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宋-第36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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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降的全部数千叛兵用绳子牵着驱赶到渭水河边，全部处死！
渭水为之不流！
兵变是一定要处死的，甚至连家属也要受株连。但在大宋的历史上，数百人规模以上的兵变，便极少有全部处死的例子，往往都只是只诛首恶。而家属往往也只是被发配至岭南为奴。渭南兵变，朝廷极可能又要法外开恩。
但唐康绝对不能看着这些人还能活在这个世界上。他一闭上眼睛，便会想起渭南的惨相。这些人活着，他不知道那些无辜惨死的渭南百姓怎么能瞑目！他不明白那个被悬挂在城墙上瞪大眼睛望着自己的周县丞要如何瞑目！而且，还有一个很现实的理由，田烈武部一定还要开赴益州平叛，他一时间也没有多少人马来看住这些恶狼。不过，唐康心里很清楚，这只不过是一个说辞而已。这些人绝没有再叛乱的勇气了。
大宋绝不会再允许任何兵变存在！站在渭水边上，看着眼前叛卒一排排被箭射死，然后血流成河，唐康的心如岗石一样冰冷坚硬。
但是，唐康心里也非常明白，自己闯出了弥天大祸。擅调禁军已是罪名不轻，何况还擅杀数千已投降的叛卒？他还记得，当章惇赶到渭水河边之时，脸色苍白，半天说不出一个字来。连章惇这种胆大包天，杀人不眨眼的人物，看到自己时的眼神，都带着一丝恐惧。倒是高遵裕、田烈武和赵隆没什么表示，田烈武把将印交给了赵隆，李浑也很干脆地把节印交给了自己的副手，二人当场自己把自己给绑了，让章惇押解赴京。
唐康平静地写了自劾的奏折，脱掉了官服，也与田烈武、李浑一道成了阶下囚。到了这个时候，前程他已经没去想了。他只是抱憾自己对不起田烈武，也担心会影响到石越。
但他其实又并不是真的不在乎自己的前程的。自从做了石府的二公子后，唐康胸中便满怀抱负，一心想要帮助石越立一番事业，彪炳史册，垂名万古，成一代名臣。这时候便完了，唐康心里并不甘心。
越是靠近汴京，他便越是患得患失。一时间觉得自己劫数难逃，当求仁得仁，坦然对之；一时间却又抱着几分侥幸……“二公子。”一个熟悉的声音从身后传来。唐康身形停滞了一下，缓缓转过身去，望着来人，勉强挤出一丝笑容：“田大哥。”
田烈武微微怔了一下，一种温暖的笑意从心里传到脸上，他走到唐康身边，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高兴地笑了笑。
“我……”唐康张了张口，吐了一个字来，却不知道该说什么。田烈武靠着凉亭坐下，仰首望了望满天的星空，默然半晌，忽低声道：“你做得对。”
唐康定定地望着田烈武。
“那些狗娘养的，只能算是牲畜。”田烈武低声骂道，“我也想把他们全宰了。但若是你和李浑那小子不把我迷倒，这事我却不会做。我这次擅自出兵，是不得已，但我也有自己的章程——当年狄相公昆仑关大捷，今兵部郭侍郎当时在麾下，违令出战，大破侬智高，战后回营请死，狄相公说，违令而胜，是谓之‘权’，这是有功而无过——可就在昆仑关大战前，他还一气杀了违令出战的三十二名将校！可见军令这种东西，并非一成不变的。当年郭侍郎若是死守着狄相公的军令，昆仑关之战就不是现在这个结果了。所谓的‘名将’，是要知道审时度势，要有敢承担责任的勇气——郭侍郎明知道狄相公军令甚严，他违令出战是可能要被处死的，却行之不疑，我当年听司马纯父先生讲到这一段时，心里便甚是佩服。我虽然不敢比郭侍郎，但也不是不知轻重的人。我以一个小小的捕头，受学士知遇之恩，又幸得皇上的恩宠，能有今日之出身，以前是想都不敢想的。我要是只计较自己的官位和身家性命，不顾国家安全，不顾百姓死活，我便是个小人了。但是，这样的事情，毕竟是违令。一个人，若是凭着自己的才智，视军法为无物，也不会是正道。二公子，你想想，若是郭侍郎违令得胜后，便不知收敛，视主将的军令为无物，那他还算是‘名将’么？‘权’这种东西，智者不得已而用之，若是经常用，便不能叫‘权’了。越是名将，用‘权’之时，便越谨慎。否则，军中岂不乱套了？若是恃智而妄为，那我们和雄武二军那些畜生相差也只有半步之遥了。”
