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色的蝴蝶-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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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4：“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2）
研究“张国荣”差不多从零开始，既由于在“明星研究”的学术系统里，本地差不多没有先例可循，也来源自他充满分歧争议的形象庞杂芜乱，犹幸他的市场价值高，坊间刊印和发行的书报、图片册、唱片专辑、音乐录像及电视、电影光盘等丰富而层出不穷，在他离逝仍然不太遥远的日子，在追忆的烟火仍未熄灭的时候，仍可清晰的建构他的艺术历程——《禁色的蝴蝶》侧重张国荣于九○年代复出后的艺术成果，原因是这个阶段的他，已经摆脱了“流行偶像歌手”的窠臼，凭着日渐成熟的造诣及独立自主的意识，成功开创了他个人和香港演艺历史的新页；这个时段的作品，无论是歌曲的形式与内容、舞台上的动静姿态，还是电影中的人物类型和演绎，都比八○年代时期来得丰富、多变、深刻和厚重，可以说，九○年代至千禧年的张国荣，开启了前所未有的“阴柔”世纪，逐渐变成一个“族群的符号”、一个年代的变向与象征，彻底改变了香港“形象文化”的深度与广度，甚至在整个华人演艺的圈层中，再也找不到任何一个走得比他勇敢、潇洒和开放的艺术工作者。这是张国荣独家专有的仪范，因此，我以他的后期风格作为这本书的切入点——第一章“男身女相 ？雌雄同体”借用“性别操演”的观念，讨论张的“易服”如何带动酷儿的 camp样感性；第二章“怪你过分美丽”以“身体政治”的理论架构，分析张特殊的异质性相；第三章“照花前后镜”采取神话学和心理学的角度，探索张的“水仙子”形貌；第四章“生命的魔咒”却通过精神分析、抑郁症的学说，展现张演艺生命最后阶段的死亡意识。这四个章节洋洋洒洒的，都集中于张国荣淋漓尽致的美学形构，而最后两个章节则转向社会学与问卷调查的方法，阐释张国荣作为一个先锋的艺术家、充满争议的公众人物，如何被接收、评议，甚至攻击，当中又反映了怎么样的社会形态；第五章“你眼光只接触我侧面”写出张生前死后在报刊上的“媒介论述”，看他如何彰显香港传媒文化的黑白偏见；第六章“这些年来的迷与思”谱出他“歌迷文化”的盛世图像，并从而归纳他终极的艺术成就。当然，没有一个艺术家能凭空产生自己的风格，而是年月层层的沉淀、经验点滴的积聚，才能攀上艺术险峻的山峰。因此，我在追踪张国荣后期的艺术版图时，也必须常常回顾他前期试练的痕迹，例如九○年代对镜独舞的阿飞，如何在八○年代的《烈火青春》里早已现身，或银幕上风情意态直逼如梦如花女子的十二少，怎样回响电视时期《我家的女人》的性格原型。这些回溯，是为了联结历史，也为了印证今昔！另一方面，“书写张国荣”也不止这些角度，我的选择，既基于个人的偏爱，也源于对应哥哥对自我成就的肯定，舞台上的媚眼与探戈、水影里的凝神注视、嘴角的*和不屑，甚至是歇斯底里的狂呼、红着眼丝的自毁，无论如何是*雨散吹不去的！
在这漫长而艰辛的写作过程中，首先要感谢两个后荣迷时期的歌迷组织“哥哥香港网站”及 Red Mission的仗义帮忙，他们慷慨赠予的*集、图文书、剪报资料、网上留言，甚至海外发行的影碟“特别版”，让我霍然惊觉“歌迷组织”原来才是“明星研究”第一个重要的“数据库”，他们收集、储存、分档、评议的能耐持续数十年，而且往往夹着许多个人的年代记忆与时代风貌，成为论说的基本材料。此外，他们的热诚、投入、真挚与无私，也让我讶然感悟，原来人世间有一种感情是可以超越现实的功用价值、生命的血缘关系，甚至死亡的界线。当然，“歌迷文化”也有它的排他性，对偶像的倾注与崇敬容不下第三者，当中会有争持、固执、沉溺、迷乱，但唯其如此，才是人性真情的流露！