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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章

煮酒论道-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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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玄宗天宝年间诏封列子为“冲虚真人”,宋徽宗宣和时又加封为“冲虚观妙真君”。冲虚,这个名字送给淡薄虚静的列子,倒是比较贴切:
  冲虚冥至理,体道自玄通。不受子阳禄,但饮壶丘宗。
  泠然竟何依,挠挑游大空。未知风乘我,为是我乘风。
  

龙虎天师--张道陵(1)
道教祖师张道陵,在传说中是一位可以降妖斩鬼、祈雨消瘟的仙人,最后白日飞升,成为上仙。但历史上真实的张道陵又是怎么样的?
  道教和道家之间有着千丝万缕般的联系,道教和道家所奉行的精神未必完全一致,但历来的道教无不以老子的《道德经》为最高经典。所以说起道家人物,不免也要谈谈道教的人物。而现在普遍认为的道教创立人,就是东汉的张道陵张天师。
  说起来张天师虽然奉老子为师,称之为太上老君(张天师说老子“一散形为气,聚形为太上老君”),但他确实是开创道教教派的第一人,在神仙中虽为四大天师之首,似乎尚有些委屈。
  张道陵是东汉末年的人物,本名张陵,“道”这个字是后来的门徒为了尊敬他而加上去的。据说他为张良八世孙,沛国丰县人,也就是现在的江苏丰县,靠近山东。张良晚年隐居山东的微山湖,所以其子孙就在这一带繁衍生息。
  我们知道张良曾从赤松子游,学道术辟谷,看来张道陵颇有一些先祖的遗传基因(如果用道门的话讲就是根骨不错),张道陵生性好学,博采五经,精研黄老之道,据说七岁时即能通《道德经》及河洛图讳之书,也是神童级的人物。张道陵曾任过江州令,也就是现在的重庆市的地方长官,可是不久张道陵就辞官了。这在如今看来好像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当时的重庆虽不像现在一样属于中央直辖市,但好歹是一把手,一方父母官。但“素有道根”之人的想法和一般人是不一样的,张道陵不久即弃官学道。葛洪《神仙传》中也说“天师值中国纷乱,在位者多危,退耕于余杭”。当时东汉末年,政治昏暗,官场腐败,危机重重,张天师激流勇退,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据说张天师先于北邙山(今河南洛阳东)、云锦山(今江西龙虎山)等地修炼。后来到了四川鹤鸣山传道,名曰:“正一盟威天师道”。中国本土的宗教——道教就此创立。说来这鹤鸣山非常矮小,貌不惊人,望之不似仙山,和蜀中名山峨眉、青城之类的相比简直就是武大比武松。张天师却偏偏选择在此修道,恐怕有点“醉翁之意不在酒”,意图不在于修道而是在于传道。
  传道和做生意一样,靠的是人气。鹤鸣山在成都市境内,人多,这是最重要的因素。而修道,却是“入山惟恐未山深”,越低调越好,生怕别人知道自己。张天师看中了“蜀民朴素可教化”,来这里的目的自然是传道。当然张天师也是有些本领的,他用符水给人治病,旧时有所谓“十道九医”,想来张天师也精通一些医术或气功之类的,也治好了不少人,因此信道者极多。张天师要求来治病的人先忏悔自己的过恶(这有点像基督教中要求向神父忏悔),如果病一时未好,那就是忏悔得还不到家。另外还要求入道者须交五斗米,俗人们记不住什么“正一盟威”这样拗口的话,就称其为五斗米道。
  说来古时所谓的五斗米,大概合现在的50斤米,笔者过教师节时也就发这么一袋米。不过据说当时四川人比较富裕,交这一袋米并不算太重的负担。后来入道的人越来越多,张天师就像天地会中有“青木堂”、“洪顺堂”等一样设立了分舵组织,当然名称不一样,叫做二十四治,例如:第一阳平治:在蜀郡彭州九陇县。去成都一百八十里;第二鹿堂山治:在汉州绵竹县界北乡,去成都三百里;第三鹤鸣神山上治……每治由祭酒分领,分管某个区域。我们看到,这样的组织有政教合一的色彩,果然,在张天师的孙子——张鲁(就是《三国演义》中的张鲁)这一辈,就发展成了割据一方的政权。张天师生平中确实可信的,大概就是以上这些事情。
