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 丛书-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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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藤新平的“###南北两分论”并进而占领整个中国的狂妄计划，因西方列强的牵制而一时难以实现。二十多年后，日本与俄国为争夺中国东北而爆发日俄战争，江藤的联俄计划归为泡影。从庚子事变八国联军侵华，到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皇帝，再到袁世凯复辟帝制、军阀割据，在20世纪初的若干年中，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社会陷入了一时的混乱，日本及西方列强趁机加紧瓜分中国。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的侵华理论又有了新的形态，就是主张在列强的中国瓜分中，日本要攫取尽可能多的领土与权益，这就是另一种形态的“###分割论”。其代表作有两种，一种是中岛端的《###分割之运命》，一种是酒卷贞一郎的《###分割论》。
先说中岛端的《###分割之运命》。
日本近代化的设计师福泽（9）
该书出版于1911年10月，也就是中华民国元年。这是一部以讨论“###分割”问题为中心的论文集，由二图11《###分割之运命》
日本对华宗教文化侵略（1）
宗教作为日本对华文化侵略的重要一翼，发挥了独有的作用。日军所到之处，必有神道教和佛教僧侣紧随其后。其中，在台湾岛的神道教神社有十几座，在东北地区的神社有二百九十多座，在中国大陆的神道教教会组织有六十多个，有日本当代学者把这些建在中国的神社称为“侵略神社”，一针见血地点出了神道教及其神社在日本侵略战争中的作用及功能。日本的佛教也纳入了军国主义体制中，在中国沦陷区建立的寺院、别院、布教所等不下于一百六七十处。大部分佛教宗派都公开宣称支持军国政府侵华国策，许多教派背叛了不杀生的基本戒律，成为鼓吹杀人的宗教。许多佛教上层人士写书撰文，表示支持侵华战争，并为侵略辩护；许多和尚做了从军僧，成为军队一员。
一、神道教在中国的登陆与“侵略神社”的设立
明治维新后不久，日本宗教界在“脱亚入欧”的时代选择中，很快认识到了宗教在西方文化对外传播、对外扩张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也意识到了和西方国家相比，日本在这方面的落后状态。于是有人提出要优先考虑在中国大陆及台湾、朝鲜等地开始日本的传教活动。明治九年（1876）7月，日本佛教真宗的东本愿寺的谷了然、小栗栖香来上海建立别院，开始传教活动，是近代日本宗教登上中国大陆的开始。随后，日本宗教陆续来中国开展活动，主要有：
第十四章日本对华宗教文化侵略1899年，佛教日莲宗在上海设立寺院
1901年，日本在台湾建成首座神道教神社
1902年，日本神道教天理教派在厦门设立神社
1903年，日本基督教会在天津落脚
1905年，日本佛教真宗本愿寺派在北京落脚
1912年，金光教在上海落脚
1915年，佛教曹洞宗在青岛落脚
1918年，妙心寺派在山东张店落脚
1920年，日本组合教会在上海落脚
1920年，古意真言宗在上海落脚
1924年，西山深草派在厦门落脚
1925年，きよめ教会在上海落脚
1927年，净土宗在青岛落脚
另外还有御岳社、大社教、扶桑教也在青岛、上海等地落脚。当然，并非所有在中国落脚的日本宗教宗派都有对华宗教侵略的动机，30年代之前日本在华许多宗教团体和设施主要是为在华日本人提供宗教服务的，规模也不算大，有些是经当时中国方面的同意才进行活动的。
