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骨拼图-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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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柏把木片移到莱姆鼻子下面。
“有木馏油味——煤焦油蒸馏物，这是伐木厂在开始使用高压法之前，用来给木材防腐的东西。这木头可能来自桥柱、码头或铁路枕木。”
“也许我们遇到的是一个火车迷，”塞林托说，“今天早上的事也是发生在铁轨边。”
“有可能。”莱姆命令道，“梅尔，检查一下细胞压缩情况。”
库柏把木片放到复合式显微镜下面。“它是有受到过挤压的迹象，不过是顺着木纹，而不是逆向。这不是枕木，而是柱子或桩木，承重用的。”
一块骨头……一根旧木头柱子……
“我看到木头里面嵌有泥土，这能告诉我们什么吗？”
库柏拿了一大包白纸放在桌上，撕开外包装。他把木片移到纸上，从木头缝间刷下一些泥土，然后仔细检查着这些落在白纸上的小颗粒——点点散布有如黑白颠倒的星空。
“这点泥土够做密度梯度测试吗？”莱姆问。
所谓密度梯度测试法，是将泥土倒入盛有不同特定比重溶液的试管中。泥土会分离，每个颗粒会依据各自的比重悬浮在不同的位置。莱姆曾经搜集了纽约市五个行政区各种泥土的样本，建立起一个巨大的密度梯度资料库。可惜的是，这种测试需要使用大量的泥土，而库柏认为他们从木片上得到的泥土不够多。“我们可以试试，但这样就会用去所有的泥土样本。如果没有结果，我们就没有样本做其他实验了。”
莱姆指示他先用肉眼观察，然后再用气相色谱分析仪检测。
库柏拨了一小撮泥土到载玻片上，放在复合式显微镜下观察了好几分钟。“很奇怪，林肯。这是表层土，含有奇高的植物成分，但构成的方式却非常古怪，是一种完全分化、彻底腐烂的形式。”他抬起头说。莱姆发现他的眼眶下方被接目镜压出一道黑黑的印痕。他记得以前在实验室连续工作数小时后，这种痕迹会更加明显，有时刑事鉴定人员一走出资源组的实验室，迎接他的就是一片“浣熊来了”的呼声。
“用火烧它。”莱姆命令道。
库柏把一些样本放在气相色谱分析仪上，机器开始运转，发出嘶嘶的响声。“一两分钟就好。”
“在我们等待的时候，”莱姆说，“再看看那块骨头。我还是对它很好奇。用显微镜检查一下，梅尔。”
库柏小心翼翼地把骨头放到复合式显微镜的检视台上，附身仔细观察。“哇，上面真的有东西。”
“是什么？”
“非常小，是透明的。把镊子递给我。”库柏对萨克斯说，点头指向夹物镊。他接过萨克斯递来的镊子，小心地深入骨头的脊髓中，夹了一些东西出来。
“一小块再生纤维。”库柏说。
“是玻璃纸。”莱姆说，“再说得详细一点。”
“有弹性，有压痕。我敢说这不是他有意留下来的，没有切割的痕迹。质地和那种厚厚的玻璃纸没什么不同。”
“没什么不同。”莱姆皱起眉头，“我不喜欢他这种模棱两可的说法。”
“我们不得不模棱两可。”库柏开心地说。
“联想一下，猜测一下。我最恨‘没什么不同’了。”
“非常普通。”库柏说，“我最多敢说，这大概是肉店或超市的包装纸。不是保鲜膜，也肯定不是一般的塑料袋。”
杰里·班克斯从过道里走进来。“坏消息。制锁公司没有保留任何有关密码锁的资料。那都是机器随机生成的。”
“哦。”
“但有趣的是……他们说他们一天到晚接到警方询问有关产品的电话，但你是第一个想到通过密码锁的号码追踪嫌疑犯的人。”
“如果此路不通，光有趣有什么用？”莱姆嘟囔着，把注意力转到梅尔·库柏身上。库柏一边盯着气相色谱分析仪，一边直摇头。“怎么了？”
“泥土样本的分析结果出来了。但我担心这仪器可能有点故障，因为氮的含量太离谱了。我们得重做一次，这次用更多的样本。”
