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明地带-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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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明地带》目录
药品回扣
　　在一片“看病难，看病贵”的呼声中，“药越贵越好卖”已成为医疗行业公开的秘密。医药代表贿赂医生，医生多开药开贵药，甚而不顾医德滥用药。医院和医生的收入逐步提高，患者却成为最终的埋单者。
　　医生奖金
　　昧着良心，可得到丰厚的收入。捍卫良知，收入比门卫还低。常宁市中医院部分医生，拒绝执行“以钱为本”的经济管理方案，与院方产生尖锐矛盾。
　　药价之谜
　　他举报揭开药价高昂的秘密。他举报揭开假药泛滥的根由。一位药剂师长达12　年的艰辛举报，从举报一家药厂到起诉国家药监局，他是一个人在面对一个庞大的体系。
　　官员之死
　　一名县供电局副局长神秘死亡，引发家属关于当地检察院办案手法的质疑。是刑讯逼供还是意外致死？全国先进检察院是否执法犯法？死亡背后到底有什么隐情？
　　法官索贿
　　一张借条却有两种说法，要靠测谎专家判断真假。100　万巨债凭空而降，当事人有冤难诉、有家难回。法官索贿不成，居然启动法律程序索要钱财。3　场官司历经10　余年曲折，仍未了结。
　　涉嫌嫖娼
　　他到底有没有嫖娼？她到底有没有卖淫？他们是否容留卖淫？副厅级干部涉嫌嫖娼，一波三折。派出所所长收受贿赂，趁机敲诈。百名人大代表联名上书，要求重审。如果当事人的身份不是高官，事情又会怎样发展？
　　短信惹祸
　　法治蒙羞，祸从“诗”降。重庆市彭水县一个谨小慎微的职员，因为一条针砭时弊的短信，被控“诽谤”，锒铛入狱。一个月后，因为媒体的介入，才被无罪开释。一场从天而降的牢狱之灾，就这样戏剧性地开始，又戏剧性地结束。
　　头骨碎裂
　　他不戴帽子不敢出门，阶梯状的头颅会吓到路人。他语速迟缓、记忆衰退，头部受损的后遗症无法逆料。一场恶斗因讨薪而起，是工头不义，还是制度缺陷？谁该为他破碎的头盖骨负责？
　　民工被砍
　　36　名皖籍民工怀揣着辛苦讨来的３万余元工钱回家，路上却遭到一场血腥的砍杀，凶手竟是工地的老板。工钱付了医药费还不够，眼看医院要停药，他们在这个举目无亲的城市四处求救：信访办、公安局、红十字会、救助站……无奈之下，他们只能带着伤痛回家。
　　“钉子”老范
　　停水、停电、被打、被砸，这是几家钉子户的生活。上访、听证、谈判、堵路，他们要争取公平的赔偿。有人批他们阻碍城市建设，有人赞他们捍卫公民权益。无论如何，“钉子户”已成为当下中国的特色词汇。
　　最牛“钉子户”
　　僵持3　年，最牛“钉子户”惊现重庆。到底是开发商无理，还是拆迁户刁蛮？孤岛小楼屹立不倒，既是弱势一方的顽强抵抗，也是强势一方的理性克制。有人说，这一事件对物权法的普及作用巨大。
　　强制拆迁
　　拆迁，从政府规划到开发商利益，谁是赢家？拆迁，从评估、强拆到法律维权，谁付出代价？越建越高的写字楼，日益高档的住宅楼，城市每天都在发生变化。然而，在他们脚下，在那些地基之上，原来生活于此的老百姓，他们的命运也在变化。
　　留守儿童
　　父母外出打工，孩子留在农村家中。中国亿农民常年在外地务工，产生了数千万留守儿童。他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在孤独中期盼着被爱，在残缺中守望着亲情。
　　小孩丢了
　　经济发达的东莞，目前成了儿童丢失的重灾区。几乎每个月都有儿童失踪，失踪过程让人防不胜防，孩子流落何方无人知晓。被警方救回的孩子只是少数，大部分孩子音信全无。
　　十年寻子
　　同一地区儿童连续失踪，家长十年“寻子”，发现失踪儿童背后的巨大市场。失踪儿童到底去了哪些地方？他们的命运如何？分离骨肉是否会有团聚的一天？
　　丐帮调查
　　大学生，乞讨者，两个不同群体发生碰撞。深入救助站，远赴“乞丐村”，揭秘城市职业乞讨人员的真实生活。挨饿、受冻、甚至被打，却没能阻止这些乞讨人员不断涌入城市。乞讨，是他们的生财之道，还是真的为生活所迫？
