盗梦空间 与亚当.斯密-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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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自由回到经济自由，经济自由度不及欧美的中国为何成为过去30多年全球经济最亮丽的一抹色彩？真正重要的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让经济自由思想与经济学得以鼓吹其自身科学性的基础——均衡思想，在东方摩擦出了耀眼的火花。
第一个火花是经济自由的比例均衡。虽然在极端强调个人自由、市场本位，坚决反对政府干预的自由至上论（libertarianism）的代言人名单上有许多星光闪耀的名字，但就像罗曼罗兰所言：“一个人的绝对自由是疯狂，一个国家的绝对自由是混乱。”中国改革开放中对市场与政府主导比例的不断调整就像是寻找黄金分割点的经济试验，给关于自由与约束经久不衰、此起彼伏的争论找到了一条相互融合、相互妥协的均衡思路，即以市场为主导解决资源配置的核心问题，以政府为补充解决市场失灵的外部性问题。蕴含于改革开放“白猫黑猫论”中并经受住实践检验的这种比例均衡思想，对于解决西方发达国家的极端化困惑也不无裨益，实际上就像德布鲁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研究结果所示，完全自由且不受约束的市场并不能带来经济效益的提升，而70年代的美国滞胀及其后无数次的西方经济动荡也表明，相机而动的政策调控有时不仅不能优化资源配置，甚至可能成为经济周期的波动性来源，在两个极端间寻求自由与约束的均衡则需要对经济自由的辩证认识和对政府调控的谨慎运用。
第二个火花是经济自由的速度均衡。中国渐进式改革的稳健有序和成果斐然意味着，弘扬经济自由就像是农耕播种，踌躇不前不可能收获春华秋实，而好大喜功也只能品尝拔苗助长的苦果，唯有寻求一种不温不火的速度均衡才会结出累累硕果。而把握速度均衡的关键正在于认清自身管理和应对经济自由内部风险和外部冲击的能力，审时度势，有先有后、有急有缓地分部门、分行业、分地区播种经济自由，有效满足市场合理竞争诉求，审慎对待外部加速开放压力，在实现资源配置帕累托改进的同时，避免重蹈“华盛顿共识”下部分国家激进改革失败的覆辙。实际上，这种饱含“张弛有度、过犹不及”东方哲学的经济自由的速度均衡思想，对于其他转轨中的新兴市场国家也是弥足珍贵，追赶西方之路无法一蹴而就，就像歌德所言：“只有这样的人才配生活和自由，假如他每天为之切实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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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火花是经济自由的层次均衡。经济自由并不单薄，在宏观层次上表现为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资源配置的合理导向；在中观层次上表现为企业经营的自主抉择、自由竞争；在微观层次上则表现为普通个人的自由创新、个性彰显。不同层次的经济自由彼此交织、相互影响，而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表明，实现层次均衡的关键就在于深化制度改革，以法制性的基础建设理顺经济自由的层次影响。就像亨廷顿所言，“人类可以无自由而有秩序，但不能无秩序而有自由”，通过培育现代金融市场、推进银行改革、完善利率汇率形成机制来规范宏观经济自由；通过引导建立产权明确、权责明确、管理科学、内控有序的现代企业制度来规范中观经济自由；通过创造条件鼓励普通个人增强学习、不断创新、自由发展来规范微观经济自由，中国改革开放在实践中闪现出实现宏微观和谐发展的层次均衡思想。？米？花？书？库？ ；http：//www。7mihua。com
第四个火花是经济自由的分布均衡。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表明，经济自由相对于区域和财富的分布均衡是经济实现长远稳健发展的关键。通过区域发展战略的不断调整，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城市和农村的经济自由差距有序减小，经济自由在全国范围内的分布均衡保障了资源配置由局部有效向全局有效的趋近。而通过“先富论”对“先富带动后富”的不断强调，经济自由对减小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的作用也不断增强。就像《法国国民公会宣言》中所言：“一个公民的自由是以另一个公民的自由为界限的。”中国改革开放中和谐观念的不断彰显避免了由于区域发展程度不同或是个人财富水平不同而带来的经济自由界限模糊和可能的冲突，使得社会强势群体有序成为经济自由全面化的促成者而非践踏者。
雨果在他的名著中写道：“社会的繁荣是指幸福的人，自由的公民，强大的国家。”中国改革开放30年里，经济自由的均衡化发展使我们相信：今天，我们正在微笑着拥抱这一切。
相关电影：《荒野生存》（IntotheWild）
程实微评：真人真事改编的终极驴友故事，模仿需谨慎。当驴友运动在我们身边逐渐变成一个逃票旅行的代名词，《荒野生存》却用一个稍有艺术加工的真实故事告诉我们，亲近自然的意义在于找寻自己，发现生命的真意义，而不是燃烧臃肿的脂肪、逃离人多的景点、彰显小资的品位或是捕捉漂移的艳遇。只有经历过彻头彻尾的孤寂，才能懂得尊敬人生、感激真情，才能学会珍惜和分享。所以，当电影最后，24岁的Alex在生命的尽头写下：“Happinessonlyrealwhenshared。”我实在忍不住，泪流满面，一个人。
这个定理不太准
《这个杀手不太冷》和《孤胆特工》的经济启示：既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经济学定理，也没有绝对意义上的经济地理特色，理论联系实际才是理解悖论的王道。
筷子vs刀叉，米饭vs面包，旗袍vs西装，茶叶vs咖啡，春节vs圣诞，东西方的差异可谓无处不在，光影世界和经济世界自然也不会例外。光影世界里，能体现东西差异的，应该有1994年法国的《这个杀手不太冷》及2010年韩国的《孤胆特工》（也有人戏称其为“这个大叔不太冷”）。除了雷同的剧情，两部电影还有很多相似之处：它们都有一个少年老成、精明却不失可爱的小女孩当女主角；它们都有一个颓废寡言、暴力但不失温情的老男人当男主角；而且，它们、她们和他们都非常成功。这两部电影虽然都堪称暴力美学的经典，但本质却截然不同。简单地说，《这个杀手不太冷》是部看似轻松的悲剧，《孤胆特工》却是部情节紧张的喜剧。实际上，相似只是表象，两部影片深层折射了东西方在历史沿革和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文化差异：西方社会讲究法制与秩序，所以手上沾满鲜血的让雷诺竭尽全力却还是难逃一死；东方社会讲究情理与包容，所以以暴制暴的元斌最后还是得到了生命和灵魂的双重救赎。