田烈武的话，似是谈心，又似是劝诫，每一句都打在唐康的心中。他望着田烈武，心里隐隐感觉他这个弓马老师，实是大智若愚。
“所以，若是我，我心里再恨那些畜生。我也不会允许我的部下去做那种事情。那是卫尉寺的事情。我擅自出兵平叛，是不得已，是用‘权’；可是我若去擅杀那些畜生，我就是滥权。”田烈武回视着唐康，忽然微笑道：“但你这样做，我还是要说你做得对。”
“为什么？”
“我说不清楚。”田烈武摇摇头，笑道：“或许是我心里虽然明白不应当擅杀那些畜生，可是却又极想把他们全宰了。你做了我想做又不敢做的事情。或许，是看到你这么同情那些无辜的百姓……”他沉吟了许久，仿佛不知道该怎么样说，半晌，方敛容道：“有些话……”
“田大哥但说无妨。”唐康仿佛又回到了当年在石府田烈武教他弓马骑射的日子。
“这样的事情，做了便做了，后悔是没用的。但若是能逃过这一劫，以后二公子须多思量些。像我这样的人，资质有限，守经而不犯错，循规蹈矩，不是难事。但是对聪明人来说，循规蹈矩往往是最难的。不守规矩做了一件事是对的，做了两件事是对的，做了三件事也是对的，但不是说会一直对下去。只要错上一件，便会后悔莫及。因为这样而走上邪路的，古往今来不知道有多少——人极奇怪的，郭侍郎违令立功，人人记得；可是之前违令出战大败而回的三十二将校，却没几个人能记得住。我记得有一回我见学士，学士正在练字，他拿给我看，写的是‘毋作聪明’四个字，学士告诉我，那是《尚书经》里面的话，我当时很奇怪，都说聪明好，为何圣人反说‘毋作聪明’呢？学士说，因为越是聪明人越是容易自以为聪明，就越是容易惹出大乱子来。自古以来，所有的大乱子，都是聪明人惹出来的，越是聪明，惹出来的乱子越大。所以，他写这几个字，是想提醒自己，不要自以为聪明。”田烈武说到这里，笑道：“学士和我说过的话不多，人人都说他是天上的星宿下凡，他和我说过什么，我回去以后都会写出来，时时读，每次都能悟出些道理。象这段话，当时我一点也不明白。后来听人说书，讲典故，我留心对照，越往后便越明白这是至理名言。象学士那样星宿下凡的人，都害怕自作聪明……而且，聪明人易遭人嫉恨，往往也是因为不爱循规蹈矩……”
田烈武这辈子没和人说过这么多大道理，但他与唐康亦师亦友，当年感情也是极好。他是很重情义的人，这些日子看唐康的行事为人，又觉得这些话如鲠在喉，不吐不快。只是自从再会之后，唐康给人的感觉，表面上看起来亲切平和，但骨子里却有点高高在上，他一直寻不到机会开口，这时终于有机会一口气说出来，竟是感觉如同去了一桩大心事。可是同时心里又感觉有点惶恐——唐康有石越这样的义兄，这些粗浅的道理，哪里还需要他来说呢？
“田大哥……”唐康一生自负才智，外谦而内傲，加上结交的又都是一等一的人物，因此便常常看不起普通人，也常有一种“礼法岂为吾辈设”的自傲。此时在这前途未卜之际，听了田烈武这一席话，竟猛然觉得自己这十几年来有多么的可笑！
第七节
大宋东京与西京之间，除了有汴河、洛水的水道外，还有槐荫森森的官道相连，交通颇为便利。然而便利有时亦可成为烦恼，金兰算得清清楚楚，唐康的上一封信是他还没到洛阳时派专人送回来的，自从打发了那个下人回去复命后，便再也没有信件送来。无论是石府还是文府，唐家还是桑家，竟是没有一个人知道他到了洛阳后，走的是哪条道。她估算时间，这几日间唐康便应当到汴京了，只得用傻办法，分别派了人昼夜轮换守着每一条道路，每一个渡口。虽明知这样也没什么用处，但是对于亲人来说，若是什么都不做，却实在不能心安。