　　反串艺人
　　他们是反串艺人，隆胸手术让他们反串人生。他们轻松地接受了身体上的冲突，但是家庭、社会的冲突却让他们变成孤立的群体。他们只能用貌似强大来掩饰自己的害怕和不安。
　　爱人同志
　　据官方数字统计，处于性活跃期中，中国男同性爱者约占男性人群的2％　至4％，人数在500　万至1000　万。而学者估计，大陆的同性爱者总人数约有4000　万。这一庞大数字背后是一个被日益边缘化却无法再忽视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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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用透明驱走黑暗
曾子墨
　　“透明”这个词，在政治学里有很多隐喻，在媒体业中有特定含义，对于一个旨在驱赶黑暗的政府来说，失明是危险的，透明是必须的。
　　不论身处什么社会，不论身处何种体制，都难免出现腐败与黑幕。要紧的是，我们不能轻松地把这些黑暗归咎于人性之恶的难以阻挡，或是制度缺失造成的必然代价，司空见惯，听之任之。
　　其实，每个人都有责任和义务用透明驱走黑暗。也许我们媒体能做的，不过是朝黑暗的角落照一束手电光，或者趁天好，把些霉物旧货摊出来晒一晒。阳光，能杀毒灭菌。透明，使黑暗逃遁。仅此而已。
　　真正让人感佩的，是那些斗生小民的韧性、勇气与战斗力。举报药品回扣而备受打压的医生、举报药价猫腻而失去工作的技术员、在拆迁废墟中坚守两年多的七旬老人、东躲西藏不向司法腐败低头的厂长……这些人，像黑暗中的一道阳光，照亮了一片，使这个社会求真向善的价值观不致完全沦丧，使我们对于公平正义的梦想依然抱有希望。这些人，淹没于人群，游走于边缘，渺小平凡如一粒微尘。然而，即使微尘般的种子，也能顶起泥土，冲破黑暗，享受阳光的照拂，发芽生长。有他们在，社会的良知，才得到安顿。
　　本书还讲述了社会边缘人群的生活方式。从古至今，从东到西，在每块人类聚集的土地上，都有这么一群不为主流社会所关注，不被主流价值观所接受的人。他们默然而生，他们孤独而死。但是，在今天，在一个文明的社会里，基于人道主义的关怀，任何一种边缘人群，都应该得到作为人的尊重和理解。
　　西谚说：“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无论接不接受，没有制度约束的道德是靠不住的，没有监督制衡的权力是注定要腐化的。而这一切，大概只有走上媒体用舆论透明搭建的桥梁，才能最终达到光的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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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回扣（1）
在一片“看病难，看病贵”的呼声中，“药越贵越好卖”已成为医疗行业公开的秘密。医药代表贿赂医生，医生多开药开贵药，甚而不顾医德滥用药。医院和医生的收入逐步提高，患者却成为最终的埋单者。
　　张曙，51岁，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急诊科医生。1996年，他开始向安徽省卫生厅举报其所在医院的医生收取回扣的问题，揭示出医药行业内尽人皆知的潜规则：越贵的药反而越好卖。
　　子　墨：您是怎么发现药品回扣问题的？
　　张　曙：这个问题不仅发现，实际上最初我也是参与者。那时候大家收入都不高，回扣也少。我记得给病人开他需要的化验单，最初开单出去，一张10元钱，两张20元。一个月多了20元，下雨出门“打的”就方便些。当时也觉得医生很辛苦，两张化验单给点回扣是可以的。后来发现少数药品也有回扣——你开了药，他给你几元钱回扣，觉得这也不错，这样一个月有30元钱的回扣。后来又发现其他科室回扣的数额比较大，有些医生的回扣相当多，多得已经不是合理检查、合理用药了。反正到最后，哪个单子有回扣，不管病人需不需要，医生都开；哪个药能得到好处，就开哪个药。
