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最富争议人物的是是非非:张国焘的这一生-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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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学生想出了应对的高招，将活动方式改为推销国货。讲演团出去活动的时候，背上一个写着“提倡国货”四字的布袋，以挨家挨户推销国货的形式，执行原来的宣传任务。

五四健将（8）
6月1日，北洋政府又以总统徐世昌的名义接连下达两道命令：一是公然为曹、章、陆等卖国贼辩护；二是催逼各校复课，并查禁、取缔学生联合会等爱国组织。这两道无理命令，激起学生们更大的愤怒。张国焘召集讲演部职员开会，决定冲破禁令，恢复公开的演讲活动。
　　6月2日，张国焘和讲演部的核心成员身先士卒，以卖国货为名，走上街头进行讲演。他们从北大出发，经东安市场、王府井大街到达市中心，聚众发表演说。警察前来制止，双方发生冲突，张国焘、钟笃余、陈锡、倪品真、刘宝华、龙石强、刘云汉等7名学生被捕。在京师警察厅，张国焘等与审判官辩理。
　　“我们这次贩卖国货，一不影响外交，二不妨害秩序，警察为什么横加干涉？请你们说出理由，否则即使你们释放我们，我们也决不离开这里！”张国焘反客为主，质问道。
　　审判官说：“营业有规则，市场有章程，你们既不是店主，又不是走贩，都是些大学学生，应该专心读书，不要荒废学业。京师警察有保卫治安之职，可以拘扣你们。”
　　“拘扣吓唬不倒我们。”张国焘代表被捕学生表态：“如果当局认为推销国货违法，请依法惩办我们；如果不违法，要答应今后不得干涉我们自由售卖。”
　　审讯后，警察厅在向上司的公文中称：“一再晓导，该生等始终不悟……滔滔逞辩难以理喻。”
　　张国焘7人被捕的消息传出，各学校顿时炸开锅。6月3日，学生们冒着大雨，走上京城的大街小巷。每个讲演团前面都拉着一幅横标，上面写着：“牺牲自由和身体来救国的时间到了！”
　　警察们急红了眼，看见学生就抓。当日晚，学生被捕人数达170余名，均被监禁在北*科的讲堂里。
　　6月4日，更多的学生上街讲演。这一天，又有700余人被拘禁，关押在北大理科校舍。
　　全国最高学府变成了拘留所！
　　**爱国学生的行为，遭到社会各界人士的抗议，声援活动与日俱增。6月5日，上海日商内外棉第三、第四、第五厂的5000多名工人举行*。汉口、长沙、芜湖、南京、济南、唐山等地的工人也以*表示对学生的支持。工人阶级以*形式支持学生，使得爱国运动向广度和深度迅猛发展。继学生罢课、工人*之后，商界也宣布罢市，中国大中城市几乎陷入瘫痪。
　　为避免引发更大的社会风潮，北京政府被迫作出让步。6月6日，未遭逮捕的学生继续外出讲演，贩卖国货，警察不敢过分干涉。北大学生迅速写信给被关在警察厅的张国焘等人，告诉这一松动的迹象：
　　自兄等被拘后，弟已两次来厅探视，均被拒绝，不胜廑念。现在外界情形较兄等被捕时大有进步。政府前日拘捕千余学生，系囚在法理两科。现鉴于上海罢市，北京亦有摇动之势，已将监守学生之军警撤去。但学生以无端被拘，不能无故自释，现仍居住在法理二科，静候政府之办法。兄等在此可以安心静养，幸勿焦急。
　　同日，警察厅宣布无罪开释张国焘等人，这7人坐在牢房里纹丝不动。
　　“走啊，你们被释放了！”警察催促道。
　　“我们本来就没有罪，你们把我们抓起来。现在要我们出去也可以，一是要赔礼道歉，二是怎么样把我们抓进来的，怎么样把我们送回去。”
　　僵持了两天。6月8日，警察厅同学生协商，答应政府向学生谢罪、罢免卖国贼、不在关于青岛问题的条约上签字等三个条件。

五四健将（9）
同一天，警察厅派一处长出面向张国焘等7人当面道歉，然后用汽车礼送他们回校。
　　为祝贺被捕学生返校，陈独秀发表了传诵一时的《研究室与监狱》的文章，全文仅84个字：
　　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
　　文章虽短，但富有哲理，字里行间洋溢着战斗的激情和乐观主义的精神。
