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赤壁-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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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的寥寥数语中也可以被挖掘出一个传诵千秋的风范大国民。从裴松之将民间野史《云别传》作为《三国志》中赵云传记的引注时起，关于赵子龙传奇的传播就从来没有在民间停止过。伟大的人际传播将人们对英雄所有的理想都化身在赵云身上，而史书对赵云叙述的单薄也恰好为民间艺术家们的创作提供了广阔的想象空间。在战争、灾难、疾病、苛税、专制、*等邪恶元素交织的中国下层社会，赵云存在的意义恐怕就是：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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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征性的英雄——张飞 。。
象征性的英雄——张飞
在《三国演义》中有这样一个有趣的细节：当关羽斩颜良、诛文丑，解白马之围之后，曹操对其大加赞誉。此时的关二爷却谦虚的说，这比起他的三弟张飞来差多了。曹操就好奇追问张飞有多么勇猛？关羽形象地描述“百万军中，取上将之首，如探囊取物”。曹操大惊，让随从左右把张飞的名字写在他的衣服里，以防忘记。
张飞到底有多猛？演义和史书共有一个经典桥段，即张飞怒喝当阳桥。演义在史书基础上又添加了夏*被“雷”死的料，民间传说又添加了什么“喝断当阳桥”、“一声怒喊水倒流”的料，使得这出戏相当丰满有味。只是张飞喝退敌军便把马而去，了不得使读者有些遗憾，张三爷手上功夫到底如何还是没有抖搂出来。为了弥补这一遗憾，演义不惜照搬克隆许褚马超之战，虚构了张飞与马超大战葭萌关的武戏，以证实关羽在曹操面前所言非虚。但在史书中，我们只能找到义释严颜和大破张郃两场胜利，没有能够看到足够地能证明张飞“万人敌”的战争实例。
张飞，其象征意义远远超过了他作为一个猛将的实际价值。当我们乐于谈论张飞独特的性格特征和具有戏剧因素的行事风格之时，他的猛将属性似乎已经退居二线，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即便没有像关羽斩颜良那样生动的斩首记录，根据史传中对张飞粗犷、豪放而又颇有义气的性格刻画，我们还是可以自然地认同“飞雄壮威猛，亚于关羽”的评价。
值得一提的是，在《三国志》夏侯渊的传记中，裴松之引注了魏国史官鱼豢所作《魏略》中的一则轶事：建安五年，夏侯渊之子夏侯霸有个本家妹妹才十三四岁，因为出门采樵而被张飞所获。这个女子后来成了张飞的妻子，她为张飞生了两个女儿，都嫁给了后主刘禅做了皇后。当夏侯霸投奔蜀国的时候，刘禅还指着自己的孩子跟夏侯霸攀亲戚关系，说“此夏侯氏之甥也”。错综复杂的血缘关系，再加上敌对阵营之间的不伦之恋，这么好的八卦素材罗贯中没有用到《三国演义》中去，惜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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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使、内务官、大元帅，诸葛亮人生的三级跳
外交使、内务官、大元帅，诸葛亮人生的三级跳
鲁迅先生评价《三国演义》，认为在刻画人物上有一缺陷：“状诸葛亮之多智而近妖”。鲁迅老先生对古典小说的评判大体是站在新文化运动的大批判立场之上，多少受了一些时代局限性的影响。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很难说“状诸葛亮之多智而近妖”是《三国演义》的缺点还是特点。坦白地说，如果没有那些对诸葛亮理想化、浪漫化的描写，《三国演义》一定会逊色不少。也许鲁迅老先生认为这样一部基于史实基础之上的长篇小说不应受怪力乱神的影响而丧失了其严肃性，但他不会想到，在今天泛娱乐化的社会里，正是由于这些使正常人变得神乎其神的元素才使得严肃的历史题材故事易于为大众接受。而将那些“近妖”的表演性和仪式性的行为删掉，保留着“近妖”的内在趋势，这便是电影《赤壁》中诸葛亮形象的建构基础。于是我们看到的金城武版诸葛亮，不仅英俊潇洒，器宇不凡，而且还具备了全片中最大的幽默看点，再加上演义中原有的神秘色彩，这样的人物已经具备了吸引大众消费文化下的观众群的最大价值。
