚年生活的华盛顿不啻是“雪中送炭”。可他转身把这笔股票捐给了列克星敦财政困难的一所学校，这是当时全美国私立学校所得到的最大一笔捐款，他用这笔钱救下了这个学校。
　　1797年3月15日，华盛顿回到了久别的家园，在他所梦寐以求的那片土地，开始他告别政坛之后的新生活。这位六十四岁的老人动情地对妻子说：“我们终于回到了自己平静的港湾。”从此在弗农山庄，人们每天都可以看到一个在田野上骑马漫步的闲散农场主。他每天天不亮起床，匆匆吃过简单的早餐后，便骑马巡视整个庄园，并听取管家的汇报，经常挽起袖子，与仆人、佃户或奴隶共同劳动。
　　华盛顿从不拒绝人民赋予他的责任，但从不曾为权力和交椅而战。美国人民因此摆脱了历史上通常的革命悲剧：以争自由始，以行专制终。
　　而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战国时期庄子就说：“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权谋文化盛行了几千年，为一已之私，军阀政客们可以为所欲为。“窃国大盗”袁世凯的表演，更是利欲熏心的典型代表。为了登上皇帝宝座，他不顾全国的怒潮汹涌澎湃，不但讨好日本侵略者，屈膝投降，丧权辱国，承认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他的亲信甚至无耻到将流氓、*等组织起来，美化为“人力车夫请愿团”、“乞丐请愿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