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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91章

新宋-第49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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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的确是一个无法令人满意的条约——仅以绢、紬而言,就相当于宋朝每年白送契丹近二十万贯。当然,这比庆历增币以后,宋朝每年要白送契丹绢二十万匹、银三十万两要好——当时宋朝同样也是要送到雄州交割的。庆历以后的“岁币”,折价约合缗钱高达七十万足贯,而这次朝廷的付出,大约也不至于那么多。而最重要的,自然是文焕所说的“掩人耳目”——如此密约,只要不泄露出去,几乎便没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甚至是即便泄露,冲击性也比“岁币”之类,要小得多。

在先皇帝励精图治,终于取消屈辱性的岁币之后,以如今宋朝之国力,哪怕内部危机不断,只怕也没有任何大臣能承受得起再次向辽国交纳岁币的责任。

其实能花几十万贯消灾约祸,买下五年的清静,亦是值得的。虽然没有准确的账目可看,但唐康到大名府后的观察,以如今的贸易规模,他估计宋朝官私商贩,每年至少能自宋辽贸易中净赚辽人七八十万贯——倘若果真打起仗来,这笔收入便没有了。

宋辽之间为了每年区区几十万贯的收入而打仗,的确很荒谬——这笔钱对契丹虽然重要,但对如今每年中央赋税收入便高达七八千万贯的宋朝来说,真的只是九牛一毛。

战争的结果谁都知道,两败俱伤。

但是,无论如何,这件事情让人一想起来,心里却是总是不舒服。

唐康并不希望看到辽人南侵的局面,他倒并不反对宋辽开战,只不过他希望宋朝是主动的一方,由宋朝来选择时间,大举北伐。而且,他既清楚国内目前的局势,亦知道自己的处境十分微妙——于公于私,他都不愿意看到此时发生战争。

但是,只要一想到所谓的“两朝通好”,是用这样的条约换来的,而且还是宋朝主动去求辽人,他心里便怎么想怎么别扭。

既然是两败俱伤,为什么妥协的要是我们?为什么妥协的总是我们?!

如何去算这笔账是一回事,但是,唐康总觉得,为国家天下考虑,全然不算账,自然不成;但永远都把账算得清清楚楚,只怕亦非谋国之道。

有些时候,是需要什么账都不必去算,只管拨出刀来砍便是的。

在这件事上,韩维才是对的。

他心里面腹诽着,但终是什么也没有说。

这一定是司马光的主张,大哥只是迫于无奈才妥协,所以大哥才会加上那五年的约期……

第七十七节

内东门小殿。

“周以封建立国论!”韩忠彦惊讶地望着手中省试策论的题目,这才真叫哪壶不开提哪壶。他不用抬头去看珠帘后,也可以猜到高太后的脸色不会好看。

但高太后却看不见韩忠彦脸上的惊讶之色,她几乎是尖着嗓子质问道:“韩卿,此当是两府之意……”

韩忠彦乍听此言,几乎是一个激灵,“太皇太后何出此言?臣实不曾闻两府有此等事……”

“韩卿休欺吾老妇,吾(宋制,太皇太后垂帘,自称‘吾’。这是比较正式的自称,犹如皇帝自称‘朕’。)已遣中使往贡院问过,此题实是安焘所定,钱勰、胡宗愈不过附议而已。”她心里极是懊恼——百密一疏,她只想着提拔钱勰,却忘记钱勰原是赞成封建之议的,以钱勰的性格,要他主动挑起事端,固然不太可能,但指望他违背自己的心意去讨好高太后,高太后亦不能做此想。至于胡宗愈,他对封建的态度,以前高太后并不清楚——但如今却是很明白了。

但高太后怒火,却全部发到了安焘身上。

毕竟,此事完全是安焘挑起的。

只是,高太后亦颇疑心,安焘也许不过是承两府宰执的密谕——当初可是政事堂力荐安焘为知贡举事的!

“太皇太后!”她这话说得严重了,韩忠彦连忙跪了下来,顿首道:“臣之事君,犹如子之事父,臣等于太皇太后、皇上,绝不敢行此无父无君之事。纵偶有议事不合,亦当死谏,取舍定否,一决于上,又岂敢对君父弄权术,挟清议以要君?望太皇太后明鉴!”