　　张曙至今仍保留着20　世纪90　年代他用来收取回扣的一个信封。信封边缘上的一行小字记录了他曾经收取回扣的金额：3月1　日到31　日，用了3　盒，1盒4　元钱，一共12　元钱。
　　子　墨：您第一次拿回扣是什么时候？
　　张　曙：应该是1994年夏天，有个病人需要做两个检查。我们医院门诊部在繁华的市中心，病人要做的检查在医科大学的检验中心，两个地方相距不到5里。我就开了两张化验单，让病人到检验中心去检查。这两次检查当时认为是需要的。然后就拿了20元钱回扣。
　　子　墨：开化验单之前您知道会有提成吗？
　　张　曙：不知道。钱送来了，才知道有回扣。
　　子　墨：拿到钱那一刻，您怎么想？
　　张　曙：当时很高兴，这是额外的收入，很高兴。
　　子　墨：会觉得这是应得的收入吗？
　　药品回扣　张曙张　曙：当时没想那么多。那时候医生普遍认为其他行业要比医务人员轻松，还有或多或少的灰色收入。医生学历高一些，工作辛苦一些，但是总的收入可能比其他行业还少一些。
　　子　墨：1994　年的时候，您一个月挣多少钱？
　　张　曙：我记不清楚了，大概一个月两三百吧。
　　子　墨：那时候拿回扣能占到整体收入的多少？
　　张　曙：很少，开一张化验单10　元钱，一个月开两张就20　元钱。但也有人开得很多，有这种情况。
　　子　墨：什么时候发现药品也存在回扣？
　　张　曙：大概是1995　年，药商找到我们，每人给一个信封，里面装了10元钱，还要请我们吃饭，我没去。当时拿到10　元钱还是蛮高兴的，他们说这种药你要用的话，以后每开一盒药有两元钱好处。我记得那种药大概是降血脂一类的，后来我也没用。
　　子　墨：找你们的药商多吗？
　　张　曙：一开始很少，到2005　年就非常多了，我收到的药商名片很多。
　　子　墨：药商怎么和医生接触？
　　张　曙：药商也是一个行业，是一种就业方式。药厂的药到经销商那里，经销商找各大医药公司，医药公司再把药品招标到医院，让医生来用。因为每个月都有新药到医院来，医生也不知道那么多，药商就要向医生介绍新药，介绍的时候，要带说明书，递名片，说明这种药有什么治疗作用，有什么副作用，然后还要带一句话，这个药如果用的话，有多大比例的提成。　。。

药品回扣（2）
子　墨：一般提成比例是多少？
　　张　曙：过去提成比例少一些，5％到10％。这两年一般药品的回扣在20％左右。如果一盒药卖50元钱，医生开一盒可以得10元钱回扣。
　　20％　的回扣比例是药厂向医生行贿的通行标准，不仅安徽如此，全国各地的情况基本类似。2006年1　月河北顺平县的医疗回扣案中，办案人员查明，医生每开一支70　元的头孢他定，药厂就会提供10　元的“处方费”作为回扣，这个比例也刚好接近20％。
　　子　墨：20％的提成是专门给开处方的医生吗？
　　张　曙：药商还有另外的费用，比如招标费用，就是让药品能够进到医院。医生开处方的提成比例在20％左右，有的高一点，有的低一点。
　　子　墨：中间还有其他人拿提成吗？
　　张　曙：像我们医院，有将近200　个药商，目前我知道的拿回扣的药有400　多种。哪个医生用了哪种药，用了多少，药商不知道，医院必须有人来统计处方。这是很重要的事，拿不到数字，药商的钱就没办法使。我们医院在2002　年8　月以前由药房统一登记处方，然后把数字交给药商，药商拿着数字找到医生。后来搞了一个计算机中心，由计算机中心统计。没有好处是不给统计的，所以药商也必须有好处给他们。
　　子　墨：您的意思是说药房或者计算机中心也会拿回扣？
　　张　曙：要拿，不拿的话不给统计，药商就没办法做。
　　子　墨：这部分比例有多少？
　　张　曙：不清楚。有些报纸讲有1％，但我没有直接证据。
　　子　墨：统计数字送到了药商手里，钱怎么返还给医生？
　　张　曙：一般医药公司是跟医院领导层打交道的，向医生介绍药品的人是医药公司招聘来的一些年轻人，基本上是大学毕业找不到工作的人，或者医院职工的亲属，由他们来跑腿。他们每个月把好处送给医生，有的找到办公室，有的打电话，有的在街上给，也有在饭店里给的。
　　子　墨：您自己有过这样的经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