　　6月10日，北京政府宣布，罢免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职务。后来，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政府代表也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五四运动终于取得了最后胜利。
　　出狱后的张国焘成了名人。6月中旬，他代表北京*赴上海参加全国*成立大会。大会推举他负责总务方面的工作。
　　张国焘对总务处的工作不感兴趣，而把注意力放在向各省*代表传授讲演的技巧上。他制作了一个卖报的布袋子，每天早晨，背上装满《每周评论》、《星期评论》等爱国书刊的袋子，穿梭于街头巷尾，一边叫卖，一面向市民宣传。
　　晚间回来，*代表们均以惊奇的眼光笑着问：“喂，社会活动家，生意好吗？”
　　“成绩还不错。我们都要有这种深入民间的精神！”张国焘自信地回答。
　　六七月间，北京政府进行报复，将陈独秀和北京*的11位主要负责人逮捕。在上海的北京学生代表考虑到北京*缺乏得力人员，决定派张国焘立即赶回北京，组织师生和社会各界进行营救。
　　张国焘赶回北京，发现困难重重。有些同学非常悲观，认为以前要求拒绝签署和约、惩办卖国贼，那是声势浩大的爱国行动，政府不得不低头；现在正处在暑假期间，多数同学已经离开了学校，运动可能开展不起来。
　　在一次北大学生干事会会议上，张国焘呼吁：“我们应当坚决地行动起来，只要有行动，就会有声势，就一定会得到全国的支援。”
　　大多数同学支持张国焘的主张，公推他为北京大学学生干事会总务主任兼联合评议部主任。随后，他又当选为北京*总干事。在那些日子里，张国焘忙得不亦乐乎。他后来这样回忆：
　　我忙得至少有一个月没有回到自己的寝室去，疲倦了就在办公室的睡椅上躺一会，吃饭也在办公室里，日以继夜，每天工作十六个小时左右。一切工作如主持会议、指导内部工作、对外联络通讯、营救被捕同学、沟通各校同学意见等等，我都做到十分积极，学生会的阵容因此又坚强起来了。这对我个人言，也可说是实习了一课领导工作①。
　　这时，李大钊也在为营救陈独秀而绞尽脑汁。他们和张国焘，一个负责联系和动员社会名流、各校教职员工，一个负责组织各校学生。李大钊不仅对张国焘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还经常代他草拟一些重要文件。张国焘后来说：“从此，我和李大钊先生就成了不分师生界限的共同奋斗的战友。”
　　8月底，北京地方法院正式开庭审讯北京*被捕学生。开庭这天，张国焘组织一千多人去旁听，向法院示威。在各方面的压力之下，法庭宣告各被告无罪开释。这11位同学由*大队人马簇拥着回到学校，学生们沿途欢呼，场面非常热烈。
　　9月16日，北洋政府在关押陈独秀98天后，将其释放。北大同学在三院举行大会，热烈欢迎陈独秀出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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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任大会主席的张国焘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辞。他说：“陈独秀先生是北大的柱石、新文化运动的先锋、五四运动的思想领导者、我们可敬的老师。今天我们师生聚集在这里，为的是抗议北京政府非法逮捕他，对于他的遭受*，深致慰问；对于他的出狱表示由衷欢迎。”
　　陈独秀激动地当场发表演说：“我对于北大和全体师生所作所为表示万分地感谢。我身无长物，只有一身铮铮铁骨，不受压迫与威胁。今后无论在不在北大，我都要继续奋斗。”①
　　经李大钊介绍，张国焘认识了在北大图书馆当管理员的湖南青年毛泽东。尽管李大钊希望这两位蕴藏着巨大才干的青年人能够成为好朋友，但是，张国焘瞧不起满口湘音、穿着寒酸、热心与人攀谈的毛泽东（略）
　　张国焘、许德珩等北京*领袖拜谒，一语不合，引发激烈争论，炮声隆隆。孙中山慧眼识珠，赞许张国焘为难得的人才，　希望他参加国民党。张国焘诚恳地说：“我信仰*主义”。
　　北京的秋天是四季中最美丽的季节。艳阳高照，丹桂飘香，未名湖畔开满各式各样的*，姹紫嫣红，分外妖娆。透过北大校园，深秋季节可以望见香山枫叶，像朝霞，像绮锦，像燃烧的云彩。