莱姆指示他继续做下去，然后把目光转回到那块骨头上。“梅尔，这是多久前屠宰的？”
库柏用电子显微镜检查了一些木头碎片。
“细菌滋生的还不多。这只小鹿斑比是最近才殉难的，或是刚从冰箱里拿出来不到八小时。”
“所以是罪犯刚买来的。”莱姆说。
“也可能是一个月前买的，冷冻到现在。”塞林托说。
“不，”库柏说，“它没被冷冻过，没有细胞组织被冰晶破坏的痕迹。而且它也不可能被冷藏那么长时间。它没有变干的现象，而现代的电冰箱都会让食物脱水。”
“这是条好线索，”莱姆说，“我们就朝这个方向追查。”
“追查？”萨克斯笑了，“你是说让我们打电话给全市所有的超级市场，找出昨天有谁买了牛骨头？”
“不，”莱姆纠正说，“是过去的两天里。”
“你想用哈迪男孩吗？”
“让他们继续做现在正做的事情好了。给在下城的爱玛打电话，看她是不是还在工作。如果她不在，去把她和其他调度员都召回办公室，要她们加班。给她一张全市超市连锁店的清单。我敢打赌这家伙绝不是为家庭采购，所以买的东西不会超过四样。告诉爱玛把范围缩小在买五样以下商品的顾客。”
“要准备搜查许可证吗？”班克斯问。
“谁妨碍我们，就向谁出示搜查证，”塞林托说，“但最好不用。谁知道呢，有些市民特别愿意配合警察，希望这次我们能遇上。”
“但是这些商场怎么知道是谁买了小牛腿？”萨克斯问。她已经不再像刚才那样冷漠了，但是音调还有些尖利。莱姆暗想，她的这种挫折感是否和自己时常体会到的那种感觉有相似之处——被浩繁的证物压得直不起身。对刑事鉴定学家来说，最常见的问题不是缺乏证据，而是可能的证据实在太多了。
“检查结账扫描机。”莱姆说，“它们会把购物记录存在电脑里，以供盘点和进货之用。你有什么想法，班克斯？我看到有念头从你的脑子里闪过。说出来，这回我不会把你打发到西伯利亚去。”
“呃，只有连锁店有扫描机，”这位年轻的警探指出，“还有数百家独立店铺和肉店，他们都没有扫描机。”
“说得好。不过我认为他不会去小店买东西。对他来说匿名是很重要的。他一定会在大商场购物，这样才不引人注目。”
塞林托打电话到总部联络中心，向爱玛说明他们需要调查的事项。
“我们给这张玻璃纸拍一张偏光照片。”莱姆对库柏说。
库柏把微小的残片放在偏光显微镜下，然后在接目镜上架起拍立得相机，拍了一张照片。这是一张彩色照片，一道夹着灰色线条的彩虹横贯其中。莱姆检视这张照片。这幅图案本身说明不了什么问题，但可以把它和别的玻璃纸样本比较，看看它们是否出自同一来源。
莱姆有了一个主意。“朗，找十二个特勤小组的警员到这里来。要快。”
“到这里？”塞林托问。
“我们要一起发动一次行动。”
“你确定？”塞林托又问了一次。
“是的，我要他们马上来。”
“好吧。”塞林托对班克斯点点头，班克斯立刻给霍曼打电话。
“现在，看看其他故意布置的线索——阿米莉亚找到的那些头发呢？”
库柏把一根探针刺入毛发里面，挑出几根放到相位差显微镜上。这种仪器能针对同一物体放射出两道光源，不过第二道光会略微耽搁一点点时间，由此形成不同的相位，使样本同时呈现在明亮与阴影之中。
“这不是人类的毛发，”库柏说，“一看就知道。这些是防护型毛发，不是绒毛。”
他的意思是，这些毛发来自动物的表皮。
“哪类动物？狗吗？”
“是不是小牛？”班克斯问，年轻人的热情又一次表露无遗。
“检查鳞状物。”莱姆命令道。鳞状物是构成毛发外鞘的微小鳞片。
库柏在他的电脑键盘上敲了几下，一两秒钟之后，屏幕上便跳出拇指般粗的鳞状长柱。“这得感谢你，林肯。还记得这个资料库吗？”
在资源组的时候，莱姆曾收集了大量不同类型的毛发显微图片。“我当然记得，梅尔。不过当我最后一次看到它们的时候，它们被装订成三大本。你是怎么把它们搞到电脑上的？”
“当然是用扫描仪。再经过JPEG压缩。”
JPEG？那是什么东西？短短几年时间，科技的迅速发展已经远远把莱姆甩在了后面。真令人吃惊……