  不过要按道教中的传说,张天师的故事那可丰富极了,大家可以参看《三言》中的“张道陵七试赵昇”一篇。但这些十有###都不可信。比如张天师的生年按道教的说法是汉光武建武十年(公元34年),到“白日飞升”时,张天师已经120多岁。我们来算一下:张天师所奉的教派又不禁结婚,那么不到30岁就应该有儿子,就算30岁才生儿子(这在当时已经够晚了),他儿子张衡就应该是公元64年生的,如果张衡再到30岁有儿子,张鲁就应该是公元94年生的,这样算到三国年间,张鲁也要有100岁了,但实际中绝非如此。白日升天云云,更是让人无法置信。但作为宗教,往往就是你不信也得信,甚至不能有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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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虎天师--张道陵(2)
张天师创立了道教,使得我国有了自己的本土宗教,说来也是颇有功绩的。但是,张天师的道教,有很多先天不足,好多做法并不让人敬服,从而造成了道教在人们中的印象并不是太好,给后来的发展也带来了很多问题。张天师的道教,虽然不能说和道家毫无关系,但其间的差别还是相当大的,早期的道教融杂着民间的巫卜之术、方士之术,道家思想成份很少。当然,随着道教的发展,道家经典如《道德经》等,也顺便得到了推广,后世的道教中道家的气息也越来越浓郁,但道教是道教,道家是道家,两者还是不可混为一谈的。
  

魏晋风度--竹林七贤(1)
竹林七贤,他们以老庄思想为核心,返璞归真,率性自然,“放浪于形骸之外”,这种飘逸洒脱的风神气韵,给这个本来以污血为底色的时代加涂了一层明丽浪漫的色彩。
  康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非常纷乱的时代,翻开中国历史名人辞典,大家会发现这个时期的“名人”,无论文人还是武夫,无论是美男子还是丑汉子,最后成为无头之鬼的相当多。用吾友赫连勃勃大王的话说就是“华丽血时代”。而此时,道家思想却又重新活跃起来,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人们奉行以老庄思想为核心的玄学,他们返璞归真,率性自然,“放浪于形骸之外”,这种飘逸洒脱的风神气韵,给这个本来以污血为底色的时代加涂了一层明丽浪漫的色彩。
  也许会有人奇怪,为什么此时老庄之说反而盛行起来?想想也不奇怪,在汉代,汉武帝用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使讲究君臣父子、三纲五常的儒学大盛一时。然而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皇帝走马灯般地换来换去,受禅台的使用率出奇地高,什么是君君臣臣,什么是王贼盗寇?谁抓住了兵权谁就是王侯。可以说,魏晋之时,是个信仰崩溃的时代,是个迷惘的时代,所以人们似乎突然就明白了庄子书中的什么“万物一也”、“悦死恶生”之类的思想,就像一个原本意气风发的男生,在失恋或事业失败后,突然体会到什么叫万念俱灰,进而捧起《金刚经》之类的书高诵:“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
  所以在魏晋之时,人们似乎于老庄之中更偏爱庄子。在此之前,《老子》一向被视做道家中的最高经典,而《庄子》并没有太多的人重视。而魏晋的名士们抓住了庄子中的齐物而观、畸人牟天、愤激嫉俗等特色又加以“发扬光大”,从而形成了非常独特的魏晋风度。而竹林七贤,就是魏晋风度的杰出代表。
  竹林七贤的名单是: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后人开列名单时之所以把嵇康放在第一位,大概正是因为嵇康名气最大,知名度最高。嵇康是我国古代非常有名的美男子,如果排一个中国美男的排行榜,嵇康肯定能进TOP10。《晋书·嵇康传》中说他“身长七尺八寸,美词气,有风仪,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饰,人以为龙章凤姿,天质自然。”说来史书中一般是不会像现下的通俗读物一样大写特写一个人的相貌好恶的,相貌这方面一般根本就不提,除非帅得惊人。但就像周瑜这样的帅哥,《三国志》里也只用了“瑜长壮有姿貌”这几个字来形容一下就算了。而晋书用了三十多字,可谓是破天荒了。
