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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禁色的蝴蝶-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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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了香港社会文化保守的面向?这是本章力求阐述的重点,企图透过理论和电影文本的分析,看张国荣的“身体”(body)如何体现(embody)层次分明、质感丰富的*光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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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电视剧集的“反面人物”(1)
张国荣早期反面人物香港电台电视部制作的《岁月河山》之《我家的女人》、《临歧》之《女人三十三》,以及《屋檐下》系列之《十五十六》和《死结》,是张国荣早期的电视演出,却不约而同都是扮演为世不容或反抗主流社会意识的角色,当中涉及*、通奸、姊弟恋与第三者等“反面”形态。这些被分派的故事人物,都拥有杂而不纯的特性,同被社会道德判定为“偏差”的行为,而当时脸孔仍然稚嫩的张国荣,却以细腻的感情、敏锐的身体语言节奏,揣摩每个人物的内心世界,再以自然的意态具体呈现这些角色的言行举止,尤其是《我家的女人》的演出,更奠立日后《胭脂扣》的人物原型与基调。
  《临歧?女人三十三》讲的是忘年恋和姊弟恋,饰演年青作曲家毛毛的张国荣,恋上比自己年长的舞蹈家李珍妮(郑佩佩饰),珍妮被丈夫抛弃,在女人三十的关口上踟蹰不知去向,婚姻的失败导致她对感情不再信任,而面对比自己年纪细小的小弟毛毛,旁人的眼光与非议更令她彷徨退缩,只有毛毛一人义无反顾地力争到底,他甚至坚持相信自己喜欢的东西一定要由自己争取,自己的生活要为自己而不是别人作决定,而世上也没有一项规条命定离婚的女人不能再爱,或有年龄差异的人不能走在一起。这些激烈的对白,出自充满叛逆意味的毛毛身上,不但是对姊弟恋的勇敢宣言,也是对世俗规范的宣战。张国荣这个角色的演出,虽是属于非常态的异质人物,却包含正面肯定的信息,不似得《屋檐下》的人物形像,变成反面教材的示范。
  《屋檐下》系列的《十五十六》和《死结》,张国荣担演的都是问题家庭的青年。前者母亲缺席,只有一个未能身教言教的父亲,常常带着子女一起争看*杂志《花花公子》(Playboy);后者父亲从未现身,只有一个不问缘由、过分溺爱及纵容儿子的母亲,张国荣的角色就这样被编剧编订为反面教材,是用以教导当时时下青年的坏榜样。例如《十五十六》真正的主角其实是由贾思乐饰演的阿忠,他出身草根阶层,家教严谨,性情纯朴,却在青春期对男女爱情迷惘的时候,遇上张国荣饰演的富家子阿Joe,阿Joe的颓废堕落、开放的男女观念与物质主义,险些“污染”了阿忠的清纯,使他走上歧途而不能自拔,最后阿忠的临崖勒马,一方面对比阿Joe行为的黑暗面,一方面也为剧集带来“正确”的道德意识,因为这部由麦继安编导的单元剧,是由香港电台与社会福利署联合制作的,基于“教化”的目的,整个剧情都充满“政治正确”的设定。只是,作为反面教材的阿Joe,由于张国荣跳脱的演出而扭转了原有设定的局面,变成引人入胜的焦点,那种不良少年的举止清脆利落,坐言起行,对比纯朴的阿忠温温吞吞的含糊态度,对生活和感情没有主见和摸不清方向,阿Joe的勇往直前,不标举高蹈姿势,更能吸引观众的视线,相信这是编导和监制始料不及的结果,尤其是剧集的主题信息是“中学生不应谈恋爱”、“青年男女应保持纯洁的友谊关系”,等等,今日看来,更显得迂腐和落后,从而益发彰显了张国荣饰演的“阿Joe”这个反面教材的前卫性。