我庆幸有机会参与其中，以一个“戏迷学者”的身份共同建立与“张国荣”的关系，是的，是“戏迷学者”（fan scholar），这是卢伟力给我的戏称，既与任姐的“戏迷情人”遥相呼应，也生动具体地说出了我个人的耽溺，于是便欣然接受了。在西方的论述里，总认为“戏迷”不适宜当“学者”，因为他 /她的情绪感性会破坏了学术研究所需的理智，而“学者”也不适宜担演“戏迷”，因为这样会妨碍论述对象的客观性 ；然而，我从来都不相信客观与主观、情感与理智等二元对立的公式，人的智慧、思想和情愫真的可以如此决绝地区分吗？况且，我也从来不觉得学术研究或学院规范有什么值得高蹈的姿势，那些框架、那些空间也不过是尘世间的寄身而已！因此，我将我的“张国荣研究”当作诗歌看待，在理论的建构中渗入个人诗化的观照、抒情的感应，因为研究的对象是“人”，便也不能用“非人性”、“非人格化”的笔触来对待吧？！或许会有人因而不喜欢，但这没有什么打紧，他们可以另有选择，套用张国荣的歌：“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如果写和被写的都被命为“异端”，那么他和她是不必强求的，因为世界虽然细小，但总有容纳和照耀彼此的国度！
最后还要感谢小思，自二○○五年四月开始写作这本书，她一直忧虑我的健康和精神状况，见面时的耳提面命，节日里的书柬留情，都让我在乌云密布、雷雨交加的日子感受蓝天白云的召唤，她说书写来“情根太深，一旦铸就，不能自拔，不过，如果这是命定，那也无奈”。也许小思是敏锐的，我在进行“危险的写作”，是在追寻张国荣的身影中铸炼自我，在层层剥褪的人格分裂里体验另外一个或另外一些生命——跟“死亡本能”的理论纠缠时，曾感应一些黑影在摇曳、一些声音在旋荡；在与哥哥对影互照的刹那，便仿佛明白艺术最孤独也最唯美的险境，使人狂喜也苦不堪言；在男男或女女的异色景观内，体悟人间色相终究是空，你你我我的四面环照，依旧敌不过岁月的寂灭！写作如同生死，人与书也无可避免的历劫几番，曾经因为情绪的狂暴而中途废弃，也因为不知名的病痛被迫躺在医院的睡床上，文字与意念散成碎片——这样的卷动，会带来无法回头的沉坠，但人世总要这样的走一趟，否则便白过了，我不过是像哥哥那样，忠于自己相信的理念而已！如今书稿已成，没有蜡炬成灰，却以一颗一颗墨黑的字体记印留痕……
后记：四月的蝴蝶
四月的蝴蝶
如果“死亡”是一个“蜕变”的仪式，我会用“蝴蝶”作为张国荣的死亡标记，那不单是因为来自《梁祝》的“化蝶”典故，在现代的诠释里带有酷异的身影，同时也为了蝴蝶斑斓的彩翅、层层剥褪生命的演化，符合了张曾在舞台上、镜头下的千面形态。张生前死后留下的最后歌曲，都与蝴蝶有关，林夕填词的《蝶变》诉说人面的多变与人心的善变，犹如蝴蝶从毛虫而来，令人捉摸不定也无从窥探表里的矛盾或一致；而周礼茂填词的《红蝴蝶》，却写生命瞬间的绚丽如蝴蝶短暂停驻，精致、柔美，但脆弱而且不堪一击！张国荣与蝴蝶，共有的贵族气质，在童话的原型里，象征任情率性、傲慢自我和浮游不定，而“死亡”或“化蝶”，或许灰飞烟灭，但光影里的声情仍能为张的倒影造像，回溯他生前死后的音乐、电影与图像，恍若再巡回 00 年 月的死亡仪式——四月是残酷的季节——英国诗人艾略特（T。 S。 Eliot）说的 ，当雨水混和泥土腐朽的气味，蝴蝶又再翻飞的日子……
难记兴亡事
二○○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我收到台北一个决绝的电邮，简短的几行话语深刻锋利，狠狠割断了隔空维系多年的感情丝线，然后我收拾行装飞往台北，准备出席辅仁大学电视电影系的应聘面试。月日的黄昏，我在台北金马奖的办公室和几个朋友一起吃饭聊天，商议年底的颁奖典礼怎样邀请张国荣出任嘉宾，然后朋友的手提电话响起，是一把女性的声音，告之张在香港跳楼自杀身亡，听罢我们一起嘻哈大笑，说不要玩了，大家正兴高采烈商议找他过来参展呢！可是握着话筒的朋友脸色越来越深沉，我们不等她说完便放下饭盒冲进有电视的房间，当文华酒店门外的救护车、警察和记者群出现于画面时，我们知道事态严重，只是仍有人不甘心，一面说这是“愚人节”的玩笑或网上发放的短片，一面不停地拨电话、发短讯，期求找出真相，或真相的另一种可能或不可能性。回到酒店，我打了一个长途电话给香港报馆的朋友，只简单地问了一句话，对方也只简单地答了一个“是”，我便放下话筒，上床睡觉了。
