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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章

刘绪义诗经 心得-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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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诗说诗绝对不是说《诗经》的办法。人们都忽视了一点,那就是朱熹先是信序,继而反序,其转变的目的都是为他的《四书》和理学张目。
  汉儒重故训,宋人重义理。宋人之义理,多为沙上楼阁,旋筑旋颓。汉儒之故训,是者甚多,误者亦复不参。解诗者务在返本归原。牛有角,何劳去之;马童首,毋庸续之。
  在这首《丘中有麻》诗旨的争论上,有一个根本的问题被撇开了,那就是人们一开始就误解了《毛诗序》,以为他是讲《丘中有麻》写的是庄王思贤,实则是“国人思之”。
  “丘中有麻”,是说“麻在丘中”,比喻贤人在丘中。《毛诗序》说,丘中之麻是贤人被放逐后亲手种植的,也合情理。“彼留子嗟”的“彼”是指示代词一,不与本句中的“留子嗟”构成复指。相反,连起来,就是说,丘中有麻,那就是贤人留氏大夫子嗟(所亲手种植)。丘就是野,意即贤人在野。“麻”并不是后人所理解的那样,说是麻地中的麻,而可以是一种“比兴”手法,以麻喻贤人。下文的“丘中有麦”、“丘中有李”都是这个意思。
  通观全诗,《毛诗序》所说的诗意在于“思贤”并不是无所依据的。国人看到贤人在野,故而思之,盼望他早早回到朝中,能够给人们带来福祉。“贻我佩玖”,“玖”是一种仅次于玉的石,意味着给百姓带来好处、恩惠。
  若把贤人比美女,倒也淡妆浓抹总相宜。若仅仅只看到了美女,则显然不伦不类矣。
  

缁衣:古人的“细节决定成败”(1)
缁衣之宜兮,敝予又改为兮。适子之馆兮。还予授子之粲兮。
  缁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适子之馆兮,还予授子之粲兮。
  缁衣之席兮,敝予又改作兮。适子之馆兮,还予授子之粲兮。
  ——郑风·缁衣
  现代人读《诗经》,大都只看《诗经》里的风花雪月,思妇怨女,误以为这是我们的先人在歌唱爱情、追求爱情。实不知,这种风花雪月里却有大寄托,寄托着先民的理想,包括做人、处世甚至为政的理想之道。他们或歌颂或讽刺,把诗歌这种古老艺术发挥到了极致。
  《诗经》中饱含着为政之道。我国古代理想之道是什么?就是孔子他们归纳出来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孔子这种理想之道又是从哪里来的?绝不是因为孔子是圣人,就以为他是天才,他学无常师,熟读经典,就是从当时的“六艺”:诗、书、礼、易、乐、春秋中来的,而其中《诗经》是孔子思想的一个重要源头。
  古往今来,政治清明是人们最希望看到的对社会的描述。
  而要达到政治清明,在现代人看来,要靠法治;而在我们古人看来,要靠贤人。贤人就是有德有才的人。《诗经》时代,不是没有法,周礼就是法,但有了法,还得有人去执法、守法。法向来只针对被统治阶级,统治阶级是可以游离于法律之外的,古今中外莫不如此。但礼不一样,礼最初是直接针对贵族上层的道德要求,后来礼也适用于下层人们,成了全社会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贵族上层阶级不能失去礼,礼失或礼崩,直接导致的后果就是贵族沦为庶民,贵族地位的丧失。而下层庶民一旦掌握了礼这种贵族文化,他就可以跻身上层社会。春秋时期士阶层的兴起就是这样一个背景。
  贤人政治被现代人称之为“人治”。但在古代,却被视为为政之道的首要条件,是政治清明的重要保证。
  贤人是君子的别名,往往也是与小人,与恶吏、谗人相对立的。《诗经》中有好几首这样的诗。如《缁衣》、《卷阿》、《巷伯》、《巧言》等等,而《缁衣》又是其中最突出的一首。
  《毛诗序》说,“《缁衣》,美武公也,父子并为周司徒,善于其职,国人宜之,故美其行,以明有国善善之功焉”。