至于《死结》,却是一部集合情爱、暴力与死亡张力的剧集,片中张国荣饰演的阿Kit横刀夺爱,破坏了Winnie(陈安莹饰)与阿声(严秋华饰)的甜美爱情,最后导致阿声精神失常,暗设杀局,意图同归于尽;故事结束的时候,虽然三人及时获救,却各自承受未能复元的伤害和惩罚。跟《十五十六》一样,《死结》也是当时用以教化社会青年的作品,片中三人都不是良好榜样,他们的故事和下场都是用以警惕人心、移风易俗的;另一方面,剧中被爱情背叛的阿声尽管行为偏激,但出身单亲草根家庭的他仍以受害者的姿态出现,相反的,背叛他的女主角,以及介入二人之间的第三者,却彻头彻尾担任了负面角色,尤其是张国荣的阿Kit更绝不讨好,那种恃宠生骄、专横和意气风发,在在对比受害者的沮丧、失落和挫败感,成为负面人物最淋漓的表现,但却又出奇地带动了整个剧集情节与气氛的紧凑性,观众看着他横刀夺爱,也同时逐步走入危机四伏的境地中,因此,他尽管应是剧中备受批判的人物,最后却变成牵引剧情高潮起跌的核心。从这个角度看,便可看出一个演员如何借助个人独有的特质与技艺,改变观众对演出的接收与认受结果。

早期电视剧集的“反面人物”(2)
无论是《女人三十三》,还是《十五十六》和《死结》,张国荣被派演的都属于中产或上层阶级的子弟,享受丰盛的物质,喜欢我行我素,却缺乏完整或温馨的家庭,尤其是《屋檐下》的系列,扮演的更是危害社会秩序或人际关系的堕落青年,象征上层西化、颓靡、沉迷声色的生活形态,反照出七八十年代香港对富裕阶层的定型观念,赞扬从战后奋发而来的普罗大众。张国荣“反面角色”身上的“异质化”,在这些光影里含有折射殖民西化*的气息,用以对比华人及草根社群纯朴的风貌,尤其是《十五十六》中张国荣与贾思乐的家居摆设,前者是豪华虚浮的西式,后者却是低下层屋蜗居的俭朴,用以互相比对出身不同的人物教养和道德水平的高低。说实话,若从演员的外形来看,中葡混血的贾思乐应该更能象征殖民西化的痕迹,但这样的角色却落在脸部轮廓充满反叛棱角的张国荣身上,不能不说是一种特意的安排。当然,长得满有贵家子弟骨格的张国荣不可能演出草根人物,但归根究柢,还是因为张的异质风格,更能切合和显现编导心目中对上层西化阶级的批判。
  同样,以二○年代农村社会作为时代背景的《我家的女人》,张国荣饰演大地主的儿子,也是来自有资产的家世,而这部结构严密、故事完整、象征丰富的剧集,进一步将张国荣的异质形貌推向情欲的层次。故事讲述张国荣饰演的景生在省城读书三年后回乡祭祖,适逢七十岁的老父再纳新妾,新妾名唤美好(陈毓娟饰),只有十*岁,比景生年长一岁。由于二人年龄相近,朝夕相处,便渐渐生出情愫,加上美好自嫁入黄家后受尽欺凌、白眼和压制,景生身上带有新文化和自由空气的特质便深深吸引了她,二人的恋情终于爆发私奔的行为,却不幸失手被擒,美好被麻木凶暴的乡亲处以“浸猪笼”的极刑,香销玉殒,而景生只好带着哀伤离开故乡。表面看来,这是一个关于有悖伦常的通奸故事,但骨子里却是批判封建制度的落后和残暴,尤其是对自由恋爱的打压,以及对女性身体与情欲的剥削,更是揭露无遗,原因是原著作者李碧华并没有像《十五十六》和《死结》那样站在狭窄的卫道者立场,以传统的道德思想批判越界的情欲,相反,她的编剧笔触伸入禁闭的家长制度与男权意识的门槛内,揭示女性的青春生命如何被扼杀葬送。这种以异质人物对抗异化世界的观照,正好开拓了张国荣作为演出者最大发挥的潜力,他饰演的景生斯文有礼,处处不以自己的地位为尊,对下人、贫民一律以同等的态度对待,他对父亲侍妾(名义上也是母亲)的恋慕是由怜生爱,由爱生出反叛的决心。景生的存在,不但对比整个村落的势利、封闭、愚昧与蛮横,而且处处显得格格不入,他虽然是原生者,而且是大地主的继承人,却恍如外来人,因为他身上负载科学与*的新教育、新价值,使他异于周遭的环境与人群,包括他家族内部的成员。这样的人物特色,具有两层意义:他既是这个落后农村文化的旁观者,又是通奸事件的当事人(事实上他们二人只有越礼而无越轨),既旁观美好青春生命的燃烧与熄灭,也是导致悲剧来源的始作俑者。