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湘人:湖南人是天下的胆-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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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外患，国力衰微。湘人魏源最早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随后，作为中国近代工业开山鼻祖的曾国藩创办了中国最早的军工企业。湘人的尝试尽管未能挽救晚清的颓势，却被视为中国近代经济史的开端。湘人在商业上的筚路蓝缕、发奋图强，尽管囿于民族的危难，但始终矢志不渝。民国二十三年，即1934年，洪江近四万人，每三个人中就有一个是经商的。当时洪江的货币流通量居湖南省第二位，仅次于省会长沙，成为湘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著名作家沈从文在散文《常德的船》中这样描绘：“在沅水流域行驶，表现得富丽堂皇，气象不凡，可称巨无霸的船只，应当数‘洪江油船’。这种船多方头高尾，颜色鲜明，间或且有一点金漆饰……下行可载三四千桶桐油，上行可载两千件棉花，或一票食盐。用橹手二十六人到四十人，用纤手三十到六七十人。”抗日战争时期，地处“大后方”的洪江出现过“战时繁荣”，全国二十多个省市和港澳台地区及外国的商人纷至沓来，开设店铺达1300余家，“俨然西南商业大都会”。
侠义茶商刘麟郊
双峰县茶商创造商业奇迹，以“侠商”称雄晚清中国商界。谭日峰的《湘乡史地常识》记载：湘乡县（原湘乡包括今湘乡市、双峰县等地）盛产红茶。民国5年以前，红茶商人无不获利。民国年间极盛时，双峰境内已有茶园27000亩，产茶785吨，其中外销的红茶吨。咸丰年间以后，海禁大开，中西互市，红茶内销和外销市场巨大，一个以茶为业的商人群体应运而生。
双峰较早成名的红茶商人为刘麟郊。他是双峰县三塘铺镇胜云村人，清太学生。咸丰年间，双峰曾国藩所率领的湘军在江汉之间与太平军搏杀，而刘麟郊则开辟了另一个战场——与洋人争利的“商战”。在战火纷飞中，他经商于湘潭、汉口等地商埠，数年之间即致巨富。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关于行：一路豪情一路歌（9）
“侠商”在商场中的表现就是“胆气、义气、大气”。挟带湖湘文化品质的茶商与曾国藩率领的湘军几乎同时崛起，湘军与湘商互相带动、蔚为壮观。战事频仍的年代，普通人以“苟全性命于乱世”为幸，而这批“胆大包天”的湖湘之人恰恰看准了*岁月中的商机，他们在战火和杀戮的空隙间穿梭，以军事家的勇猛和谋略集财于内、争利于外。
化工之父范旭东
在江苏南京市六合区的市民广场有一尊铜像，这人便是被毛泽东赞为“工业先导、功在中华”的中国民族化学工业之父——范旭东（1883—1945）。范旭东开办了中国第一座精盐厂，开办了亚洲第一座纯碱工厂，远东第一化工厂。
范旭东出生于长沙东乡，早年留学日本，1914年于天津塘沽集资创办久大精盐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简装精盐，以抵制洋货，改善食品卫生。1917年与陈调甫等筹办永利制碱公司。1937年，范旭东在南京兴建的永利硫酸厂生产出中国的第一批硫酸铵产品。“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前夕，日本军舰开入天津塘沽港。塘沽沦陷后，日本军队把久大、永利厂包围。
1937年12月，日方代表刀根拿着预先拟好的将碱厂交给兴中公司接办的协定文本，逼迫李烛尘在文本上签字。李烛尘忍无可忍，一改往日斯文儒雅风范，怒斥道：“世界上哪有强盗抢了东西还要物主签字的道理！你们做强盗也太无勇气了。”次日，日军下令强行接管永利碱厂。刀根及日本兴中公司的人员进入厂内。范旭东在塘沽的产业全部落于日本人手中。
在抗战初期，作为永利团体的重要公司——永利南京硫酸厂就已能生产大量当时极为匮乏的化工产品。刚竣工不久，抗日战争爆发，工厂改生产化肥为生产硝酸铵，赶制炸药，以供应军需。
