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宋-第39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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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同一时刻，雍王府。
“皇兄又病了，据说是风疾！”这些年赵颢虽然“安安心心”当他的“贤王”，但却并没有白费光阴，禁中的事情，能瞒得过他的，并不多。所以，皇帝的病情虽然没有公布，但雍王府却很快便得到了消息。
“风疾？！”事出突然，李昌济讶异之情，溢于言表，“太子失德，皇帝病倒……”
“仙长以为如何？”赵颢笑道，“汴京风云真是瞬息万变，有人以前是两面下注，如今风云一变，便向小王这边倒了。”
“大王说的是？”
“石得一。”赵颢言语中，不由有几分得意，“这个奄竖，鼻子比狗还灵些。”
“此人举足轻重，大王慎不可轻视。”李昌济对于赵颢的野心，本来并不抱多大的希望，但这时竟仿佛得天之助，好消息接踵而来，原来看来遥不可及的东西，突然间竟似乎近在咫尺了。
“小王理会得。”赵颢自然也知道石得一的力量足可倚重，“只是太子失德这件事，要不要现在散播出去？”
“再等一等。”李昌济摇头道，“要等个好时机。”
“但六哥马上便要出阁读书了，这个十九娘……”赵颢对于柔嘉的建议，一直耿耿。
“这也不是坏事。”李昌济笑道，“关键还是要看师傅是谁。”
赵颢一时没有明白李昌济的意思。
“以太子的性情，大王只要设法推荐几个学问出众、名望过人，却又迂腐刚正的儒士做师傅，然后悄悄令这些儒士知道太子今日之所作所为。用不了多久，师生之间，必然难以相容。只要太子厌学，讨厌儒士，让这些夫子对太子感到失望。到时候再将这些事情散播出来，一并大肆宣扬今日失德之事……”
“妙策！”赵颢未及听完，已不由击掌赞道，“今日之失德，还可谓不教之过。若这般师生相看两厌，则是朽木不雕也。”
“要紧是要找几个‘好师傅’推荐给太后！”李昌济笑道。
“此事不难。”赵颢不假思索地道：“桑充国、程颐，皆是天造地设之选。”说罢，越发觉得李昌济此策之妙，不由又笑着赞道：“仙长真奇士也。”
第二十节
汴京是流言的天堂。
石夫人韩氏被削去诰命，很快便引起了从爱说是非的官员内眷到四处钻营的官吏的注意，然后更慢慢扩散到民间，因为没有公布缘由，更引起了人们猜测的兴趣。各种流言不胫而走——当各种各样的猜测过多的时候，有时真相反而成了最不可信的一种猜测，被埋没在五花八门的流言当中，人们只有在真相揭开后，才会拍着胸脯说：“我当时早就猜到了……”对绝大多数官员来说，在这种时候，谨慎地减少出入石府的数量，才不失为明哲之举。
不过，真正吸引官员们目光的，是第二天在琼林苑的大宴——枢密使文彦博告病，从消息灵通者口中，还传出皇帝已经下诏召有“小阎王”之称的小王将军与慕容谦将军回京的消息，二人将除益州路经略使副，统率大军，去平定西南夷的叛乱。除了知道王厚是王韶的儿子外，王厚与慕容谦并不为汴京的官员所熟悉，但眼见着二人可能成为未来的新贵，有关二人的背景、能力、性格、喜恶等等，自然也成为了热门话题。
而对拖古烈来说，这正是他收集情报的好地方。宋朝皇帝在各国使臣面前只露了不到一刻钟的面，便留下礼部尚书王珪与鸿胪寺卿李陶作陪，悄无声息地众人面前消失了。拖古烈注意到他离席之时，脚步似乎有点一高一低，他一向很留意宋朝皇帝的健康状态——这显然是极为重要的情报——但他知道赵顼的身体并不是很好，这次反而没有太放在心上。他把精力放到了其后——当皇帝离开之后官员们才会不那么拘谨，尤其是年轻的官员，他们会率先以同年、同乡、同党为特征，自然而然地分开群落。琼林苑正是花开的季节，来自天下各路军州，甚至是海外的奇花异葩，争相斗艳，亦会引起许多才华横溢的诗人的诗兴，这一日琼林苑全部开放给宋朝官员与各国使者游园，所以，很快便会有更多的官员离席，三三两两结伴去苑中赏花，诗词唱和。
