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绪义诗经 心得-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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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变成文学作品，进而变成民歌，就是从他这里来的。
俗话说，“有心栽花花不发，无意插柳柳成荫”。这人世间的事就是这么阴差阳错。不过倒也因了这些阴差阳错，给尘世间增添了一些乐趣。
正如《郑风》中的这首《山有扶苏》，本来是诗人用来讽刺郑国的公子忽，“所美非美”，结果却成了一首非常俏皮的情诗。诗中的女子本来是在等待她的帅哥，结果却等到了一个狂夫；本来这个名叫子都的帅哥，只是诗人随意虚构出来的一个名字，结果却使“子都”的美男子之名传遍天下。
我也不反对现代人把这首诗看成是女子与情人约会之时，和他打情骂俏。
娇爱和戏谑，是女人男人两情相悦、激情碰撞之余的火花，更是性爱之中不可缺少的调味品，有了它，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满目都是情，满脸都是春。正如五代时一位号为“曲文相公”的诗人和凝写他自身的经历：“醉来咬损新花子，拽住仙郎尽放娇。”把自己和心爱的女子尽情欢谑的场景写得那么令人艳羡，连他自己也不尽得意地说：“今夜仙郎自姓和。”
《山有扶苏》中显然也是这样一个女子，自己约会等待的情人明明是个美男子（即便不美，在她眼里也是美的），却偏偏要说他是“狂夫”、“狡童”，正如我们现代人，爱把自己的爱人称呼为“死鬼”、“冤家”一样，其实在这些言词的背后掩不住心中的骄傲与欢喜。
人性使然，古今同理。
诗以“山有扶苏，隰有荷华”起兴，对应的正是自己心中的恋人，高山上长扶苏，湿地里开荷花，各得其所，各称其美。自己心中的恋人其实也和子都、子充一样的美。至于子都、子充是什么人，谁也不知，只有姑娘心自知。《孟子》说：“至于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无目者也。”
不过，诗中的子都还真有其人。子都，春秋时期郑国人，大名叫作公孙阏，子都乃是其字。子都是当时的一个有名的偶像派人物，不仅相貌生的美，还有着一身的好武艺，能征善射，因此便做了郑庄公的大夫。然而，子都虽美，却是个小心眼。《左传》隐公十一年里便记载了他因争车未遂而在阵前射杀己方大将颍考叔的事情。
而子都的盛名，仅靠这一件事还炒作不起来，若不是因为这首《山有扶苏》的诗，子都不过就是无数美男子中普普通通的一个，得不到那么多的“粉丝”。仅凭这一首诗，子都入选中华美男榜，便是实至名归的了。
孟子何尝又看见过子都？孟子所看到的“子都”，还不就是诗中女子心里的子都。其实这“子都”，就好比今天追星族眼里的“刘德华”、“李连杰”一样，只可远观而不可近得的偶像。在这首诗里，“子都”被用作了帅哥的代名词，或者也可以说，子都乃是众多郑国少女梦中的白马王子和假想的约会对象。
后人说，郑国是情歌的沃土，我信。至少这一首诗便足以证明郑国的男男女女都颇解风情。这可能得益于郑国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当时郑国的国势吧。
《毛诗正义》中说，郑国“右洛左济，前华后河，食溱洧焉”，可见其地理位置不仅十分重要，而且有山有水。这样的地方即便不产美女，也容易生产多情人。
从历史记载来看；郑国确曾一度辉煌过。在郑桓公之后，郑国先后历经武公、庄公、厉公、昭公、文公等几代国君，在春秋初期一度成为中原地区一个颇有影响力的诸侯国，其国君之作为颇有点“小霸”的味道。尤其是武公（在位二十七年）和庄公（在位四十三年）时，甚至连周天子也不放在眼里。比如，不仅敢和天子相互交换人质，尔后多年不朝见周天子，几次把周天子纠合的多国部队打得大败，而且有一次竟然还把周天子射落马下。综合国力一强盛，人们的精神气质自然就不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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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有扶苏：有心栽花，无意插柳（2）
