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朝向左,世界向右-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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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体之举，因为“堂堂天朝，何至为小国国主致敬”！中国使馆人员参加英国女王在白金汉宫举行的音乐会时，郭嵩焘曾翻阅音乐单，刘也认为这是效仿洋人所为，大不应该。连郭嵩焘不用茶水而改用银盘盛糖酪款洋人，想学外语等等全都是罪过。他公然诟骂自己的顶头上司为“汉奸”，更严重的罪状是说郭嵩焘向英国人诋毁朝政，向英国人妥协等等。这些在当时都被视为大逆不道之罪，一旦坐实，连性命也将难保。

鬼使与神差的命运：博弈郭嵩焘和陆奥宗光（6）
事实上是，郭嵩焘在中外关系的新形势下，开始承认西方国家是与中国为平等之国，并主张用对等的方式与之交往。郭嵩焘在外交活动中，亲眼目睹了西方国家的外交礼仪，比如他亲见英国海军船舰升旗、鸣炮、奏乐、停航等礼节，感叹自命为礼仪之邦的中国竟然远远不如，这更坚定了他的看法：近代西方国家已非蛮夷之国，而必须以礼相待，和平共存。而中国与西洋各国隔绝太久，与近代文明南辕北辙，双方久深的隔膜需要破冰化解。当郭嵩焘率领的中国使节团出现在伦敦街头时，这群长袍长辫、奇装异服的人们引发英国人一片笑声。英国著名的政治幽默杂志《喷奇》在一整页的漫画中，将郭嵩焘画成一只带辫子的猴子，与英国狮子怒眼相视。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郭嵩焘才主动在陌生的社会环境里，广交朋友，留心异邦风俗人情，并参照国际惯例，逐渐接受沿用一些国际间通行的交往礼仪和交往规范，象征中国已步入国际舞台，侧身列国之林。到英国后，郭嵩焘呈递国书，对女王行鞠躬礼，女皇亦鞠躬还礼。郭嵩焘积极参加各种社交活动，也仿效西方外交礼俗邀宴外国使节，并举行大型茶会，招待各国来宾，全部西式布置与招待。他认为“宴会酬应之间，亦当于无意中探国人之口气，察国中之政治！”郭嵩焘举止大方，颇得人缘，连为人苛刻的英国自由派政治家格兰斯敦亦誉他为：“所见东方人中最有教养者”。英国人评价郭嵩焘公使“树立一高雅适度榜样”。而外国人在敬重正使郭大人的仪态举止的同时，都瞧不起言行粗鄙的副使刘大人。例如刘在吃晚饭时大声咳嗽吐痰，并命他的仆人拿来痰盂，当着客人的面大吐特吐。刘之吃相也极难看，狼吞虎咽，旁若无人。到香港时，刘的动作又招致港督的讨厌，竟扭头过去不与之交谈一语。
　　由此可见，这位天天高喊“夷狄之道未可施于中国”、处处乜斜着眼睛看洋人的刘锡鸿大人，是一副什么嘴脸。
　　郭嵩焘开始还处之泰然，颇相信清政府对自己的信任，因为，在他出使前觐见时，大权在握的慈禧太后深熟他的艰难处境，曾语重心长地安慰他说：“旁人说汝闲话，你不要管他。他们局外人，随便瞎说，全不顾事理。……你只一味替国办事，不要顾别人闲说。横直皇上总知道你的心事。”谁知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刘锡鸿是一个“孤僻自大，不近人情”的典型守旧派人物，郭、刘之争，实则是新旧思想斗争，而在当时保守势力十分强大的情况下，刘锡鸿占据上风是势所必然，正因他倚仗朝中李鸿藻、沈桂芬等大员以自重，对郭嵩焘的攻击才肆无忌惮。此时的西太后当然照顾舆情要紧，顾不得“事理”了，因此，她不但不斥责守旧的官员，保护“一味替国办事”的人，反而各打五十大板，严旨申斥上疏为自己竭力辩诬的郭嵩焘：“怀私攻讦，不顾大体”，大加训诫。
　　京师士大夫也继续火上加油，要求将郭撤职查办。这无疑促使了清政府早下决心将郭嵩焘撤回。1878年8月，清廷下令将郭、刘二人同时调回。本来朝廷还拟将郭嵩焘查办治罪，后在李鸿章、曾纪泽等人的再三反对下才不了了之。在曾纪泽取代郭嵩焘驻使英国临行前觐见时，善于驭下的西太后或许是为了宽慰曾纪泽，私底下不得不承认：“上头也深知道郭嵩焘是个好人，其出使之后所办之事不少。”　。　想看书来