史实中的诸葛亮远没有像他的拟态形象这样吸引人。同时，他也并非天生奇才，他的人生轨迹和许多普通人一样，完全符合*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变化规律，呈现着深化、拓展、向前推移的进程，实现了前进性与曲折性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简要言之，根据他自身才能挖掘和自我功能实现的阶段性不同，诸葛亮的人生轨迹大致可分为外交使、内务官、大元帅三个阶段。
在经过名士及好友徐庶的推荐，一代枭雄刘备得以躬身造访，求教于诸葛亮。史书上一句“凡三往、乃见”五个字就造就了《三国演义》长达两个章回的“三顾茅庐”佳话。诸葛亮为刘备谋划了“先取荆州后取川”的远景规划，听起来固然是畅快淋漓，但明显与刘备所面对的现实不相匹配。刘备当时寄居刘表檐下，兵微将寡，吃人嘴短，要看人眼色行事，又居于荆州对北的要冲，时刻面临着曹操势力南下的危机。如何摆脱现实的窘境恐怕才是刘备更为关切的。而诸葛亮话语中明显带着理想主义色彩和超前思维，一番论述侃侃而谈，一会要东和孙权、北拒曹操，一会要并分两路，直取中原。一篇“隆中对”实际上替刘备完成了他所有的政治意淫，也使他后半生的人生道路开始有了方向感。但甫一听完，刘备确实有点懵了，他的回答只有干脆利落的一个字：善。
然而诸葛亮并非一出山就成为刘备的首席智囊，也未见他对刘备集团目前的发展有什么建设性的意见。罗贯中似乎也发现了这个问题，于是非要把刘备在博望坡打的一场埋伏战计在诸葛亮的头上，成为“初出茅庐第一功”。实际上，诸葛亮的第一功却不是为刘备擘画的，而是为刘表的大公子刘琦出谋划策。刘琦因不得宠于刘表而深感苦恼，还不惜用“登楼抽梯”之计来逼迫诸葛亮献计。诸葛亮无奈之下，只得劝刘琦外出驻军，效法公子重耳故事。正巧黄祖被孙权攻破，江夏无人驻防，刘琦遂为江夏太守。可是谁又能料到，事物之间都是相互联系的，若非刘琦的这一举动，刘备在逃亡之时还真连安身立命的巢穴都没有了。这恐怕是连诸葛亮都没有料到的一箭双雕之策吧。
一叶扁舟将鲁肃从江夏带回柴桑，同时也给江东政权带来了刘备的使者诸葛先生。外交使是诸葛亮第一阶段的身份特征，外交上的成功也是他在初入刘备集团时建立的最大功绩。在这一时期，苏秦、张仪在诸葛亮身上灵魂附体，诸葛亮以纵横家巧舌如簧的说服策略触动了孙权决意一战的那根神经。经过前文的分析，我们知道曹操南下的目标是荆州，并未将矛头直接对准江东政权。在江东政权对待曹操南征的问题上，也不单存在着降与战两个选择，还可以有许多虚与委蛇、周旋应对的外交策略。但在众多的可行性之中，孙权偏偏选择了一战，诸葛亮的外因不可忽略。当然，鲁肃的劝谏也是重要因素，这将在介绍鲁肃的章节讨论，暂且不表。
好了，诸葛亮在赤壁之战中的所有事迹就报告完毕了。不错，其它你所能在《三国演义》中读到，或是在电影《赤壁》中看到的诸葛亮在赤壁之战中的其他神奇行为，不是移花接木（如草船借箭），就是艺术性的加工（如借东风）。
赤壁之战只是诸葛亮的登台亮相，当刘备收服了荆州，诸葛亮才拥有了在刘备阵营的第一个名分——军师中郎将，走向了人生的第二个阶段。内务官是诸葛亮第二阶段的身份特征。在这一时期，萧何、曹参在诸葛亮身上灵魂附体，诸葛亮对于荆州财政的长期经营使得刘备政权得以在荆州巩固根基，并在最短的时间内积累了向外扩张的战争资本。虽然此时诸葛亮仍然没有进入刘备的首席决策团队，但通过相当长的基层工作的历练，诸葛亮逐渐走向成熟，也逐渐走向务实。
诸葛亮人生最具意义的阶段是第三阶段，以刘备托孤，总摄国政为标志。步入中年的诸葛亮在此时拥有了一切属于一个王佐之才应该具备的展示空间。他可以尽情挥洒他的热情，尽情奉献他的忠心，尽情厉行他的理想，尽情犯那些不可饶恕的错误。在这一时期，我们很难看到他是什么人物的化身，诸葛亮做回了他自己。然而当他一方面向小皇帝表忠心一方面在私底下排除异己时，当他一方面打着天子的旗号征讨四方一方面又从来不给天子权力的尊严时，诸葛亮和曹操的界限也越来越模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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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州！荆州！