不过，这首诗如果读到这里，还不能算读完。从《毛诗序》和三家诗相一致的看法来看，这首诗又是一首讽刺诗。利用小说来反对政治，不是现代知识分子的发明，实实早在三千年前就开了先例。这首诗便是郑国国人用来讽刺公子忽的。
说到这里，我们不得不再次佩服郑国人的“幽默”，诗人把日常生活中所见到的男女打情骂俏的语言，写入诗来，不着痕迹地“刺”了一个公子忽。你娶的那是什么人呀，自以为娶到了“子都”，实际上不过是一个“玩童”。但从诗的字句中来看，这哪有公子忽的影子呀。我想公子忽听到这样一首诗，心里也发作不得，不过他可能听不到了。但是当时人和后来人听了都不免会心一笑。这也是有心栽花、无心插柳的一种手段，要批评或讽刺一个人，没必要直接点名道姓，相反，我通过表扬另一个人，即可达到完全相同的效果。现代读《诗经》的人，不妨也这么一想，就释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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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乱世中君子的可贵（1）
风雨凄凄，鸡鸣喈喈，既见君子，云胡不夷？
风雨潇潇，鸡鸣胶胶。既见君子，云胡不瘳？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既见君子，云胡不喜？
——郑风·风雨
中国文化之所以不同于西方，就在于在很早的时候，或者说就在中国人刚刚开始步入人文时代，他们的思维就把大自然的许多自然现象赋予了哲学的意义，如《周易》的八卦都是来自于大自然给人的启示。直到现在，这样一种高超的思维能力都让人惊叹不已。《诗经》时代正处于这样一个思维阶段。也就是说，《周易》的思维方式与《诗经》的思维方式是一致的。
《周易》中的风雨雷电，显然不能当作一般的风雨雷电去看的。如《周易》中的小畜卦，是象征女子婚姻不顺的，其卦辞便是“密云不雨”，也就是未达到阴阳和谐之境。
这种思维方式就是联想思维。它源自古代一种交感巫术原理。就是说，凡是相似的事物都能互相感应，凡是相似的行为都能产生同样的效果。从这种相似律出发，人们相信只要通过模仿就能实现任何目的。《诗经》时代的诗乐舞主要的目的和用途就在于祭祀、宴飨，通过诗乐舞这种模仿达到人与神交通、获得神的赐福。
《诗经》就产生于这样一个时代。随着春秋人文精神的进一步上升，人的地位开始与鬼神的地位并列，人们对鬼神的崇拜有了较为清醒的认识，敬鬼神、尽人事的观念得以确立。但是这种思维模式仍然起着主导地位。因而，在周礼中，诗乐舞的主要用途逐渐表现在尽人事方面了。反映在《诗经》中，风雅颂有了明晰的分工，雅颂仍然用于祭祀和宴飨，风则用于人事。
《诗经》时代的人事就是政治，就是礼制。
明白了这一点，再来读《诗经》，就有理由相信，《诗经》时代的诗人不可能单纯地歌唱男女之间的相思、“爱情”。男女夫妇作为人伦之始，一开始就被纳入了礼制范围。但这种礼制又发乎人情，也就是从人的日常情感、情理出发，以节为度、以合乎人文为标准。周礼并非后人想像的那样是不讲人情、不讲人性的。相反，它处处考虑到了人情人性。因为制定周礼者，其本人也要受到周礼的约束，即便是天子也不例外。
这种制度完不完美我们不去说它，任何一种制度都存在有破坏者。当一种制度深入人心、成为一种文化之后，人们的一切行为自然会以这种文化为尺度，合者褒之，不合者贬之。也就是汉初说诗者所谓的“美刺”。
后人极为反感汉代人的“美刺”说，其实，这种美刺说恰恰合乎《诗经》时代作诗以及后来赋诗用诗的初衷。《左传》所载种种用诗引诗的记载，尽管是断章取义，但取义的目的都在于委婉地表达用诗者的情志，即借诗言志，或褒扬别人、或委婉地陈述自己的感受。
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可见诗旨之深。后人不喜欢孔子，这是每个人的自由。但作为春秋时期一位自觉的人文知识分子，孔子并非后人所说的那样是一个面目可憎的保守派。至少他这样说，反映了《诗》的本来面貌。