　　校园恢复了平静，教室和宿舍又传来琅琅的读书声。已经是三年级的张国焘想集中精力，重理学业，完成各门毕业考试。他先后辞去了在北大学生干事会和北京*担任的职务。
　　张国焘想寻找一份宁静，北京政府不给他这个机会。1919年12月，京师警察厅加强了对五四运动中崭露头角的学生领袖的监视。北大代校长蒋梦麟和学生干事会负责人从各种渠道获悉，张国焘等人上了警署的黑名单，于是安排所有可能被捕的学生外出躲避，并派一部分人借此机会到各大中城市进行联络活动。
　　张国焘和罗家伦悄然南下，来到上海。
　　上海当时是各派政治人物聚集地。在这里，张国焘见到了仰慕已久的梁启超和孙中山，前者是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代表人物，后者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代表人物。
　　梁启超以领导戊戌变法闻名，后来成为“宪法研究会”（又称研究系）主脑。这个派系以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为机关报，发表文章，宣传以宪立国的主张，在京沪知识分子中很有影响。1920年春，梁启超从欧洲回到上海，张国焘专程前往拜谒，请教治疗中国社会痼疾的良方。
　　“老朽早已不问政治，准备将余生贡献给学术。”梁启超感叹自己二十余年从事政治运动徒劳无功，全然没有了当年张扬激昂、以身许国的气概。
　　在沪期间，张国焘还与国民党上层人物，如胡汉民、汪精卫、朱执信、廖仲恺、戴季陶、叶楚伧、邵力子等人进行了广泛的接触，特别是两次拜见了国民党领袖孙中山。
　　第一次会面是在刚到上海不久。一天中午，张国焘、许德珩、康白情、刘清扬在法租界吃过便餐，顺步走向法国公园。康白情指着马路那边一栋花园式的楼房说：“莫利爱路二十九号，就是孙中山先生的住宅。”
　　许德珩提议：“我们一直还没有拜访过他，现在不妨顺道去看他。”
　　“好呀！我和罗家伦本来商量要在最近几天去拜访他，可惜那位大文豪今天不在这里。”张国焘连声叫好。
　　四人穿过马路，走到孙中山住宅门口，向看门人说明来意。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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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谒大元帅须预先约好，没有预约是不可以的。”看门人说。
　　许德珩性子急，高声抗议道：“我们并非有求于大元帅，只是来拜访，难道没有预约就不能通报吗？”
　　正在楼下的廖仲恺听到外面的争吵声，急步出来，将他们引到客厅里，上楼通报孙中山。不一会，孙中山下楼来，接待他们。
　　张国焘问：“现在国事糟到如此地步，所以我们今天特来求教先生。”
　　孙中山没有正面回答，而是笑着说：“我愿意先听听你们的意见。”
　　正是意气风发、挥斥方遒的年龄，张国焘等人侃侃而谈。有的陈述学生运动和一般民众运动的情况；有的指出南北政局都是一团糟，追问孙中山有何方针和计划；有的批评孙中山只注重上层的政治活动，对五四以来的民众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不够重视。
　　这大概是孙中山听到的最尖锐的批评了。
　　“你们学生反抗北京政府的行动是很好的，你们的革命精神也是令人佩服的。”在交谈中，孙中山一针见血地指出学生运动的缺陷：“你们都具有非凡的宣传才能，善于写文章、组织大会、发动*请愿，但是，有一个问题，不知你们想过没有？你们最大的成绩也不过是集合几万人示威*，罢课、*、罢市持续的时间顶多只有几天，北京政府只要几挺机关枪就可以把几万示威的学生解决掉。我愿意给你们五百条枪，如果你们能找到五百个真不怕死的学生托将起来，去打北京那些败类，这才算是真正革命！”
　　在黑暗的中国，只有武装的革命才能打倒武装的反革命，这个道理当时热衷于学生运动的青年学生还不懂得。
　　孙中山的话刺激了张国焘等人，同声抗议道：“先生太小视今日的青年了。漫说是五百条枪，就是五千条枪乃至五万条枪，同学们也会托起来的。”
　　许德珩的火炮开始轰响：“看来，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