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传-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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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工厂附近安营扎寨。突然之间，当地居民世世代代生活的土地上竟然涌来了那么多外国人。
　　当时，潘基文正对英语学习如饥似渴，每天都到工厂附近转悠，碰到外国人就跟他们打招呼，逐渐变得熟识了。虽然也有丢脸的时候，但是他从来没有放弃学好英语的想法。每周星期二、三，潘基文和同班好友都要去找美国人练习英语会话。尽管这些美国人都不是专门的英语老师，然而他们却为潘基文的英语实力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乘火车去外国人居住的地方大约有一站地，潘基文总是风雨无阻，从来没有落掉会话学习。对此，潘基文本人也说：“托这些外国人的福，高中二年级我已经掌握了英语会话。”后来，潘基文有机会以高中生的身份去美国进修，这些会话课也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亲手编写英语教材
　　高中一年级的时候，忠州高中的英语老师送给潘基文一台很大的录音机，同时布置给他编写英语会话教材的作业。虽然潘基文很爱读英文书籍，但是美国人究竟如何发音他却不太了解，于是潘基文就去找以前认识的美国工程师们的家属，说明原委，请求她们的帮助。
　　技术顾问团的家属们非常愉快地接受了学生们的请求。安英秀教授曾经和潘基文一起学习英语会话，直到现在她还珍藏着当时的照片。那些美国工程师夫人大部分都是四十岁到六十岁的白人妇女。
　　“那些美国大婶非常同情刚刚结束战争的落后国家的学生们，对待我们所有人都很亲切，尤其喜欢既懂礼貌，又刚刚开始学英语的潘基文。”
　　在安英秀教授的记忆里，英语会话课不仅学习了语言，而且对印象中非常笼统而含糊的美国文化也有了间接的体验。“那时候的生活水平差距很大。工程师住宅区周围都是铁丝网，如果对铁丝网内外的世界做个比较，你会感觉非常寒心。我在那里第一次看见名叫舒洁的卫生纸，感觉非常震惊。当时，农村不都是撕报纸用吗？”
　　

在忠州肥料厂熟悉英语会话（2）
　　残酷的反复练习
　　潘基文对语言的感觉和热情迥异于他人。不仅英语是这样，他担任驻奥地利大使的时候，从头学习德语，正式演讲也要使用德语。后来在联合国工作，为了结识使用法语的外交官，潘基文重新开始学习法语。担任外交部长官时期，每次出访非洲国家，潘基文都要熬夜学几句简单的当地语言，熟记在心之后再上路。
　　经常有人问潘基文：“你什么时候学会了那么多国家的语言？”每当这时，他总是回答：“也就是多看、多记，还能有什么方法吗？”如果提问者感到失望，潘基文就会继续进行解释，“语言就是对象国的文化、思想和自尊，如果不能显示出尊重对象国语言的姿态，外交怎能顺利进行呢？”
　　事实上，成为高级外交官之后，潘基文也从来没有放弃自己对于语言的学习。有位大学教授这样回忆说：“那是90年代初的事情了。我乘火车去外地，偶然间发现旁边有人戴着耳机，紧闭着眼睛，嘴里还在嘟囔着什么。我悄悄地听了听，原来他是在说英语。当时我还想，这个人已经不年轻了，这么用功学英语可真是奇怪。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就是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
　　不管乘车去什么地方，潘基文从来不会浪费时间。哪怕乘车时间很短暂，只要不批阅文件，他就会进行英语会话练习。节日或年假的时候去外地，或者回家扫墓，每次遇上塞车他也不会觉得无聊，因为正好可以用来学习外语。
　　

四十年家乡朋友的回忆（1）
　　庆熙大学人文学院英语系教授安英秀
　　潘基文秘书长不怎么说自己年轻时候的事情。虽然他已经走过了长达三十七年的公职生涯，但是除了工作上的正式采访，他几乎从不公开自己的私事。有关潘基文童年时代和学生时代的故事，直到他当选为联合国秘书长之后才逐渐流露出来。