然而，“七七”事变后不到半年，日本军队的炮火已经蔓延到上海，工厂的存亡迫在眉睫。日本深知永利南京厂战时可以生产硝酸，于是一再要求合作。范旭东“宁肯为工厂开追悼会，决不与侵略者合作。”日本军部无奈，出动飞机三次轰炸工厂。日军占领南京后，将永利南京硫酸厂据为己有。1942年，日本又将厂的设备拆运到日本，安装在九州大牟田东洋高压株式会社横须工厂，为日军生产炸药。
1937年末，范旭东将制碱工业与硫酸厂设在四川“新塘沽”——四川省犍为县岷江畔五通河的老龙坝，积极为抗战提供军需物资。在四川办厂，直接面临的是资金问题。当时的国民政府答应贷款两千万元，但直到1939年12月才订下合同。为了恢复生产，范旭东所在的永利公司从美国购买碱厂器材。器材从美国运往四川，当时有两条路可走，一是经滇缅铁路，从越南海防直达昆明；二是用火车，从海防到同登，再用汽车接运，经广西、贵州到四川。1940年，法国在越南崩溃，永利未运出的机件约有500吨，为日军拦截而去。永利进口的器材不得不改由路程更长、路线更崎岖难行的滇缅线内运。是年9月，范旭东亲赴美国，购置福特牌载重汽车200辆，又转赴缅甸首都仰光进行运输准备。但是等汽车运到，已经是1941年的秋季，这时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范旭东被围困香港，直到1942年3月才绕道回至重庆。“屋漏偏逢连夜雨”，这时的缅甸仰光已经失守，永利购买设备历经千辛万苦，最后还是功亏一篑。除了设备之外，迁到四川的永利还面临着更大的难题。抗战前的永利一直使用的是用廉价海盐作为原料的苏尔维制碱法，而在四川只能使用昂贵的井盐，只有研究出符合井盐的制碱法才能生存下去。战火弥漫，颠沛流离的*年代，范旭东没有气馁，他派侯德榜（1890—1974）远赴美国进行新的制碱方法的研究。1941年3月，范旭东将新的制碱方法命名为“侯氏制碱法”。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关于行：一路豪情一路歌（10）
永利经营惨淡，最艰苦时候，经济困窘几乎将永利川厂压垮，甚至到了每人每月只发给白米3斗，每3口人发1块银圆的零花钱。范旭东和他的永利仍激情未减，继续生产抗战急需物资，直至1945年10月4日，范旭东在重庆逝世。
通变求新“宝古佬”
邵阳旧称宝庆，“宝古佬”是世人对“邵商”的特殊称谓。淳朴、正直、重义、团结、勤劳、睿智、拼搏、时尚，这是“宝古佬”的重要特征。这些无一不闪烁着湖湘文化奋发进取，好为人先，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光辉。
王瑞燮与张茂盛在《“邵商”崛起“密码”》列举“宝古佬”万里行商走天下的诸多理由。说宝庆（邵阳）人穷则思变。宝庆人不沿江、不沿海，人多地少、资源匮乏的现实，迫使邵东人背井离乡打天下。宝庆人做活市场振兴经济，发家致富壮大创业有其文化渊源。强烈的发家致富欲望，驱使宝庆人投身生意场，且乐此不疲。“霸蛮”与吃苦耐劳是宝庆人的优良传统。宝庆人的“生意经”即创业文化成了湖湘文化的一部分。宝庆是湖湘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更是湘军的发祥地。湘军的崛起，与湖湘本土民风民俗、心理性格等社会心理文化（如山民的刚烈、倔劲）紧密相连，更与湖湘文化的熏陶密不可分。“宝古佬”的商业文化心理，也是湖湘文化心理。一方面，他们继承了湖湘文化中“敢为人先”、“自强不息”、“通变求新”等优良传统和“湘军”等精神，在发展商品经济过程中，他们将这些优良品质发挥得淋漓尽致。在资源相对匮乏的生存环境下，宝庆人特别是邵东人求变求新，敢为人先，纷纷弃农从商，成群地走出家门谋发展。在经商创业中，能从最小最少最苦最劳的做起，跋山涉水，吃苦耐劳，锲而不舍。另一方面，在湖湘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政治军事与商业经济总是跛足前行，说白了就是湖南人带兵打败玩政治是一流的，而做生意不怎么的。现在的邵阳人继承并发扬了湖湘文化中的商业基因。在继承湖湘文化中的经济基因的同时，自觉进行思想和文化的解放、突破和创新，创造性地将湖湘文化中“忧国忧民”、“为民请命”等政治思想转变为关注国计民生、重视衣食住行的经济观念，把湘军“经邦济世”的革命目标和任务转换为和平建设的经济筹谋，把前辈湘军搞政治、打仗的精神和力量移植、应用到搞经济和经商上来。