但是，在台湾的日本神道教却有不同，神道教虽然也受到了中国道教的不小影响，但它是日本惟一的一种固有宗教，日本有些人认为神道教是日本“国体”的基础，《古事记》中记载的“天孙降临”的神话、天皇是“现人神”、天皇家族“万世一系”的观念，成了神道教的基本信念。由于神道教的这种性质，明治维新之后它自然地与天皇制帝国主义国体结合起来，成为地地道道的“国家神道”，而对进入中国的神道教而言，神道教一开始就带有宗教侵略的性质。在对华宗教侵略中，神道教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图37“台湾神社”神道教在中国登场首先开始于台湾岛。1895年日本人大举登陆并占领台湾，遭到了台湾人民的顽强抵抗。日本派遣北陆军中将、近卫师团长北川宫能久来台湾指挥镇压。此人在1895年10月28日“战病死”后，日本政府决定在台湾建立神社，将北川宫能久作为“神”来祭祀。到1901年，神社建成，命名为“台湾神社”（后改名为“台湾神宫”），这是日本在中国建立神社的开始。此后，日本有计划地在台湾推行神道教，建立神社。1934年，日本台湾总督府发布《台湾社会教化要纲》，强调要“努力以皇国精神的彻底普及来实施国民精神的教化”，要让台湾人体会“崇敬神社的本意”，并规定“将神社作为地方教化的中心”。而“台湾神宫”建成后，自然就成了台湾岛最大的“教化”神宫，日本总督当局规定每年十月八日作为台湾神宫例行的“祝日”，全台湾岛都放假，而学校的学生则被强制必须到“台湾神宫”搞“新年参拜”、“毕业参拜”，一有机会就组织学生集体参拜。
为了树立神道教的权威和中心地位，日本人还对台湾当地具有中国地方传统的宗教及其寺庙进行强制性清除，名为“寺庙整理”。关于“寺庙整理”问题，日本当代学者宫本延人在《日本统治时代寺庙整理问题》（天理教道友社1988）一书中做了较为详细的研究。林景明先生在《日本统治下台湾的皇民化教育》（东京·高文研1997）一书中，则以自己的亲眼所见，记录了当时“寺庙整理”的现场情况：
新义州的桃园郡守，决定将一个很大的寺庙拆掉，自己亲临现场指挥。他将壮丁团的人集合在布满纸钱灰烬的寺庙前面，说道：“日本国民没有参拜寺庙的必要。而应该参拜神社！”然后下命令：“哪一位先来动手拆？”但是谁都怕遭报应而不敢出手。郡守见状，从庭院走上台阶，站在神殿的高处，说：“哪有什么报应？你们既然那么害怕，看我来开个头！”说罢要走下台阶的时候，可能是因为太激动脚下没留神，一脚踩空而摔了一个跟头，脚崴了，疼得他大叫了一声。
“瞧啊！遭报应了不是？”此事一时在台北州流传开来，而这座寺庙也因此而幸免于难。（《日本统治下台湾的皇民化教育》第41～42页）
日本对华宗教文化侵略（2）
据林景明讲，不光是寺庙，日本总督府连台湾各家庭祭祀祖先的灵坛也让拆掉，而以祭祀天照大神的牌位取而代之。
据日本当代学者辻子美先生在《侵略神社》（东京·新干社2003）一书中提供的表格，日本占领和统治台湾期间，在台湾建立的主要神社如下：
神社规格神社名称所祭祀的神建立年月官币大社台湾北白川能久等三神1900年9月18日官币中社台南北白川能久1925年国币小社台中北白川能久等三神1911年2月28国币小社新竹北白川能久等三神1916年9月26日国币小社嘉义北白川能久等四神1926年12月24日县社开山郑成功1896年7月25日县社宜兰北白川能久等四神1901年3月7日县社基隆北白川能久等六神1911年2月23日县社高雄北白川能久等二神1912年12月5日县社台东北白川能久等三神1912年12月27日县社花莲港北白川能久等三神1915年8月19日县社阿堠北白川能久1918年1月23日县社澎湖北白川能久等三神1934年7月23日除台湾外，在中国，被日本神道教渗透较为严重的地区还有东北三省。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胜利后不久，于1905年10月最早建立了安东神社，来祭祀天照大神。接着，1908年建立平山神社，1909年建立抚顺神社，辽阳神社等，后来又建立了长春神社（后称新京神社）、大连神社等。在伪满洲国成立时，日本在中国东北的神社已达四十多座。到1945年统计，神社已多达二百九十五座。1936年，日本外务省专门出台了《在满洲国及中华民国神社规则》，对这些神社的性质、作用、管理和参拜等，都做出了详细规定。而且，除了神社之外，日本还在满洲建立了若干与神社的功能相当的类宗教场所，如“建国神庙”、“建国忠灵塔”之类。