而后人读《诗》，敢于抛弃一切，只取《诗》的字面意义，因而，读起来无非男欢女爱，再加以一些后人想像之词，这样一部诗集自然喜欢读的人就多了。但遗憾的是，《诗经》也因此成了一部没有多大价值的歌谣了。
“诗亡而后春秋作”，想一想孔子说这句话时的沉重感，也就知道这句话的分量了吧。《诗经》标志着一个时代，而《诗经》创作的结束，也就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三千年后，我们重新踏入《诗经》现场，谁可以想像，那样一个时代竟是一片爱情、相思之音呢？
可能吗？这答案自己去想吧。
朱熹正是这么认为的，所以他无法解释这一现象，只好把这些诗打入“淫诗库”。
《郑风》中的这首《风雨》，无疑也是朱熹“淫诗库”中的一个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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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乱世中君子的可贵（2）
后世朱熹的粉丝们纷纷为之进一步申说。
想像一个美丽的女子吧，在风雨交加、天色昏黑的一个夜晚（？！！明明是白天吧，夜里怎么会鸡鸣不止呢？）仍然践约赴会，守候着“君子”的到来。一直等到雄鸡报晓（？莫名其妙！），“君子”方至。当她见到自己的意中人时，如同划破夜空迎来了一抹晨曦，焦灼不安的心情即刻平息下来，好似大病霍然痊愈，登时精神焕发，喜上眉梢，这显现的是一颗多么坚毅而又晶莹的心，一种何等诚挚而又深沉的爱啊。这样经过了风雨考验的爱情多么宝贵呀！
有的人则觉得这样的申说有破绽，取而代之以另一种解说。他们说，按常理讲，这样的天气，情人来相会的可能性要少一些。但热恋中的女子感到百无聊赖，这样的天气反而更容易引起她对情人的思念。于是她就开始幻想，谁知幻想更使她忧心如焚，心潮起伏，不能平静。可以想见：她这时的思念是多么的殷勤，期待又是多么的焦灼；也许她一会儿在倚门张望，一会儿在顿足骂天。正在她懊丧之际，出乎意料，情人却冒着风雨，带着满脚的泥水，来到了她的身边。这怎么不使她忧心如潮涌的心情转为平静而喜悦异常呢？
这样的想像力令人惊叹！但还是有人觉得不妥，这不是一对完完全全的现代恋人吗？于是，新说又起。
如《诗》学专家夏传才先生就一反常见，认为《风雨》这首诗不是写“相见乐”，而是写“相思苦”。他分析说：“每章前二句都以风雨鸡鸣起兴，风雨交加，天色昏暗，群鸡啼鸣，抒情主人公显然是在风雨之夜相思通宵而坐听鸡鸣的。”
别说，这样的观点倒是蛮有新意的。问题是“相见乐”与“相思苦”打起架来了，由谁来作评判呢？总不可能说三千年前诗人是故意这么写的，既可以是相见乐，又可以是相思苦吧。
于是又有聪明人提出更新的看法，他们认为，风雨是象征男女两性交合的情景，那么这首诗便是写两个人在做爱。诗中的女子享受了做爱的快感后，焉能不平静下来？焉能不喜形于色？焉能不有病自愈？依据便是《周易》，又印证了朱熹的淫诗说。
这可能就是诗的妙处。
问题在于，既然后人可以新意迭现，为什么就不允许汉人那般的说《诗》呢？动辄冠以“以诗附史”，或者斥之为经学家的胡言乱语呢？
在我，我宁愿相信毛诗的胡言乱语，也不敢接受现代人的妙论高论。
真正的诗，作者的用意只可能一个。这样理解也可以，那样理解也说得通，恰恰便是问题所在。
《风雨》中，从字面上来也看不出情人的影子。唯一一个“君子”，在《诗经》时代是贵族贤人的称号。我们没有必要给他加上“新道德”的帽子。“风雨凄凄”、“风雨潇潇”、“风雨如晦”，在诗中是兴，参照《诗经》时代的思维模式，所对应的便是社会的乱世。况且还有“鸡鸣不已”，这里的鸡并没有说明是那种打鸣的雄鸡。鸡鸣不停，显示的也是一种鸡飞狗跳、草木皆兵的氛围。这是一幅风雨交加，凄清寒凉，鸡声啼叫的景象。
“既见君子，云胡不夷？”，意思是见到了人们盼望的君子，还担心什么这样的现象不会平息呢？下面的“云胡不瘳”、“云胡不喜”与之构成递进关系。有了君子，社会乱象就会“夷”——“瘳”——“喜”。古典的君子，只有在乱世中才会感到他的可贵。
所以，《毛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