鬼使与神差的命运：博弈郭嵩焘和陆奥宗光（7）
然而郭嵩焘这回是彻底心寒了——他已走向世界，而他的国家仍然彷徨不前，使他感到有心无力，徒唤奈何。而刘锡鸿对他的恶毒打击，更使他心灰意冷，未抵国门，心情便已十分凄凉落寞。1879年1月末，郭嵩焘离开伦敦，启程回国。到达上海后，他心力交瘁，请假归乡。
　　郭嵩焘的悲剧当然有他个人的原因，如书生气过重，不知通权达变，不谙官场规矩，生性耿直却屡因耿直招祸，才华横溢识见过人却不免持才傲物。正如李鸿章请他出山做官时，他回信谦辞，坦陈自己的性格太过梗直，容易得罪人：“任事太深，则同官侧目；立言太峻，则群小惊疑”……但郭之悲剧更是时代、社会的悲剧。倘先驱者不为时容，屡遭打击*，受害更深、更远的，恰是那个时代、社会自身。
　　一个巨大的民族共同体和文化共同体的转型，本不是一件简单的可以一蹴而就的事，其中充满了认知的障碍、人事的舛错、价值观的混乱。郭嵩焘屡被“骂名”，以至被指为“汉奸”，就是因为他超越性的前瞻，以及由这种前瞻而带来的作为，不仅会触及利益、观念，甚至会触动整个民族根本性的文化心理。而清廷虽然口口声声支持他“替国办事”，实际上依然要维护以皇权为中心的包括士大夫在内的集团利益。朝廷对内对外的任何选择，都是以自身威权的神圣存在为目标，一切可能危及这一目标的认知、观念、政策，都可以舍弃。而郭嵩焘的主张和作为，明显是“救中国而非救大清”，在清廷看来无疑将打破平衡、破坏秩序、颠覆“社稷”。因为他心目中的世界图像，他的价值观，已经有新的元素加入，引起了清廷统治集团对于可能的利益丧失的恐惧。郭嵩焘的思想，也许比“义和拳”更加可怕。这才是郭嵩焘处处碰壁、志不得伸的根本原因。
　　四　天朝梦醒了
　　在国际外交界与列强精疲力竭周旋到最后，李鸿章最终还是醒悟了。他总结道：
　　国际上没有外交，全在自己立地，譬如交友，彼此皆有相当的资格，我要联络他，他也要联络我，然后够得上交字，若自己一无地位，专欲仰仗他人帮忙，即有七口八舌，亦复无济于事。
　　外交毕竟只是内政的延续，必须有强大的国力作为支撑。十九世纪的外交规则，就是所谓“两国国力相当，外交就是力量；两国国力悬殊，力量就是外交”。近代中国政治上的*和保守，是外交被动和失败的根本原因。
　　长期以来中国以高度发达的礼乐制度、典章制度与生产技术，逐步树立起中国文化至上的神圣地位。但随着中国历史步入近代，当这种圆熟的古老文明与建立在近代工业基础上的西方文明遭遇时，却黯然失色。面对这种千古奇变，郭嵩焘对中国文化至上观展开了理性的反思和批判，他指出“夷狄之民，与吾民同”，并指出判断一个民族国家是否先进的合理标准应该是“据礼乐政教所及言之”，中国不能盲目以老大帝国凌驾于别国之上。
　　在举国昏昏、天朝至上的自我麻醉中，是郭嵩焘首先以狮子吼、大海潮一般惊世骇俗的声音震荡了国人。他总结举国的政治病为“君骄臣谄”。朝廷虚骄不实，所以不肯虚心求变；而当国大臣一意逢迎，以致流于无耻。他曾引明人言：“当国者如醉卧覆舟之中，身已死而魂不悟；忧时者如马行画图之上，势欲望而形不前。”以表达他忧愤无奈的心境。根据当时的形势，他把世界各国按进化程度分为三个层次：文明、半开化和野蛮。中国落在第二层次，已经被世界抛到身后。为何清朝士绅的自我感觉还异常良好？郭嵩焘的答案是：“中国人眼孔小，由未见西洋局面，闭门自尊大。”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鬼使与神差的命运：博弈郭嵩焘和陆奥宗光（8）
他坦率承认目前的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已经落后的事实，抨击士大夫自南宋以后，习惯虚骄之论，不务考求实际。而西洋立国两千年，“政教修明”，其强兵富国之术，“实多可以取法”。他遍研各国历史和现状，认识到凡仿效西法者，即可由弱变强，反之则衰弱不振，即使尧舜生于今日，“必急取泰西之法推而行之”。而对于中国积贫积弱的现状，郭嵩焘认为即使圣人接踵而起，也需要三百年时间，国家才能振兴。这种看法，显示出他内心的焦灼失望和极度悲观。