除了台湾、东北三省以外的中国内地广大地区，日本的神道教也有相当的活动。日本的神道教有十三个宗派，在中国活动的有天理教、金光教、大社教、御岳教、扶桑教等五个教派。根据“东亚研究会”编写的《日本在支文化事业》一书提供的材料，神道教各派在中国内地各省活动情况如下表：
日本神道教在中国内地各省活动情况一览表：
布教所名称布教所地点开设年月大社教上海教会所上海北四川路新祥里大正年间大社教北京别院北京文昌胡同1939年扶桑教上海支厅上海吴淞路不详御岳教日月教会青岛金一路不详金光教北支布教管理所北京东单西观音寺胡同1939年7月金光教北京教会所同上1939年4月续表布教所名称布教所地点开设年月金光教中支布教管理所上海武昌路不详金光教天津教会所天津春日街1919年12月金光教济南教会所济南升平街1920年3月金光教青岛教会所青岛德平路1916年7月金光教上海教会所上海武昌路明治四十五年金光教汉口教会所日本租借中街1927年5月金光教香港教会所香港骆克道不详天理教华北传教厅北京东城礼士胡同1928年天理教上海传教厅上海靶子路1927年天理教台湾华南出张所广东多宝路1939年5月天理教崇文教会北京崇文门75号1936年11月天理教一心传道所北京苏州胡同1939年天理教晨光传道所北京西城宫门口不详天理教照心传道所北京地安门外不详天理教甲贺传道班北京西直门外1939年天理教抚养传道班北京1939年天津诚华教会天津须磨街1934年津门教会天津伏见街1931年3月天津教会天津浪速街14号1919年1月本华传道所天津吉野街1939年日本桥传道班天津富贵大街1939年济南教会济南南三马路1919年1月青岛教会青岛大连路1917年2月大青教会青岛武定路1920年1月山东省教会青岛荏平路3号1918年3月大唐教会青岛高唐路6号1935年5月大祖教会青岛周村路91号1935年5月日华教会青岛市场三路1921年6月大化教会青岛吉林路1921年1月奉青传道所青岛□山路1939年保定传道班保定唐家胡同1939年8月大同传道班大同1939年12月太原传道班太原活牛市街1938年通州传道班通州鼓楼南大街1938年上海教会上海弥勒路1916年5月中华教会上海施高塔路1917年1月肥崎教会上海北四川路1917年10月扬子江教会上海有恒路1923年2月长江教会上海北四川路1923年4月杨树浦教会上海麦克利古路1925年5月肥和传教会上海吴淞路同上东宝传教会上海汤恩路1925年小沙度传教会上海小沙度路1934年华德传教会上海北四川路1934年东上海传教会上海海宁路97号1936年黄浦江传教会北四川路1937年12月大冢传道所上海汤恩路7弄1939年矢野传道所上海海宁路1939年尔玉传教所上海历门定安路1939年□山传道所上海南市林荫路1939年越乃国传道班上海昆明路1939年福建教会福州南台1920年汉口教会汉###通路1927年厦门教会厦门仁安巷明治三十五年香港教会香港皇后大街1931年5月上香教会香港湾子利东街1934年11月（注：《日本在支文化事业》一书系蜡版刻印，模糊不清的字在上表中以“□”代之）
上述这些神道教教会组织共有六十多个，遍布南北各地，可见神道教在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网络。这些传教机构有的也建立了神社，如今多化为历史沉渣，已不可考。日本学者辻子美先生在《侵略神社》一书中，一针见血地把日本神道教在中国、朝鲜及南洋地区的这些神社称为“侵略神社”，十分准确地点出了神道教及其神社在日本侵略战争中的作用及功能。
日本对华宗教文化侵略（3）
而在日本国内，神道教及神社自然也成为煽动战争、鼓吹协力战争的最集中的场所。日本全面侵华后，许多神社都举行了各种活动，为侵略战争火上加油。如，1942年，橿原神宫外苑曾举行所谓“枪后（即后方——引者注）奉公大会”，全国有三十六个团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