“卿纵然不至于此,他人又岂能尽信?”高太后依然没好气。

但韩忠彦的声音却高了起来,“若太皇太后以为两府有此弄权之臣,则请太皇太后明示,将之逐出朝廷,窜之四荒,以正朝纲。”

高太后猛的涨红了老脸。

却听韩忠彦又说道:“太皇太后出此语,是有疑宰相之心。此必不出于太皇太后本心,其中定有小人挑拨离间于君臣之间。孟子尝言,君视臣如手足,臣视君如父母。君臣之间,犹如手足父子,当赤诚以待,若相互疑忌,各用心术,非社稷之福。臣以不才,蒙太皇太后错爱,忝列两府,日夜思肝脑涂地,无以报太皇太后、皇上者。今两府诸公,虽性情各异,才具有高下,见识有高低,然所忠于太皇太后、皇上者,则臣以为与臣无二。”

韩忠彦一口气说了这许多话,半晌才听帘后悻悻说道:“韩卿所言皆正理。吾失言,卿毋以为怪。”

“臣岂敢。臣以微才薄德,得以侍奉太皇太后、皇上左右,是臣之幸。若臣所侍奉者为庸主,臣为此言,已死无葬身之地矣。”

韩忠彦又颤声说道:“臣斗胆,有肺腑之言,敢呈于太皇太后面前。”

宋代垂帘之制,宰执在内东门小殿奏事之时,可以屏去左右侍卫,只留下一二心腹内侍。因为高太后与韩忠彦的话,便少了许多顾忌,但这番对答,已是令在殿中侍奉的陈衍脸色发白。

他站在帘外,正对韩忠彦,眼见他浑身都微微颤抖,已是猜到,韩忠彦接下来要说的,将是更加胆大包天的话。

帘后也沉寂了一小会,高太后才说道:“卿有何言?尽可直陈。”

“谢太皇太后。”韩忠彦重重的顿首拜谢,他也不敢抬头,马上便说道:“臣万死。敢问太皇太后不欲朝野议论‘封建’之事者,果真是不欲生事么?臣以为非也!太皇太后所以不愿听到‘封建’二字者,臣以为所为者,雍、曹二王也。然臣冒死直言,果真能保全雍王者,果真能令二子孙后代富贵永继者,亦‘封建’也。太皇太后若不愿行封建事,则太皇太后在时,雍王可保无事,太皇太后千秋之后,雍王亦死无日矣!”

帘后再次沉默。陈衍如同雕塑一样站在那里,但额头上却微微浸出冷汗来。

半晌,方听帘后高太后承认道:“固是为二王计,亦是为朝廷安静。”

“若是为二王计,以太皇太后之明,臣愚昧,不知太皇太后为何不肯速定封建之策?”

“海上行舟,非安全之地。况海外瘴疠地,二王素养尊处优,纵平安抵达,只恐亦难长寿……”

“唐时皇子贬瘴疠地者多矣,以贬责之身,而多能返回长安。况二王纵往海外,亦是一国诸侯,更非诸李可比。且太皇太后以为,汴京果真安全过海外?瘴疠虽可惧,然终不及鹤顶红、牵机药!”

韩忠彦已是彻底的豁出去了。他这么无所顾忌的直言,虽主要是因为忠心,但亦是因为雍王之事若能得到彻底解决,待小皇帝亲政之后,他亦能铲除一个心腹大患。小皇帝那边的情况,他亦略有所闻,虽然他所作所为,并无私心,然保全雍王,他终究是主力,若有人在小皇帝那里进谗言,十几年后,韩家是何下场,可也难说得很。

当然,在他心里,亦的确是想竭力调和太皇太后与小皇帝两方面的关系的。若全出于私心,他也不会有勇气为十几年后的事情,在此时去冒更大的风险。

太皇太后若是恼羞成怒,他韩忠彦立时便要没了好下场。

说已出口,韩忠彦突然间,竟又生出几分惧意与悔意来。似乎自己说得太直接了一点。他跪在殿中,静静等待着命运的判决。

但他伏着身子等了很久,帘后的高太后却并没有发怒,高太后的声音中,反而带着征询的语气:“若老妇死前,给官家留下遗命……”

“太皇太后又可能保证其时官家身边没有欲借此事富贵的佞臣?自来小人无孔不入,纵官家无此意,只恐到时雍王亦难自安。”

帘后再次沉默了。

不用去想欲生事的小人,只需想想向太后、王氏的态度就成了。

韩忠彦又说道:“官家年岁渐长,有些事终是瞒不过的。章献明肃太后之事,太皇太后岂可忘了?”