如果说东西差异在光影世界里的体现是“这个杀手不太冷”，那么其在经济世界的体现则是“这个定理不太准”。正如泰戈尔所言：“真理是无限的，无限的单一在无限的众多之中显示出来。”经济学是一门百花齐放的社会科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观点大相径庭的经济学派轮流支配着主流的方向。在经济学蜿蜒前行的道路上，一些经济学“定理”的存在标明了争论后共识的路标。然而，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有些在西方经济世界行之有效的“定理”在中国却有些水土不服，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悖论。
奥肯定理（OkunsLaw）就是一个例子。美国著名的凯恩斯经济学家阿瑟奥肯发现了周期波动中经济增长率和失业率之间的关系，即当实际GDP增长相对于潜在GDP增长（美国一般将之定义为3％）下降2％时，失业率上升大约1％；当实际GDP增长相对于潜在GDP增长上升2％时，失业率下降大约1％，这条经验法则以其发现者为名，称之为奥肯定理。但中国经济增长在保持强劲势头的同时，却没能实现就业率的显著提高，经济增长率与失业率甚至在较长时间序列上表现出了反常的正比关系。
对悖论的解释不外乎三种逻辑：第一种逻辑着眼于失业率的特殊性分析，强调了中国失业率居高不下的多种原因，以及这些原因与经济增长之间较低的关联性。第二种逻辑着眼于经济增长的特殊性分析，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对就业的较弱支持性中寻求悖论的解释。第三种逻辑着眼于对经济增长率和失业率这两种经济变量都有影响力的宏观经济政策分析，指出了政府行为在悖论形成中的作用。
先看第一种逻辑，中国失业率的特殊性分析。一说到中国的失业率，数字失真一直是个热点话题，理论界一般认为，中国官方公布的失业率作为城镇登记失业率低估了失业水平，中国实际失业率应该在10％以上。其实，数字失真对于奥肯定理的失效影响不大，因为就算真实失业是高于官方数字的，那也只能增强对奥肯定理的偏离程度而已。因此，数字失真并不能给悖论提供解释，能够解释悖论的，是中国失业的构成特殊性，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失业构成中农村剩余劳动力比重大，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使得农村滞存了数以亿计的剩余劳动力，随着农业就业机会的减少，每年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规模就在千万以上，而城镇化建设的滞后更加重了就业负担，经济增长一方面对这部分失业构成的正面影响较小，另一方面也无法遏制源头的失业创造，因此，这部分失业表现出与经济增长极低的相关性。二是体现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就业牺牲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以国有和集体企业的“减人增效”为手段，在带来经济增长率提升的同时，也造就了一大批的下岗人口，因此，经济增长与经济体制改革创造的失业构成表现出直接的正相关关系，这是悖论产生的重要原因。三是表现为产业结构调整造就了高失业，随着改革的深入，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显示出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转变的趋势，而科技的进步使得中国高科技产业也如雨后春笋般发展壮大起来，无论是资本密集型还是知识密集型产业，相对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其吸收就业能力都有显著不足，而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能力却较强，因此，产业结构向高边际经济收益、低边际劳动成本行业的转变，是造就中国奥肯悖论的重要原因。上述三大特殊性使得中国的失业不是周期性的，而是结构性的，而奥肯定理作为周期性失业的重要描述，在中国失去市场自然也在情理之中。
再看第二种逻辑，中国经济增长的特殊性分析。中国经济对奥肯定理最直接的偏离就在于潜在GDP增长率水平上，原版奥肯定理将其定义为3％，而在中国，这一数字明显是太低了。对于中国来说，8％的潜在GDP增长率是可以接受的，很直观的印象是，中国经济增长一旦低于这个数字，明显表现出颓势；而一旦高于这个数字，才可以称得上经济繁荣。不过就算将奥肯定理中的潜在GDP增长率修正为8％，悖论还是存在的，而中国经济增长的特殊性为悖论的解释提供了两方面原因：一是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中国经济增长基本上可以归结为投资推动型，而非消费推动型，这种经济增长模式一方面自身不太稳定，难以持久，造成了短期失业的增加；另一方面由于投资普遍表现为对“高技术含量、高增长速度”的盲目追求，使得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下降，导致经济增长格局滑向“虚增长，低就业”的尴尬境地。特殊性二是表现在经济增长的微观层次上，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强者的盛宴，中小企业难以从中获得生存的营养。在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中，中小企业的数量一般占企业总数的95％以上，解决就业人数一般超过国内就业人数的50％，而中国中小企业在经济增长获益中的弱势地位使得其解决就业的能力无从发挥。因此，中小企业的陪衬地位使得中国经济增长微观结构上缺乏大量吸收就业的主体，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奥肯定理在中国的失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