拖古烈今日的穿着，与一般宋朝士大夫毫无不同，他说着一口道地的汴京话，穿梭于大宋的公卿之间，倾听着他们吟诗作赋，得心应手地品评着诗词的高下，往往以一句妙语，赢得满座赞叹。他巧妙地拉近自己与宋朝士大夫们的距离，让他们不将自己视为“外人”，然后不动声色地听他们谈论各种看似无关紧要的流言耳语，中层官员对于朝廷的人事、政策，总有各种各样的看法，他们亦不以为自己所知道的东西会是什么军国机密，觉得自己说的只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于是亦放心大胆地在拖古烈面前高谈阔论。而即使是一些对辽国抱有敌意的官员，也不怎么排斥拖古烈——要区分拖古烈与一个普通的宋朝士大夫的区别，实在是太难了，而他又是一个很能够获得人们好感的人。有时候也有人会故意在拖古烈面前炫耀宋朝的国威，比如河北某州的一个官员怎样有才干，大宋又做了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拖古烈总是耐心地倾听着，偶尔不卑不亢地回答几句，既不让他们太失望，也肯不让他们太满意。他对儒家经典、汉赋唐诗，乃至宋朝学者的着作都十分熟悉，常常巧妙地引经据典来回答，即使那些存心想诘难他的人，也不能不在心里佩服他的才智与学问。
但对于韩拖古烈来说，这一切都只是为了自己的职责，为了那个将自己从微贱中提拔重用的雄才大略的大辽皇帝，亦是为了大辽朝的存亡延续。对于自己的国家，拖古烈内心有着极深的忧患意识。没有人比他更清楚南朝的潜力——无论南朝现在面临怎样的危机，他都清楚，南朝已非昔日之南朝。这是一种感觉，一种如果你不在南朝生活，便无法体会到的感觉。忠烈、先贤二祠，白水潭学院，朱仙镇讲武学堂，每天练习弓箭的小学生，汴京城墙上的火炮，熙宁蕃坊，还有汴河上每日熙熙攘攘的船只，汴京街道上越来越多的太平车……每一样东西，都让他感觉到南朝的力量——那是一种平静下面的巨大潜力。
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人，能够敏锐地感觉到时代的变化，而拖古烈便恰恰是这样的智者。但这样的智慧，对他个人而言，却不全是好事。他感觉到时代在变化，却不知道自己的国家应当如何跟上这种变化，如何应对这种变化，这只能让他产生极大的挫折感与焦虑感。
拖古烈所能做的，只能是尽自己的力量，来帮助自己的祖国。
他深信大辽皇帝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大辽现在的道路，是契丹人唯一的选择。作为一个辽国人，作为一个辽国士人，拖古烈对一件事看得清清楚楚——游牧民族是没有前途的！
所有的游牧民族，都注定是没有前途的民族。
这是有人类以来，就亘古不变的一条铁律。
任何不肯改变的游牧民族，都注定会在极短的时间内灭亡，其中绝大部分，甚至不会在历史上留下丝毫的印迹——能够有机会做出选择汉化与否的游牧民族，都已经是极少数的幸运者。拖古烈不会被历史的表象所欺骗，汉化也是注定要灭亡的，但是游牧民族灭亡，却从来都不会是因为汉化——这是只要做一个简单的横向比较，就可以得出的结论，不肯汉化的游牧民族，在同样的条件下，永远比愿意主动汉化的要死得快，而且是快得多。
大辽的先祖们具备超凡的智慧，他们意识到不汉化就无法生存；但又担心汉化后又失去赖以立足的竞争优势，所以创建了南北面官制度。但是，仅仅在太祖皇帝死后，太宗皇帝一亲政，其理想便是成为中原的皇帝。他统率大军南下，击溃汉人军队，在开封称帝，留下大辽国永远的荣耀，也留下大辽国永远的教训。从此以后，大辽的历代皇帝，都自居于中国的正统；也是从此以后，大辽的历代皇帝，都对汉人心存敬畏。
辽太宗在某种程度上，是被中原、河北的义军给击溃的。他离开汴京的时候，留下了一句名言：“吾不知中国之民难治如此！”
这是一句被刻在大辽历代皇帝心中的名言。
从此以后，大辽国就再也没有过野心要真正地兼并中国。与南朝和平共存，保持军事上的相对优势，实际上成为了大辽一百余年来最核心的政策。