接连几天，打探的人都没有看到唐康一行的踪迹，文氏与金兰几天几夜都合不了眼，心里面患得患失，也不知道是该盼着他快点到好，还是希望他慢点到好。两人眼巴巴盼着唐康回京，眼见着他就要升迁，一家人又可以团聚，却不料中途出了这么一档事，真是祸从天降。初听到这个消息，文氏几乎吓得六神无主，不知如何是好。到底还是金兰能拿得定主意，她和文氏商议后，二人分别去石府与文府打探消息；因唐家在汴京主持生意的是唐康的一个堂兄，难以应付这样的局面，又遣了人快马去杭州报信。但文氏与金兰各自打听了消息回来后，二人一对口风，才知道唐康这祸事闯得着实不小——擅调禁军倒也罢了，唐康竟然不请旨诛杀了七千余名已投降的叛军！文氏是名门高第大家闺秀出身，平生见过的人加起来只怕也没有一百，根本不知道七千人是什么概念，不知者无畏，倒也罢了。金兰听了，当时便倒吸一口凉气，几乎被惊呆了。但她一回过神来，便立即与文氏商议了，叫文氏每日回去求她父母向文彦博说情，自己则除了陪姐姐金芷外，每天免不了都要跑几趟石府与桑府——金兰在宋朝这么多年，早已是个汴京通。她平素虽然也有许多交好的闺中密友，但到了这时节，她若自己去行走，便太招人耳目。反倒是桑充国夫人王昉，不仅清河郡主与她是多年好友，甚至连当今的宰相夫人方氏也甚敬服她——金兰心里也清楚是什么人掌握着唐康的命运，无论是清河郡主还是方氏，其实也做不得多大用处，皇帝、太后再宠爱清河，也不会允许她干政；而吕惠卿的家法是极出名的，这样的大事，方氏就算有心帮忙，也根本说不上话。但明白归明白，涉及到的人一旦是自己的丈夫，再理智的人也控制不了要去做，仿佛只有这么做了，才能让自己稍稍安心。她心里只能是抱着一丝侥幸，自己在清河郡主面前始终说不上什么话，若是王昉能让清河在太后或皇帝面前美言一两句，或许便是另一种结果——毕竟在宫中各种各样的请托，也是从来没有杜绝过的。
但是，即使做了这一切，对于聪明练达的金兰来说，终究是不能做到自欺欺人的。她根本骗不了自己——唐康的升迁曾被汴京的官员们视为石越东山再起的预兆，人人都认为皇帝可能又要重用石越了。明白这一点甚至不需要任何政治洞察力，只要数一数学士巷前马车的数量，便可以看得出来。可石越的东山再起，却一定会让吕惠卿感觉到威胁，每一件可以利用的事情，吕惠卿都不会放过，更何况这次唐康简直是将天捅了个窟窿！
“虽说擅调禁军平叛犯禁，可毕竟也是为了朝廷，官家应当不会怪罪吧？”
“那些叛卒按律令也是应当处死的……”
对于文氏织造的种种为唐康开解的理由，金兰只能默默地苦笑。她不愿意再去给她增添无谓的压力，如文氏这样的名门闺秀，真的是已经做得足够好了。但是，金兰却找不任何理由来宽慰自己——自古以来，对于身居高位者来说，除了做事的内容外，做事的形式也是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
“还是没有官人的消息么？”眼见室中那座珍珠座钟的时针不可避免地指向酉正，沉闷的钟声随之响起，金兰忍不住扭过头来第三次问道。
侍婢摇了摇头，低声回道：“还没有。”说完，她微微抬头，看了一眼金兰，轻咬下唇，又安慰道：“夫人，或许明天便有消息了。”
失望再一次占据了金兰的内心。她沉默了一会，忽然站起身来，道：“去桑府。”
早在几年前，桑府就从潘楼街搬到了咸宜坊附近，这里不比潘楼街那种商业区，咸宜坊与董太师巷一样，住的全都是大宋的皇亲国戚与达官贵人，当今皇帝的四弟赵頵，王府便在咸宜坊第一区。而四王府的正对面，此时也正在大兴土木，这是官家在给雍王赵颢兴建王府——路过咸宜坊第一区时，金兰透过马车车窗看了未来的雍王府一眼，嘴角边闪过一丝冷笑。
当今对这位“贤王”的“宠信”与“友爱”，实在令人唏嘘，以前金兰所见所闻的宫廷斗争，要么便是如辽国一般赤裸裸地拔刀见血，父子兄弟手足视同仇雠，不杀个你死我活血流成河便决不罢休；要么便是如高丽一样，虽然同样是仿若不共戴天，但只要不造成明目张胆的威胁，最多便“只是”强迫诸王子