  通过上面的描述我们可以想象,嵇康身高至少有1米8以上,目如朗星,面如冠玉。然而,这并非最重要的,最难得的是嵇康由内向外透出来的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的那种高华气质,这是一般绣花枕头似的美男子难以企及的。看现在选出来的什么莱卡加油好男儿冠军、亚军什么的,哪个敢说有“萧萧肃肃,爽朗清举”的气质,哪个敢说有“岩岩若孤松之独立”的风采?就算他们不和嵇康比文学诗词(他们所有人捆一块也没有那个胆),就算比乐器,嵇康哥哥弹上一曲人间绝响《广陵散》,还不把评委都听傻。当然嵇康是何等样人,就算能来到当世,又哪里会参加那种比赛。
  嵇康哥哥虽然不会去参加好男儿的比赛,但洛阳城里的美眉想看一下嵇帅哥的身材还是有机会的。因为,嵇帅哥有个爱好——那就是打铁。据说嵇康原来比较穷,就学了铁匠的手艺,后来虽然发达了,但打铁这个事情成了他的业余爱好。每到夏天,嵇康就到一棵枝繁叶茂的柳树下,脱了上衣,露出一身白练也似筋肉在那里“乒乒乓乓”地打铁。魏晋时的美眉是比较“好色”而大胆的,既然敢向潘安掷果盈车,那恐怕偷看嵇帅哥的也不在少数。嵇康打铁时有个帮忙的下手,此人也非等闲之辈,他叫向秀,也是“竹林七贤”之一。据说和司马氏一党的钟会前来探访嵇康时,嵇康依旧自顾自的打铁,让钟会好生没趣,就此埋下了杀身之祸。但最重要的因素还是司马氏不容于他。钟会虽然可能也说了一些坏话,但如果司马昭不同意的话,嵇康也不会死,正像杀害岳飞的元凶并非秦桧而是赵构一样。文徵明《满江红》词中曾说“笑区区一桧竟何能,逢其欲!”这里将“桧”字的木字旁去掉,来说钟会,也大致不错。
  

魏晋风度--竹林七贤(2)
嵇康一生最喜欢的就是老庄之说。不过从嵇康一生的所行所为看,他的性格还是比较愤激张扬的。鲁迅先生曾说过:“这七人中,脾气各有不同。嵇阮二人的脾气都很大;阮籍老年时改得很好,嵇康就始终都是极坏的。”嵇康有名的那篇《与山巨源绝交书》,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
  竹林七贤之一的的山涛,后来当上了吏部尚书,相当于现在的组织部,推荐官员是他的本职。后来他升职了,就推荐嵇康来接替他作这个职位,结果嵇康不但不感激山涛的“好意”,反而写了一篇公开信,大发了一通牢骚,声称要和山涛绝交。这就是有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
  当时的“名士”王肃、皇甫谧等人为替司马氏篡位制造礼教依据,杜撰了许多汤武周孔的名言。嵇康却在上述文章中大谈“非汤武而薄周孔”,这无异于公开反对司马氏篡魏,这无疑戳到了司马昭的心肺之中,据说司马昭读毕此文,对嵇康深为嫉恨,杀心顿起。嵇康的性格按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而发”,而且嵇康是魏室宗亲,他的妻子是沛穆王曹林之女长乐亭主,司马昭的瞄射镜中早就锁定他的身影了,就等扣板机了。
  一向对嵇康心怀怨恨的钟会也乘机垫了坏话,他说:“昔齐戮华士,鲁诛少正卯,诚以豁时乱教,故圣贤去之。康、安等言论放荡,非毁典谟,帝王者所不宜容。宜因衅除之,以淳风俗”。这段话倒道出了杀嵇康的真实原因,那就是“因衅除之,以淳风俗”——找个碴杀了他,让别人都听话,不敢乱说乱动。
  钟会说的那两个典故是这样的,所谓“太公诛华士”是说姜太公封到齐地后,那里有个“不臣天子,不友诸侯,耕食掘饮,无求于人”的隐士,姜太公请他三次,他不应,于是姜子牙就把他杀了(此事见于韩非子的书中,不知真假),而孔子当了官七天就杀了少正卯,用的也是这样“莫须有”的罪名:“天下有大恶者五,而窃盗不与焉。一曰心逆而险,二曰行僻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丑谓非义。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免君子之诛,而少正卯皆兼有之。其居处足以撮徒成党,撮聚其谈说足以饰褒荣众,其强御足以反是独立,此乃人之奸雄者也,不可以不除。”看来儒家的手从孔老二时就够黑的,反正就是你太聪明了,太有思想了,太有号召力了,而且又不对统治者那一套唯唯诺诺地信奉,这就是最大的罪过。孔老二还说,上面那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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