可是,景生的角色并不完美和完善,甚至带有不可原宥的弱点,不错,他代表开放、文明、平等、博爱和自由,但他怯懦、退缩,缺乏行动力和承担感,甚至可以说他也是悲剧的制造者之一。例如当他和美好因私奔而被逮捕后,被押解祠堂审讯,面对乡亲族长的责难、威吓和暴烈对待,他只缩起双肩跪在一旁低头干哭,完全没有为自己或美好抗辩,到众人以菜刀和生鸡要挟他立誓时,美好不忍他受到牵连和惩罚,毅然一力承担所有罪责,坚称景生是无辜的,恋奸情热完全由她一人挑引起来,至此众人释放了景生,却把美好带到河边处决。在这生死存亡之际,景生依旧噤若寒蝉,这种萎靡、怯懦和退缩的表现,使得这个原本代表新价值、新思维的角色一下子崩散下来,退一步沦为封建文化的参与者,而没有丝毫抗争的力量和意识。张国荣的演绎,恰如其分地表现了这个角色人物多重矛盾的性格,他的青春与朝气勃发,为这个死寂的村庄和美好干枯的生命带来生机,但他内层的畏惧与意志力的单薄,使他不能贯彻始终,成为只有理念而无行动、只有柔情而无力量的负义者,这活脱脱就是十七年后《胭脂扣》十二少的原型,因怜而爱,却未能因爱而共赴生死!
  《我家的女人》是一部不可多得的精彩小品,李碧华的剧本与张国荣的演出更是天衣无缝的组合,他们共同对异质情欲与异质人物的同情与归向,使得这部作品在年月的洗礼之中仍带有超前的意味,尤其是当时只有二十四岁的张国荣,能不愠不火地掌握一个双重性格矛盾的人物,表现其处于禁闭环境的无奈与哀伤,糅合了爱和怨,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而使观众唏嘘不已。二十多年以后,张国荣仍心系景生这个角色,曾不只一次向李碧华和外界透露要重拍《我家的女人》,并由他亲自执导,用自己的艺术眼光再现这个为世不容、异于常态的恋爱故事,可惜出师未捷而人已逝去,相信这是编剧和观众永远无法释怀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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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男”色调:《梦到内河》与《金枝玉叶》(1)
电影中的男*调先前说过,性向的异于常态,也仿佛造就了一个“变形”的或“转型”的身体,因此,酷儿者由“身体”而来的*性相,常常是被打压的对象,穆恩(M。 Moon)与塞吉维克()在讨论后资本主义的消费社会时,慨叹“肥胖者”与“男同性恋的人”同是被歧视的类别,因为他们既不合乎现代身体美学的原则,即纤瘦和纯净,而且背向经济向前发展的规律,如肥人代表食物的浪费,同性恋者象征病毒的污染。芭特勒的《性别麻烦》(Gender Trouble)则更进一步指出,许多医学与媒介的大众论述喜欢将艾滋病(AIDS)定性为同性恋者身份的符号,甚至将两者之间的关系等同,男女同性恋者的身体往往被视为带有病毒和被污染的载体,性向的“异常”带来“病变”的躯壳,世纪绝症是对干犯常规者的惩罚,而社会和政治为了打压这些性向的流播,便会通过建制厘定一套可供执行的法规,用以确立可被认可的性向、性别和身体,从而巩固异性恋霸权的中心地位,同时边缘化、非法化、彻底歼灭一切异类的存在。芭特勒的辩释,十分清楚和深入地剖析了异质性向与异质身体的关系,及其在主流社会制度中的处境,而且所谓医学或伪科学的论述,即所谓“艾滋病症”等同“同性恋人”、同性恋人的身体不符合公众及环境卫生条件的利益,等等,完全回响了福柯所言的“身体与性相被规训”的历史进程,而规训的目的就是为了扫除异类,统一和箝锁人*望的追求与衍生,使之易于操控、规划,使酷儿者无处容身。
  怎样的性向、*和性相,便衍生怎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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