80年代，邵阳涌现了一支庞大的游商部落，这便是当时的“温州模式”——“邵东现象”。他们从小买卖的“扁担经济”起步，设场立市，在商贸流通领域，30万邵东行商纵横驰骋，足迹遍及全国，并远涉东南亚、俄罗斯和欧美等地。90年代，一批批邵东商人通过商贸达成的原始积累，逐渐向多元化领域渗透，进而创造了“商业城、工业镇、专业村”的发展模式。
改革初期的“邵商”，面对“姓社姓资”的激烈对峙，面对私营经济的喜恶判断，表现出了一种在那个时局少有的前瞻、敏锐、活络和坚韧。邵阳人以他们特有的财商禀赋，打破了世俗观念，树立了湖湘人既能打仗又能经商的新形象，给世人展现了湖湘文化的新视野。
今天，“邵东现象”仍被视为一场对计划经济旧体制、旧观念的突围，而成为新湘商一面具有象征意义的旗帜。今天的邵阳，共有近100万人外出经商创业，其中个人总资产超过100万元人民币的邵商已有30万人。一脉相承的湘籍企业家群体，作为一种新生经济力量正在商海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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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人情结：独有武侠癖（1）
血型学理论有种论断：O型血的人具有领导力和拓展力，能立刻将计划付诸实施，强烈的好胜心与占有欲也会在行动中推波助澜，过程中面对逆境不折不挠。A型血的人像岩石一般的坚固，偶尔爆发如山洪，奋斗、抗争、牺牲，极具英雄主义气概。这种两种血型的人都具有尚武“血性”，浸润着霸蛮、豪侠、坚韧、骇世、刚果等性格因子。
A、B、O与AB这四种血型中，湖南人所持有的比例分别为，、、与。其中A型和O型占，其他省份则都低于50％。
因此，湖南人有武侠癖（病）。
数千年来湖湘大地历经了人类历史上几乎所有的社会制度的变革，曾遭到过外敌的强势渗透、侵入与颠覆。冷兵器时代，尽管没有像海洋那样相对蛮夷的屏障，但铁蹄之下，湖南没有被外族同化，没有变成其他省份一样的面孔。
湖湘文明能生存乃至发展，依靠的是湖南人强势抵抗，依托的是湖南人的尚武精神，依护的是湖南人不怕死的信念。
湖南人相信——要死卵朝天，不死万万年！
侠义哲人
现代人回归自然的另一种说法是与花草为伍（喜欢“拈花惹草”）。其实古人何尝又不是。晋代陶渊明特爱*，而唐朝将牡丹视为国花，宋朝有个湖南道县人，钟情莲到了痴狂的程度，此人就是周敦颐（1017—1073）。
周敦颐生前官位不高，学术地位也不显赫。他任南安（今大余）司理参军时，通判程太中将两个儿子程颢、程颐送到他身边就学，后来二程成名，他们的老师周敦颐的学识才被人们所认识。到了南宋，经朱熹的推崇，周的学术地位更高，被人称为程朱理学的开山祖。
“拈花惹草”嗜莲如命的周敦颐不仅有“胸怀洒落，如光风霁月”之风范，还有“刚直不阿，铁面无私”之秉性。滕子京在湖南重修岳阳楼的第二年，即庆历5年（1045），他在南安司理参军任上时，有一犯人本来罪不该死，但转运使王逵却要定其死罪。王是周的顶头上司，为人严厉、武断，下属官员无人敢提出异议。但周敦颐却挺身而出，与王争辩，王不听，周当即辞官曰：“以乱杀人来讨上级喜欢，我不干！”幸好王逵胸襟还算豁达，不但未动怒，反而被周的行动所感动，结果死囚得救。
周敦颐为官一方，都有政绩可考，其人亦清正勤勉，按照现在“德能勤绩”4个方面考察干部的标准，早该提拔重用。可任职地方变来变去，他就是得不到上级的赏识。不过，这不影响他读书、思考与写作。为此，他在庐山脚下建了个茅舍，权作书屋，因屋前有一条山溪，于是以故乡道县濂溪为之名，将自己的书屋命名为“濂溪书堂”。不仅寄托了思乡之情，还为了让溪水日日夜夜告诫自己：要保护清濂的名声（古时濂与廉同音连义）。后来，人们便称他为濂溪先生。
“老子生来骨性寒，宦情不改旧儒酸。停杯厌饮香醪水，举着半餐淡菜盘。”50岁的周敦颐，在永州做通判官时，他将这诗写给家乡族人，算是给世人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