在库柏对比这些图像的时候，莱姆又想起了那个困扰了他一整天，不时在心头浮现的疑问：罪犯为什么要留下这些线索？这家伙虽然令人恐惧，但不管怎么说，毕竟是一个生命体，一个会笑的动物。危险也罢，聪明也罢，让人害怕也罢，他的所作所为总得有个理由，有让他向欲望前进的动机。作为科学家，林肯·莱姆不相信偶然，随意或无聊之类的解释。即使是精神病患者，无论想法如何扭曲，也有属于他们自己的逻辑。他知道不明嫌疑犯八二三选择如此麻烦的方式向他们传递信息，一定有他的理由。
库柏叫了起来：“找到了。啮齿动物，可能是蝙蝠。毛发是剃下来的。”
“这算狗屁线索，”班克斯说，“这座城市里有上百万只蝙蝠。这根本无法缩小范围。这堆蝙蝠毛能告诉我们什么？”
塞林托闭上眼睛，嘴里喃喃地念叨着什么。萨克斯没有在意他的表情，她用好奇地眼光注视着莱姆。莱姆有些意外，她竟然没有领会绑架者传递的信息。但他什么话也没说。他觉得现在还没有必要把他的恐怖发现与其他任何人分享。
詹姆斯·施奈德的第七个牺牲者——也许是第八个，看你是否选择把那个可怜的小天使玛吉·奥康娜也算在内——是一个勤恳本分的外来移民的妻子，他们在这个城市下东区海斯特街附近组建了一个简朴的家庭。
真得感谢这位不幸的女人的勇气，治安官和警方才得以发现凶手的身份。汉娜·高德施密特是德国犹太人血统，在由她和丈夫以及六个孩子——其中一个在出生时死亡——组成的亲密家庭中，她深受敬重。
集骨者开着车慢慢驶过街道。他小心地把车速保持在限速以下，虽然他很清楚，纽约的交通警察不会为超速这点小事把他截住。
他在红绿灯前停下，目光瞥向另一块联合国会议的广告牌。他望了望广告牌上那一张张和蔼、微笑的脸——就像画在他住处墙壁上的那些怪异面孔——然后越过他们，看向这座将他环抱其中的城市。有时候，他偶尔抬起头，会惊讶地发现这些建筑是如此巨大，石头飞檐如此高耸，玻璃如此平滑，车辆如此炫亮，而人们如此卑微渺小。他所知道的这座城市，应该是阴暗、低矮、烟雾弥漫、充满汗水和泥土的气味。路人一不小心就会被马匹踩到，流氓无赖成群结伙地在街头游晃——有的才十一二岁——他们会用木棍或裹着橡皮头的铅棒敲向你的后脑，抢走你口袋里的手表和钱夹……这才是集骨者的城市。
尽管如此，有时候，他发现自己也挺喜欢这样——开着一辆漂亮的银色超级金牛福特轿车在平坦的柏油路面上奔驰，收听着WNYC的节目，像所有的纽约人一样，为错过一个绿灯而发怒暴跳，埋怨这天杀的城市为什么不许你红灯时右转弯。
他竖起耳朵，听到轿车后备箱里传来几声沉闷的撞击声。但是，周围的环境太嘈杂了，没有人能听见汉娜的抗议。
信号灯变了。
当然，即使在这个开明的时代，一个女人没有男人陪伴，胆敢在夜晚独自走上这座城市的街头，也是很不寻常的事。而在那个年代，这种情况就更加罕见了。但是在那个不幸的夜晚，汉娜没有别的选择，不得不暂时离开她的住所。她最小的孩子发了高烧，丈夫又正在附近一座犹太教堂虔诚地做礼拜。她出门走入夜色中，一心想着买帖膏药敷在孩子高热的额头上。在关上大门前，她对最大的女儿说：
“把门锁好。我一会儿就回来。”
但可惜的是，她再也无法实现自己说过的话了。她出门没多久，就遇上了詹姆斯·施奈德。
集骨者巡视着附近肮脏的街道。这片离他埋葬第一位牺牲者的地方不远的地区，就是所谓的“地狱厨房”。这里位于城区的西部，曾经是爱尔兰移民的大本营，因为聚集了许多年轻的自由职业者、广告代理人、摄影工作室和各具风格的餐馆，现在变得越来越有名气。
他闻到粪便的味道。眼前突然出现了一匹马，可他一点也不感到惊异。
接着，他发现这匹马不是从十九世纪跑出来的幻影，而是用来拖拉绕行中央公园、收取二十世纪现金的华丽马车的牲畜。它们的马厩就坐落在这里。
他无声地对自己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