四月二日的清晨，站在镜前，扭开水龙头，热水和热泪的蒸气弥漫整个房间，我推开十四楼的窗户，潮湿的风使空气更加凝结，我把半个身子攀出窗外，没有车声、人声，畏高的我只听见啪啪作响的心跳。这时候，电话的铃声响起，是辅仁大学打来确定面试时间的，于是我便洗了脸、换了衣服出门去了。面试的过程很顺利，但我记不起自己说了些什么，也忘记到底是怎样回到香港的，只知道原来“创伤”是可以延宕的！后来辅仁大学寄来“聘书”，正式委任我的教职，但我拒绝了，除了道歉，我无法说出原因！
当某种“创伤”突如其来的袭击，人总会启动自我保护的机制将它压在意识的底层，使它不被认知，但这样的遏制，维持的时间不会太长，一旦破土而出，反震的力道足以摧墙裂壁、决堤淹岸——二○○三年的四月开始，我经历了连续百多天的失眠日子，每个晚上躺在床上有一种空空洞洞的黑在摇晃，当清晨六时白色的光微微漏入，我便安然入睡，再在八时醒来，但在白天我的精神很好，而且头脑清醒，因为我很清楚，必须保存这个躯体，“创伤”才不会离我而去！是的，张国荣的死，联结SARS的泪痕混合歌迷挥手送别的烟雨凄迷，当灵车转身、送行者哭倒跪地的刹那，这个城市的天空仿佛陷落；然而，张国荣的死也联系个人的际遇，在学院长时期的东飘西泊、在感情在线的迂回迷走，最后竟以一个“死亡”的姿态凝定一切的结局，于是，张的死成为个人生命的裂缝，经历年月的风沙而依旧清晰可辨。弗洛伊德说过有一种情绪叫做“悲伤的*”，指悲剧的力量是要让人懂得享受痛苦的经验，并且从中提炼和净化自我（Beyond the Pleasure Principle；），克里斯特娃也说这是一种“抑郁的愉悦”（melancholy jouissance），说抑郁的人拒绝自医或求医，因为这样才可以沉溺于哀痛的狂喜之中（BlackSun；0）。无论是“悲伤的*”还是“抑郁的愉悦”，都不过说出了人性与生俱来两种相反相成的力量——生存的意志中有死亡的本能，忧伤的情结里有自虐的狂欢与躁动，而且唯独是这些相反拉扯却又彼此相连的力量，才能成就艺术最高的层次，纵使这个至美的境界是短暂的、一瞬即逝的，如同张国荣的生命。
花月总留痕
在上海的朋友毛尖写道：张国荣的结局“似乎不能更完美了。我们会慢慢老去，变得跟《胭脂扣》里的十二少那样可耻又不堪，而他，则加入了天使的行列，完全地从时间中获得赦免。其实，应该说，很多年前，他就开始免疫于时间了，除了变得越来越凄迷，越来越美丽（ ）。”弗洛伊德也说短暂的东西都是美好的，因为它在生命最璀璨的时刻给永久保留下来，我们看不见秋去冬来的凋萎，所以便成了永恒；又说我们哀悼短暂而美好的东西，如生命，是因为我们感觉并且无法克服那带来庞大的失落（ On Transience ； ）。说得真好，张国荣的青春明艳，免疫于时间的磨损，因此，他在镜头里永远那么“*”地招手，然后再撇脱，转身离去，如同《阿飞正传》最后的一组镜头，走在葱绿的丛林里，永远青嫩苦涩的生命个体，背着镜头，将紧随和凝视他的人抛诸脑后，任由仍在凡尘里的众生千方百计猜度他远走的心意！于是我们哀悼，哀悼那逝去的失落，直到自己在秋去冬来之中凋萎。
“哀悼”（ mourning）也是一种仪典（ ritual），不单是俗世里的繁文缛节，同时也是心灵内的洗涤和救赎，唯有“哀悼”才可抵消“失去”的空落，才可填补那已不存在的个体感觉，而“写作”，本身也是这样的一种哀悼和仪典，既让死者借文字还魂瑰丽的生命，又可治疗生者周而复始、无尽无底的哀念，因为在写作的过程中，是生者和死者最亲密契合的时刻，生命仿佛游过死亡的领域而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