　　综合来看这样的故事，我们就会知道潘基文是那种典型的自力更生式的人物。他出生于贫寒的农村家庭，凭借个人努力走上了联合国秘书长的位置。但是，潘基文却说：“这不是我个人的成功，而是我们这个时代，更进一步说是大韩民国发展的结果。”关于潘基文的这番话，他的老朋友们说：“潘秘书长说的不是空话，不是为了让国民听着高兴。”
　　庆熙大学人文学院英语系的安英秀教授是潘基文的忠州老乡，她说：“要想理解潘秘书长，好像应该回头看看我们这些已经超过六十岁的人的生活。”
　　“我们生活在那里的时候，忠州是个非常安静的城市。名义上称做市，其实人口还不足四万。什么像样的设施都没有，潮湿而沉闷的乡村风景就是全部。那时候我们经常想，留在这样的地方到底能干什么呀？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只想如何才能逃离家乡，走向更广阔的世界，过上更自由更丰足的生活。而且，忠州的氛围非常闭塞。虽然那是家长制的时代，但是忠州的家长制倾向更加严重。往好处说，也许那就叫两班气质吧。几乎很少有人从外地来我们这个地方，只是同村的人聚居在村子里，稀里糊涂地过一辈子，真郁闷啊！即使现在想起来，也还是让人郁闷得几乎要窒息呢！当然了，现在的学生们体会不到这样的感觉。”
　　高中二年级，安英秀教授第一次见到潘基文。
　　“60年代初，忠州出现了一家名叫CHK的英语学习班。英语学习班仅此一家。有一天，那里的英语老师这样说，‘女生当中安英秀水平最高，男生当中潘基文水平最高’。当时，我就觉得很好奇，心想这个潘基文到底是谁啊。别的朋友告诉我说，那个孩子就是潘基文。所以，我就先表示希望跟他交个朋友。我年龄稍长，他叫我姐姐。”
　　安英秀教授还谈了她对潘基文的第一印象。
　　“潘基文体格瘦弱，个子很高，显得很单纯。他是那种很懂礼貌的模范生。但是坦率地说，他并没有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我甚至产生了怀疑，‘这家伙真是人们所说的那个潘基文吗’？他只会顺从地回答‘是，是’，根本就没有什么突出的地方。另外，潘基文从来没有炫耀自己，更不会假装自己什么都懂。我的性格是喜欢出头露面，但是，潘基文总是表现得谦虚而且平凡，很容易就摧垮了人们的警惕心理。他能让对手不会产生竞争的念头。是的，他就有这样的才华。直到现在，我还清晰地记得他的样子，如果我说什么，他就会挠着头发说‘没有，我那个什么……’”
　　当时，忠州还是近乎穷乡僻壤的地方小城市，英语的不毛之地，两个人就是在这样的地方热情地投入英语学习。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那么热衷于学习英语，周围根本就不需要英语。潘基文好像相信，只有学习才是逃避沉闷现实的唯一方法。另外，再想想下面成排的弟弟妹妹们，他就更要努力学习了。我想英语也是这些手段之一吧。”
　　在安英秀教授的记忆里，潘基文是个模范生，不仅热心学习英语，对待其他功课也同样认真。潘基文从未失去班级第一名的位置。难道同龄的孩子都这样心无旁骛，对于学习之外的任何东西都毫无兴趣？难道他的心里从来没有想过调皮捣蛋、交女朋友、读诗歌和小说、享受运动的快乐？难道他从来没有对于贫寒家庭的不满、挫折感和苦闷？这些我们统统不得而知，因为潘基文从来不会轻易暴露内心的想法。
　　“潘基文的兴趣好像就是学习。他也不怎么读诗歌、小说，就喜欢教科书。从某个角度来看，他是个很干瘦的人。那个年纪，多多少少都会有些稚气，然而潘基文全然没有。我从来没听潘基文说过自己想要什么、想做什么，因为他从来没有表现出来。如果说有时过分、有时不足、有时惭愧、有时生气是人之常情，那么我们可以说潘基文不像人。是的，是这样。潘基文没有这样的表现，而且总是这样。即使他心里波涛汹涌，外面也听不到激荡的水声。以前上学的时候，我从来没见过潘基文穿自己家做的衣服，天天穿校服。潘基文好像没有昨天，只要从睡梦中醒来就迎接新的一天。这么长时间了，我想这个世界上恐怕再也没有像潘基文这样可怕的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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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家乡朋友的回忆（2）