　　郭嵩焘虽然一直关心洋务外交，但认为症结在内政。如果内政修明，人才得用，则洋务并不难办理。只是上下大小官员昧于大势，进退失据，害国伤民。他曾目击总督瑞澄见到洋人，倒地便拜，并以总督之尊在洋人面前执属员之礼，令他气愤异常。可见当时许多大宙已是“惧外”和“媚外”，而不是排外。但不论是惧外还是媚外，绝不知如何处置洋务。他知道洋务可办，而且有满腔自信：“方今天下，能推究夷情，知其所长以施控御之宜，独有区区一人！”但他的建议无人理睬，更不能放手去办，反遭同僚大臣反对牵制。他只有徒生感叹，无可奈何。
　　郭嵩焘对时代的认识，颇具自信，毫不因举世诟骂而动摇。后世果然证实郭嵩焘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弱国无外交”，如果弱国再不重视外交的政策与策略，则更为不幸。因此，弱国比其他国家更需要有灵活的外交方针、健全的外交体制、谙熟外交艺术的人才和一系列旨在维权的外交对策。出使西方的郭嵩焘初步了解了一些近代外交意识并付诸实施，可以肯定地说，没有郭嵩焘等前瞻者的努力，晚清外交的近代化过程可能会更加迁延而艰难。但再挫折，再艰难，中国还是走向了世界。
　　正是在郭嵩焘的奔赴呼吁下，1862年京师同文馆设立，这是我国近代第一所新式学校。1864年7月由总理衙门建议，广州开设了同文馆，署理广东巡抚的郭嵩焘亲自主持开馆仪式。郭嵩焘首倡创办新式学堂，为中国近代培养了第一批翻译人才、外交人才及科技人才，促进了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对近代教育的兴起和外交人才的培养，实在是功不可没。
　　此后，“经世致用”面向现实、讲求功利、注重实效的精神核心使得先进的中国人在近代中国不断受侵凌的过程中不断地寻求救国之方，从而在外交实践中不断摸索，一步一步地引进西方近代外交观念，走向真正的强国之途。郭嵩焘敏锐而正确的见解，自然受到后世的敬重。我们不禁要假设，如果郭嵩焘真能影响政策，在总理衙门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赢得士大夫的支持，领导中国走向世界之路，那么这条路必定平坦得多、容易得多。但是当时的政治与社会环境，以及郭氏的性格，注定将孤掌难鸣，真实实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然而郭嵩焘的先知先觉，以及眼光的远大，并不因而失去意义。历史上应该发生而未发生的事情，仍然具有意义，甚至可以作为一种历史的教训看待。
　　与郭嵩焘所著《使西纪程》一书被毁禁传的命运不同，陆奥宗光后来写了一本《蹇蹇录》，在日本大行其道。甲午战后，陆奥宗光因肺结核病趋于严重，便一面养病，一面撰写外交*《蹇蹇录》。“蹇蹇”两字，出自《易经？蹇卦》“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之语。陆奥从此表白自己不顾自身而效忠天皇之心。书稿由日本外务省于1896年以“内部读物”出版。陆奥在书后说明著述此书的目的，是通过概述甲午战争期间“充满复杂纠纷的外交始末”，表明当时面对接踵而来的外交危机，无一不是“深入斟酌内外形势，权衡于久远未来之利害，深思熟虑”而做出的决策，才使日本终得“在千钧一发之际，挽救危机，保持国安民利之途”。
　　但“陆奥外交”毕竟是明治时代的精神遗产，作为甲午战争时期日本外交的指导，是完全服务于明治政府既定的对外侵略扩张政策的。“二战”以后，日本对其罄竹难书的侵略亚洲各国的罪行从未进行认真的反省。日本一些人仍然死抱着“侵略史观”、“皇国史观”不放，妄想有朝一日“重振皇国主义之势”。资深外交官冈崎对他的这位前辈宗师佩服得五体投地，大唱颂歌：“在整个日清战争当中，陆奥外交本身就是艺术作品。同时《蹇蹇录》的文章本身也是一个艺术。”竟然宣称：“陆奥外交不仅在当时正体现了帝国主义外交的精髓，而且也是今天日本的选择，甚至是当代日本外交选择的惟一榜样。”像这样对陆奥宗光的侵略外交*裸地歌颂，确实是十分罕见的。曾先后担任五届内阁总理大臣的吉田茂（1878…1967），也特别赞扬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