高太后心头一震。

韩忠彦说的乃是仁宗皇帝的事情。章献明肃刘太后,乃是大宋朝第一位垂帘听政的皇后,当年仁宗皇帝本是李宸妃所生,但直到章献明肃刘太后病逝,这件事都被瞒得天衣无缝,仁宗一直都以为自己是刘太后亲生。但是刘太后一死,向仁宗揭发此事,甚至攻击刘太后的人,内则亲王,外朝大臣,竟是数不胜数。当年若非刘太后用宰相吕夷简之策,在李宸妃死后,以一品之礼葬之,只怕刘家满族,都不会有好下场。

仁宗皇帝乃是刘太后亲自抚养长大,而且仁宗一直视之为生母,母子情谊非比寻常,犹如此易受离间。何况她与官家之间,还隔着向太后、朱妃?

“然封建果能弥祸?”

“官家聪颖,实由天授。太皇太后保护官家既尽力,小人便难以构隙其中。纵先帝在,以先皇帝之友爱,亦当如此处分。所谓日久现人心,太皇太后与官家相处,年岁尚久,皇太后、太妃亦贤而知礼,又岂能不知太皇太后苦心?”

殿中又沉寂下来。

过了很久,才听高太后说道:“卿且退去吧。”

韩忠彦连忙叩头谢恩,退出殿中后,他才惊觉,自己的内衣,已经全部湿透。

回到府邸,韩忠彦吩咐了下人不得打扰,便将自己关进书阁。他亲自焚了一炉香,然后盘腿坐到书案前,缓缓的磨起墨来。

他很想学学古代名臣的风范,平静从容的写好遗书,等待诏令的到来。

但是,他的心情却也很难平静下来。他的脑海中,一会儿是贡生骂他不忠的场面,一会又是高太后严厉的眼神,一会又是他死去的父亲为曹太后撤帘……我是遗命辅政大臣!韩忠彦在心里对自己说道。他一生都会记得听到高宗皇帝遗诏时的心情——尽管在先帝生前他便很受信任,但他却从未想过,原来皇帝是如此看重自己,他从未想到过,原来在皇帝的心里,他是与王安石、司马光、石越一样重要的、值得信赖的大臣!

若说先皇帝驾崩之夜,他的所作所为只是出于家教,那么此后,韩忠彦的所作所为,却有更多的原因——对先父韩琦自觉不自觉的模仿,平叛后的赞誉与荣耀,受命为辅政大臣后的感激……一夜之间,韩忠彦对自己有了更多的要求。

所以他才敢自作主张,保全雍王。

直到今日……

回想到他竟然公然对高太后说出“鹤顶红”、“牵机药”,韩忠彦就觉得自己疯了。他甚至想找面铜镜来看看,看看镜中之人,还是不是他自己?

看起来高太后并没有责怪自己。

所以,虽说天有不测风云,但他终是觉得写遗书很可笑。

但韩忠彦暗暗告诫自己,绝不可在任何场合再主动提及封建之事。他要全当今日的事,完全没有发生过。

第七十八节

熙宁十八年,三月。

尚书左仆射府。

早春的阳光,透过窗外的竹林,投射在司马光的书阁内,书阁里处处都透着几个月来,从未有过的清新明亮。阁外,几只燕子互相追逐打闹着,在翠绿的竹林间,高飞低掠。

这种春日的明媚,令司马光忽然间诗兴勃发。他快步走到书案前,提起笔来,想要写一首诗记录下心中的感触,但他刚要落笔,却又摇了摇头,苦笑着叹了口气,终究还是笔重又放了回去。

司马光自嘲的笑了笑。一直被繁琐的政务所纠缠,虽然一时诗兴大发,但待到落笔,才知道自己一时间竟已写不出好诗来。但他亦不想浪费这大好的光阴,停了一下,便快步走到书架前,抽出日记,重又回到书案前坐了下来。

从某种角度来说,这才是司马光真正的理想。《资治通鉴》所记录的历史,只到宋初开国。司马光一直有个愿意,希望在致仕之后,能够写一部宋朝的国史——这部国史的范围,将不限于各朝实录与国史馆所修的国史,它的材料将更加丰富,立场也更加公允。因此,十几年来,司马光一直在做两件事,一是将他听到的、看到的,他认为有史料价值的事情,如实的记录下来,在每一条记录下,他都明确的记录下这是他在何时何地,自何人口里听到;另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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