  武公就是郑武公,是郑国第二任国君。他的父亲郑桓公,《史记》说,“郑桓公友者,周厉王少子而宣王庶弟也。宣王立二十二年,友初封于郑”。郑国开国比较迟,却是春秋时期一个重要的诸侯国,桓公后来做了周天子的司徒,但在“烽火戏诸侯”之后不久和周幽王一起被犬戎斩杀于骊山。武公即位后,不久就灭掉了郐国,郐国为祝融八姓中妘姓支族后裔在中原地区所建诸侯国,在两周之际其统治区域包括今河南省的密县、新郑、郑州、禹县一带,武公灭郑后就迁都到刽国的都邑,改名为“新郑”。武公后来也做了周天子的司徒。《史记》还记载了他的一件小事,当时武公夫人武姜,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寤生,立为太子,一个叫段。但太子是倒着出生的,吓坏了武姜,武姜自然也不喜欢这个儿子,而段出生时很容易,武姜喜爱段,想立段为太子。武公生病临死前,武姜到病塌前请求武公废太子另立段为太子,但被武公拒绝了。从这件小事上可以看出,武公是不受枕边风影响的。所以,《毛诗序》所说武公“善于其职”看来不是虚言。
  《缁衣》歌颂了武公如何礼贤尊贤,给他做缁衣,坏了重新“改为”,旧了另外“改造”,不适宜了,另外“改作”;贤人没地方住,武公提供他免费的商品房(馆舍),贤人吃饭不方便,武公亲自打发人把饭菜送上门。所谓“三敝而三锡之”,“三就而三餐之”。
  故《礼记》引用孔子所说:“于《缁衣》见好贤之至”,《礼记》还有《缁衣》篇,记录了孔子的话:
  “子曰:‘好贤如缁衣,恶恶如巷伯,则爵不渎而民作愿,刑不试而民咸服。’”
  

缁衣:古人的“细节决定成败”(2)
在郭店楚简出土的《缁衣》简中,这一句则是“夫子曰:好美如好《缁衣》”。美与贤意思都差不多。可见孔子对《缁衣》的重视。
  自古以来,亲贤臣,远小人,就是明君的做法。君臣关系十分看重贤与不肖的区分。
  《论语》中子路问治国之道。子路问于孔子曰:“治国何如?”孔子曰:“在于尊贤而贱不肖。”子路曰:“范中行氏尊贤而贱不肖,其亡何也?曰:范中行氏尊贤而不能用也,贱不肖而不能去也。贤者知其不已用而怨之,不肖者知其贱已而雠之。贤者怨之,不肖者雠之,怨雠并前,中行氏虽欲无亡,得乎?”
  孔子自己是亲身领受过这种小人在朝的滋味的。小人或奸臣虽然不得势,但倒会生乱子,今天给你一小鞋,明天给你使绊子,明里搞不过你,暗里总有办法。
  《说苑·君道》载汤问伊尹任贤之道。伊尹回答:
  “故明君在上,慎于择士,务于求贤,设四佐以自辅,有英俊以治官,尊其爵,重其禄,贤者进以显荣,罢者退而劳力,是以主无道忧,下无邪恶,百官能治,臣下乐职,恩流群生,润泽草木。昔者虞舜左禹右皋陶,不下堂而天下治,此使能之效也。”
  好贤则进贤,恶恶则退罢,如此则“百官能治,臣下乐职,恩流群生”,孔子于三代兴亡治乱之际熟谂于胸,故于善善恶恶之关系自格外措意。《晏子春秋·内篇问上》也载景公问晏子为政之患,晏子答以“患善恶之不分”。孔子闻之曰:“此言也信矣。善进,则不善无有入矣;不善进,则善无有入矣。”
  孔子认为,善恶是互相敌对消长的,由此以见好善恶恶之不可稍怠,其与为政治国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小人进,君子则退缩,没有别的原因,显然是君主用小人之才而不用君子之德。小人巧于迎合并且显得颇为殷勤,挟其长处善于投其所好。
  历史上的许多经验也告诉我们,君主治国,其刑辟之繁省与其能否好贤恶恶,亦即能否求贤得贤用贤有一定关系。奸臣当道,恣意妄为,滥用刑法,法又管不着,礼也莫奈其何。而且,一个政府的官僚机制总是有一定限制的,这种小人多了,势必占据了大量资源,阻塞了贤人的进身之路,而关键的是,小人在位,极大地败坏了社会的风气。所以,君王须有真正的好贤恶恶之心,怀切实的求贤若渴之情,而后方能得贤;得贤而能真正用贤,然后才能“刑不烦而民咸服”。
  说到缁衣,还想起《吕氏春秋》记载了这样一件趣事:
  “宋有澄子者,亡缁衣,求之涂,见妇人衣缁衣,援而弗舍,曰:‘今者我亡缁衣。’妇人曰:‘公虽亡缁衣,此实吾所自为也。’澄子曰:‘子不如速与我衣。昔吾所亡者,纺缁也;今子之衣,褝缁也,以褝缁当纺缁,子岂不得哉?’”