曹操南下是为荆州，周瑜破曹是为荆州，刘备联吴也是为了荆州。那么荆州是什么地方？又何以如此重要？
《三国演义》是一部时空跨度极大，头绪颇为复杂的小说，但熟读的人却不难看出，《演义》的叙述有着严谨的结构框架。依据其叙述空间的转换，全书大体可分为三个结构板块：第一板块从黄巾起义始，至曹操平定袁氏为止，这一部分的事情（如*董卓、徐州之战、官渡之战）几乎都发生在中原、河北等地区，核心人物是曹操。第二板块从三顾茅庐到刘备托孤为止，斗争中心南移到了荆州。这一部分除却伐蜀之战、濡须之战、汉中之战外，大部分的矛盾都是围绕荆州展开的，特别是构成这一部分主体内容的两次大战役——赤壁之战、夷陵之战都与荆州归属权的问题联系甚密。核心人物是刘备。第三板块从诸葛亮安居平五路开始到三国归晋为终，斗争中心西移到益州，主要内容是诸葛亮及其后继者的南征北讨，核心人物自然是诸葛亮。
由此看来，以荆州为斗争中心的第二结构板块成为了全书最为核心的内容集群，起着承上启下的贯穿作用，也最集中、最具代表性地体现了曹、刘、孙三家复杂纠葛的矛盾冲突。赤壁之战是这种矛盾冲突的总爆发。更进一步来说：赤壁之战——表面上看是曹、刘、孙三家的一场战役；实质上是曹、刘、孙三家在围绕荆州统治权的斗争。一句话，无论是对于强大的曹操、还是对于较为弱小的刘备、孙权，荆州属于谁，谁就拥有了一统天下的最大筹码。荆州的归属权直接决定了未来半个世纪内中国政治格局的走向。而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荆州最终被曹刘孙三家平分，从而整个中国也进入了三分而立的局面。
既然荆州干系甚重，就不妨将叙述扯得长一些。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荆州之名何来？我们都知道，荆州是春秋战国时的楚国故地，荆和楚常被联用，称为“荆楚”。而荆州之名用“荆”不用“楚”则是源于秦时的一个避讳。秦始皇嬴政的父亲嬴异人曾长期于赵国为质，后在吕不韦的帮助下回国，并觊觎秦国太孙之位。于是在吕不韦的设计下，嬴异人贿赂了其父的宠姬华阳夫人。因为华阳夫人是楚国人，为了讨好她，嬴异人甚至改名为“子楚”，情愿认华阳夫人作干娘，这使得华阳夫人大为感动。几番努力终于使子楚成为了秦太孙，在其祖、父相继死后顺利成为秦王，从而为将来的秦始皇嬴政即位铺平了道路。但由于秦始皇父亲的名字已改为“子楚”，“楚”字就成了之后秦国的避讳之字。凡是涉及到楚国的奏章、文案、书籍尽皆用“楚”的同义字“荆”来替代（“楚”和“荆”都有“荆棘”的意思，用同义字避讳在中国历史上很常见，比如为避汉昭帝之“昭”讳，王昭君被称为王明君，“昭”与“明”同义），因此“楚”和“荆”就此有了同指性。及至被汉朝沿用，汉武帝设十三州时就将原来楚国的领地划归为“荆州”。
说完了“荆”再说“州”，“州”是一个在历史上有所变化的行政区划。在汉武帝最初设“州”的时候，“州”还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行政区划。当时的行政区划还是秉承秦制，实行郡县两级的设置（虽然设立了诸侯国，所谓郡国并置，但经过削藩，国和郡基本无异）。但由于郡县分布过于细密，皇帝和地方之间不容易上传下达，有些地方甚至有可能不听号令、失去控制。因此，强调中央集权的汉武帝迫切需要加强对地方的监管。于是他将全国三十六郡划归为十三个州，每州设刺史一名，对本州郡县官员进行监察，随时向皇帝汇报，相当于我们现在的纪检委。州刺史的地位不高，并非郡、县长官的直属上司，但权力却不小，有着直接向皇帝汇报地方动态的权力。汉武帝就是这样实现了地方权力的互相制约，初步实现了中央集权。然而汉武帝没想到的是，到了东汉末年，中央政府瘫痪，地方武装兴起，州刺史的地位也慢慢发生了改变。特别是黄巾起义掀起之后，朝廷为了尽快*起义，允许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