契丹铁骑可以将阻卜人、女真人，将一切游牧民族毫不留情地践踏在脚下，可以无所顾忌地剥削他们，奴役他们，轻视他们。但是自太宗皇帝北还之后，契丹人就再也不曾真正轻视过汉人。
并且，契丹人、奚人都在自觉不自觉地改变。
或者说汉化。
当今的大辽皇帝选择了一条正确的道路。也许要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但拖古烈深信，对大辽来说，对契丹族与奚族来说，这都是唯一正确的道路。
唯有农耕，方能带来更多的、更稳定的粮食供应。
唯有将游牧改成畜牧，方能繁衍更多的牛马羊。
唯有如此，方能养活更多的人口，过上更富足的生活；唯有如此，才会有更多的人力与物力以及时间——唯有如此，大辽国才会有前途。
真正的前途！
破坏者只能暴虐一时，建设者才会拥有未来。
这一定会付出代价。也许是非常惨重的代价，但是拖古烈坚信，除此别无他途。为了未来，不能惧怕眼前的牺牲。
但是辽国人也是矛盾的。纵如卫王这样的智者，甚至是拖古烈本人，也认为“北方的朔风，才能锤炼出英勇强壮的战士来”——他们都为自己民族的传统感到由衷的骄傲；而且眼前的代价如果过于沉重，则会遮蔽人们更为长远的目光……不仅仅是那些坚持祖制的反对者，连卫王、拖古烈本人，也并非那么义无反顾。党项人为了正确的道路，已经代出了惨重的代价——他们失去了最重要的国土。大辽远比他们幸运，经过内战的锤炼，国内主明臣贤，政治清明，兵强马壮……但是一个想要汉化的辽国，一个正在汉化的大辽，反而却要迫不得已与南朝开战，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巨大的讽刺。
太宗皇帝失败的阴影，在一百多年后，始终笼罩在辽国君臣的心中。
这次，他们将面对一个更为强大的南朝。
信念坚定如拖古烈，都不由在心里要有犹疑，更何况他人？
大辽国也在一个巨大的三岔路口，一念之间，就可以决定一个国家，三个民族的命运，永远无法回头的命运。
至此时，拖古烈才深深地明白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一种怎样的心情！
“凌牙门也有这么漂亮的荷花么？”一池绽放的荷花旁边，两个绯衣客毫无风度地坐在池边的大石头上，远离着人群，一面说着闲话。他们都是皇帝面前的新贵，在高丽，在南海，他们都是炙手可热、翻云覆雨的人物，但是在汴京，他们却只是普通的中下级官员，他们与汴京的官场，似乎一直相互排斥着。这种排斥，几乎是天然的。在这里，他们很难找到同伴，没有几个人与他们有共同语言。尽管大宋已经开拓海疆十余年，但海洋依然不是大宋关注的焦点。那里只是遥远的域外，是被放逐的地方。而他们的功绩，亦受不到应有的尊重，他们被汴京官员背地里称为“夷官”。
“有。凌牙门的睡莲，不逊于琼林苑的荷花。但天下最好的荷花，应当是在杭州。”薛奕心不在焉地应道。他今天本来还幻想找机会向皇帝当面陈述他的设想，但是，九重之上，咫尺即是天涯，皇帝与他的距离实在是太遥远了。他不由感到一阵沮丧——他好不容易见到文彦博，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让文彦博对他海船水军的新设想产生那么一丁点的兴趣，没想到文彦博却忽然告病。种种谣言显示，文彦博在密院呆不久了。原本他也曾寄望于石越再次进入中枢，或者退而求其次，盼着唐康得脱此劫，回来重掌沿海制置司。但是，从各种流言中，他也能猜到，唐康即使化险为夷，也很难再呆在中枢……这么些年来，薛奕从汴京官场学到的唯一一件事就是，汴京的谣言往往比政事堂的公文，更能揭示事情的真相。
秦观久久凝视着池中的荷花，似乎并没有太留意薛奕的回答。半晌，忽然没头没脑地说道：“高丽有两种不同的议论，一种议论说，朝廷允许他们出海的商船太少了；另一种议论却说，高丽国物产应有尽有，贸易有害无益，为了造船，不得不让许多劳力去深山中砍伐良木，浪费国力……”
“短视。”薛奕淡淡地回道。
秦观没有理会薛奕的评价，继续说道：“我在想，解决高丽的麻烦，也许应当全面允许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