  这故事是说,宋国有个叫澄子的人,丢失了一件缁衣,就到路上去找,看到一个女人穿着一件缁衣走过来了,他就跟上去,说,我今天丢了一件缁衣。女人说,你丢了缁衣跟我有什么关系,我身上的本来就是我自己做的呀。这个人说,你不如快些把衣服给我。我丢的是双层的缁衣,而你身上的仅仅只是单层的,用单层缁衣顶替双层缁衣,你还不划算吗?
  先秦时,人们喜欢拿宋国人说事,在许多典籍记载中,什么样的蠢事都让宋国人做了。这故事中的宋国人,倒还不蠢,算盘打得很响,这种人要是去做官,会不会成为一个贤人呢?
  应该说,贤人政治作为古代一种理想的为政之道,并非现代人所说的一无是处,它建立在“明君”的基础上。但是,衡量你是不是贤人,用贤人还是用小人,关键取决于明君的判断和选择。好比今天认不认可你是人才一样,关键取决于领导,而历史上的明君却实在不多。
  现代人流行这样一种观念:细节决定成败。《缁衣》中人君给贤人做衣服,说来事情很小,但正是这样一个细节,能够反映出人君待人之诚,用心之真。一个小小的缁衣,往往能够温暖一个人的心。用贤人还是用小人,往往只是那么一念之差,但事关进贤、退恶,关涉事功之成败,邦国之治乱,这能不能给现代人一些借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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缁衣:古人的“细节决定成败”(3)
读《郑风》,有一点颇为疑惑,十五《国风》中,郑风21首,是所有风中篇章最多的。而《郑风》在人们眼里一直又是名声不好的。原因在于孔子说了,“郑声淫”。
  《论语·阳货》中说:“子曰,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
  《论语·卫灵公》也说:“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武》,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
  “郑声”几乎一直被视为靡靡之音;亡国之音;成了一切不好音乐的代名词。
  “郑声”究竟是什么样的音乐?郑声是不是就是郑风?
  很多人以为,郑声就是郑风,或者郑声就包括了郑风。宋代朱熹就认为,“卫风,男惑女;郑风,女惑男”,把郑卫之风统称为淫诗。这种观点遭到了后来人的反对,而这些被认定为淫诗的其实都是情诗。
  其实,淫诗也好,情诗也好,只不过是换了个名字,其实质还是一样的。
  古者诗、乐、舞三位一体,这自然没错。但是,把苏东坡的《大江东去》谱成流行歌曲也未尝不可。实际上,孔子说“郑声淫”的时候,已经到了“诗亡然后春秋作”的时候了。也就是说,《诗经》的创作时代早已过去,春秋时代的引诗用诗都不是创作。
  我们从《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所载季札观乐开始,就可以知道,郑声与郑风其实是两回事。
  季札观乐的顺序是周南——召南——邶风——啵纭婪纭醴纭7纭敕纭俜纭胤纭悍纭品纭路纭Ψ纭⊙拧笱拧獭U飧鏊承蛴虢裢ㄐ械摹妒匪承蛴行┎灰恢隆>咛宓健吨7纭肥保蹲蟠吩兀
  “为之歌郑,曰:‘美哉!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
  “曰”字后面是季札的评论。季札既然称“郑声”“美哉”,可知“郑声”仍属“和”的范围。唯其如此,才可能使包括魏文侯这样政治上颇有作为的人都感到“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桑弘羊认为“好音生于郑卫,而人皆乐之于耳”,嵇康也说:“若夫郑声,是音声之至妙。”既然如此,“郑声”又何以“淫”呢?原因就在于“郑声”过于细腻,突破了“中和之音”的标准。孔子称“郑声淫”,“淫”者,过也。正如明代杨慎在《丹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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