　　　“只有才华，没有后台和背景的人”
　　然而更可怕却是既善于严格管理自我，又绝不暴露内心的人。如果是无可挑剔的完美主义者，控制感情方面有着超乎常人的力量，再不给周围的人留出足够的空间，那么他的追随者肯定不多。但是，潘基文无论出现在哪个组织，都会以超强的融合、协调能力而闻名。那么，潘基文在日常生活当中的温柔形象是刻意而为吗？
　　“如果潘基文的态度一夕而三变，今年是这样，明年就变成了那样，那么我们可以说他是刻意修饰自己的形象。但是，如果四十年来一以贯之，那怎么能说他虚伪呢？从某种意义来说，他是眼睛盯着前方奔跑的人，如果看他对待别人的态度和礼节，则不是这样。高中毕业之后，潘基文考进了首尔大学。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啊。因为离开村庄就是大事。但是，我不能上大学。有一段时间，我感觉非常苦闷、彷徨。我只想工作挣钱算了，很惨。潘基文每次回故乡时候，都要过来看我。他穿着首尔大学的校服，我穿着工作服，然而我们见面并不觉得尴尬。考上大学的朋友们都三三两两地疏远了，只有潘基文和他们不一样。后来，我也去了首尔，较晚开始学习，潘基文也还是那样。当时我在孔德洞有间小房子，一边工作一边学习，他总是来找我，毫无保留地激励我。听说潘基文当选为联合国秘书长之后，尽管知道他工作繁忙，我还是想请他吃顿午饭，当时他回答说‘一定来’。仅仅过了三十分钟，潘基文刚刚接受完外国媒体的采访，已经筋疲力尽了，然而他还是遵守了诺言。我说‘你那么忙，怎么还来啊’。他回答说，‘难道友谊会变吗，友谊不会改变’。”
　　生活当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有人从小生长于艰难的环境，功成名就之后却否认自己的过去；有人用橡皮擦掉贫穷岁月里含泪写下的日记；有人用火烧毁老照片，因为破旧的衣服承载着从前的痛苦，对于他们来说，过去就像不堪回望的丑八怪，所以，他们竭力回避那些见证自己艰苦岁月的人们，殷切盼望自己脱胎换骨，成为彻头彻尾的新人。相反，也有人把曾经的艰难岁月当做随身携带的小镜子。每当幸运之神送来微笑，更大的成功在不远的地方挥手，如果掏出名为从前的小镜子端详，就可以不失本真之心。潘基文就有这样的自省力。那么，这种力量究竟来自哪里呢？
　　“不知道，我们只能站在生活环境相似的立场上进行推测。那时候，求学首尔的潘基文也和我一样，家境都不宽裕。当时的情况也不可能管家里要钱花。潘基文在共和党议员慎镛南先生家中吃饭和睡觉，同时帮慎议员家的孩子辅导功课。那个年代不是有很多富人都雇家庭教师吗。究竟是埋头学习，还是挣钱充当生活费，这让潘基文很狼狈。他就是这样的人，平生除了才华之外身无长物，没有什么地方什么人可以供他依靠。不过这样也好，没有什么可依靠，也就没有什么可失去。这样的生活，如果走错一步路，什么都完蛋了。一次偶然，一次变化，往往可以决定人生的成功和失败。等我们稍微懂事之后，立刻就跳进了生活的前线，我们都是生活人……”
　　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即使坚如钢铁的意志也会锈蚀。作为寒酸而贫穷的乡村秀才，当他们不得不与出生于首尔、自幼在优越环境中接受最好的教育的精英竞争时，最难克服的障碍就是自卑感。
　　“所谓情结，就像硬币的两面。对于那些才能不如我们，却比我们先行出发五十步甚至一百步的人，潘基文只能无可奈何地观望。有时候，这种情结，这种紧紧跟随我们一辈子的农村出身的愧疚感，反而会变成推动我们向前的原动力。我所获得的东西，没有哪样不是流着满头大汗得来的。我们没有‘失败了也没关系’的条件。潘基文从来没有流露过这样的想法，他只是像黄牛似的默默耕耘。”
　　关于像黄牛那样默默耕耘的潘基文，偶尔人们会做出“缺乏魅力”这样的评价。有的领导人夸夸其谈，言辞华丽而富有攻击性，从而导致人们习惯性地认为这样才是魅力。当然，这都是先入之见。
　　

四十年家乡朋友的回忆（3）
“并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